生命拔节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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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1月27日，我出生在河北省广平县。我父亲是县中心学校的教师，母亲是农村妇女。他们为我起名叫“瑞红”，希望我为这个家庭带来红色祥瑞，却不知道从我降生起，命运就蒙上了一层阴影。

一

在我的记忆中，3岁那年冬天一阵钻心的疼痛至今还是那么清晰。

那天我蹲在院子里玩，母亲走过来想拉我起身回家吃饭。就在她拉住我胳膊的一瞬间，我的骨头发出一声闷响，当时我只觉得被母亲放开的左手臂垂了下来，手心顿时冰凉，每根手指都感到不可言说的麻木和肿胀。一阵剧痛袭来，我浑身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脸色也变得惨白。

母亲吓坏了，失神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发疯似地抱起我就往县医院跑。检查结果，让母亲大吃一惊：我的左臂骨折！

医生用力地把我垂下的胳臂拉伸，弯曲，再拉伸。剧疼让我大脑晕眩，最后吐光了胃里的食物。当医生为我上好夹板时，我已经哭哑了嗓子，瘫软在母亲怀里。母亲非常内疚，埋怨自己干惯了农活，手粗力气大，让这么小的孩子遭了大罪。

这是我记忆中的第一次骨折，我们一家人都把它当作是一次意外。

一个月后，骨头刚愈合的我被母亲抱去医院拆夹板。我害怕穿白大褂的医生，怎么都不肯坐到医疗室的椅子上。母亲只能强行抬起我的双腿，就在这一瞬间，又是一声闷响！我“哇”地一声惨叫，左大腿骨当场骨折！

“这是怎么回事？”母亲一下慌了神。亲眼目睹这一切的医生紧锁眉头：“带孩子去大医院检查一下吧，看来她的问题不是骨折这么简单。”

母亲连夜带着我赶到了石家庄人民医院，医生为我拍了片子，最后诊断为“先天性骨质胶原合成障碍”。这是基因变异引起的一种罕见病，也被称为脆骨症，患病率仅为万分之一，患者的寿命一般不会超过12岁。医生的诊断，让母亲愣在了原地。

年幼的我还不知道，这次接骨手术将成为我心中无法抹去的战栗。我被固定在医院冰冷的手术台上，一台大机器压在身体上方，我感觉有很多双手在使劲拽我的腿。疼痛和恐惧充满我的心头，我用尽一个孩子所有的力气来挣扎，整个医院都能听到我声嘶力竭的呼喊：“疼——妈妈——疼！”

本来折成两截的大腿，在一群医生的手里竟然断裂成了三截！医生无奈地解释：“这孩子的脆骨症非常严重，如果按照正常的接骨手术来处理，很容易在接这一处骨时，又牵扯到另一关节，再次造成骨折。以现在的医疗水平和条件，这种现象很难避免。”医生不敢贸然进行手术了，只能放弃。

赶来的父亲听说了我的情况，一把抱过我说：“我们换家医院，一定会有办法的。”一连去了3家医院，医生都拒绝为我接骨。父亲不甘心，还想再换家医院，却被母亲一把拦了下来，她异常冷静地说：“哪里都别去了，我们回家，我自己为女儿接骨！”

父亲一听，瞪起了眼睛：“你疯了吗，你以为接骨和种地一样简单吗？”母亲的眼泪“哗”地一下涌出来：“我没有疯，孩子以后会经常骨折，不可能每次都抱着她到处求医院接收，她经不起这样的折腾。孩子是我的骨肉，我知道轻重。”

当晚，母亲抱着我走到柴房，在柴堆里翻找出几根长竹板。“用这个试试，我看医生上次打的夹板就是这个样子。”母亲又将一件旧衣裳撕成长条，然后摊开一块棉布，把我轻轻放到床上。

我有些害怕，抓着妈妈的衣服不放。“红儿，别怕，让妈妈先看看。”母亲温柔的语调让我松开了双手。她用手掌缓缓托起我的左腿，可即便动作再轻，只要她的手稍稍一抖，我就会发出惨叫。

母亲屏住呼吸，极力控制着微微颤抖的手，以极其缓慢的动作用棉布把我的左腿裹了起来。母亲满头大汗，却仅仅完成了接骨的第一步。接下来该怎么办？母亲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仔细回忆着医生的操作，接着将竹板沿着我的腿在棉布外排了一圈，然后用另外一条棉布一圈圈裹在外面。

“妈妈，轻点……”我哀求着。母亲只能放慢速度，慢一点，再慢一点。

做完这一切后，母亲虚弱地瘫倒在床边，汗水和泪水顺着脸颊滴答到地上。

二

第二天一早，母亲找来村里的医生。医生看了看我的腿，摇摇头说：“这样怎么能行，孩子的腿没有消毒，你操作时不是在无菌环境，孩子断掉的骨头也没有正位，万一没有处理好就可能压迫到血管或神经，弄不好会丢命的。”

母亲的脸色骤然惨白，她求医生帮着重新弄一下，但医生急忙摇头：“万一接骨时再次骨折，我担不起这个责任啊。”

医生走后，母亲呆坐在床前苦想，医生说的问题该怎么解决呢，万一真的感染了该咋办呢？半晌，母亲的脸上浮起刚毅的神色，她决定重新为我接骨。

母亲把几根长竹板用菜刀剁成几截，然后用刀把棱角削平整，又找来旧衣服认真地裁成同等宽度的布条。接着，母亲将竹板和布条分别洗干净，然后放到蒸笼上熏蒸、晾晒。利用晾晒的空闲，她开始收拾屋子，一遍一遍擦洗，让屋里一尘不染。原来，母亲用自己朴素的思维去打造一间山寨版的“无菌手术室”！

在我眼里，这样的手术室虽然简陋，却让我不再恐惧。

母亲站在“手术床”前，找来一把剪刀，在火上烤了一会儿，又用酒精将剪刀擦了一遍，然后小心翼翼地帮我解开裹在左腿上的一层层棉布。当腿露出来后，我看见母亲的眉头皱了起来。果然，骨折处已溃烂，出现了感染现象。

母亲赶紧打来一盆盐开水为我擦洗，然后又用酒精给腿消毒。当酒精刺激到溃烂的伤口时，我忍不住龇牙咧嘴地哼哼，母亲不停地用嘴为我吹风，希望可以有减痛的效果。

母亲不懂正骨，她只能根据自己的理解，试图把我的腿撸直。我的腿一碰触就会钻心地疼，母亲一边给我撸腿，一边用说话来分散我的注意力：“红啊，你猜隔壁家的黄狗下了几只崽？”在聊天中，我的疼痛似乎减轻了不少。

随后是漫长的等待腿骨愈合的日子。一个月后，我腿部的肿胀和疼痛还真的消失了。这天，母亲决定给我拆掉夹板。拿起剪刀，母亲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因为她压根儿就不知道夹板下面我的腿是否真的愈合了。

当棉条和夹板一层层被解开，露出一截比骨折前还要白嫩的大腿时，母亲眼里流出泪水，她激动地对我说：“红啊，成功了。咱不怕了，以后都不怕了。妈妈能给你接骨了！”

是啊，这次“手术”的成功意味着我能拥有一间“专属手术室”，我再也不用担心骨折时没有医生愿意接治我，母亲就是我的移动生命站！

骨头愈合后的时光，总是那么短暂而珍贵。不到半年，我又因为掰一块烧饼而导致上臂骨折。虽然我和母亲都不像从前那样惊慌，但每次接骨都有引发全身骨折的风险。

母亲与我约法三章，没有她的允许，我禁止出门。但我毕竟是个孩子，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渴望。看见我每天趴在窗口往外张望，母亲心里不忍，找来了一个像书包一样能背的木箱，把消过毒的竹条、棉布、剪刀等“手术必需品”一一摆放整齐。为了防止我摔倒，母亲又给我买了一辆童车。天气好的时候，母亲就背着大箱子，推着小车带我出门。自此，我走出了屋子，认识外面的世界。

母亲为我接骨的经验越来越丰富，她能以最快的速度判断出骨折部位，然后进行相应处理：前臂骨折需要固定掌侧和背侧，然后用三角巾将前臂悬挂；小腿骨折需要将夹板固定在腿外侧，脚部用“8”字形绷带固定……每次“做手术”时，母亲都会边做边跟我讲解。

三

我9岁那年，母亲将我送进学校读书。虽然学校离我家不远，但那时候我已经身高1.1米，体重也有30公斤。每天，母亲都抱着我奔波在家与学校之间，一天要跑3个来回。

因为不方便上厕所，每天我都尽量少喝水甚至不喝水。因为口渴，我的声音沙哑，嗓子眼肿得难受，嘴角翘起了白皮。母亲知道后，买来一个盛水的大杯子，让我带水上学，鼓励我多喝水。她则利用干农活的间隙，赶到学校，把我抱到厕所。

我在上学——骨折——接骨休养——再上学的轮回里，努力成为一个优秀的人。

1997年中考，我在东梦古中学300多名考生中，以总分645分、全校第5名的成绩考入广平一中。广平一中距离我的家相距10里远，母亲再也没有能力抱我了。

难道就这样放弃读书吗？十几年来的生活片段，在我脑海中像放电影一样闪现着：母亲拼尽全力地为我手术、送我读书，绝不是为了让我仅仅活着，而是要让我活得有意义，活得精彩……

我无所畏惧地开始了自学读书，用3年时间学完了高中课程。我还对写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报刊上陆续发表了一些文章。

2003年，我再次对自己发出挑战，报考了北京大学心理系自学考试。从2003年10月到2005年5月，仅用一年半时间，我通过了自学考试的全部课程，成为那一届第一个毕业的学生。之后，又经过3年的刻苦学习，我先后获取了国家心理咨询师三级、二级资格证。

2009年，我加入北京“瓷娃娃”协会，为全国10万脆骨症患者提供帮助。此时的我，已不再畏惧骨折，在我看来，骨折的声音也是我生命拔节生长的声音，两种声音融为一体，无法分割。

就在我用一个一个成绩回报这份深沉的母爱时，母亲却因常年劳累而病倒了。那天中午，母亲在干活时突发脑出血，她疼得在地上打滚，不停地揪着自己的头发，痛苦得脸都变了形。母亲用微弱的声音对我说：“红啊，妈这个病没谱，可能说走就走。妈妈以前给你接骨时教你的手法，你都记住了吗？”我“哇”地一声哭了起来，此刻才真切明白母亲过去反复教我接骨方法的良苦用心。

也许是上天怜悯操劳一生的母亲，3天后母亲脱离了生命危险。

母亲的这次劫难，让我萌生了写一本自传体小说的想法，我想记录一个脆骨症女孩的生活，只为铭记我走过的岁月和得到的爱。

为完成这本书，我在北京租了一间不到8平方米的小屋进行写作，每天只休息4个小时。2012年5月，15万字的小说《玻璃女孩水晶心》终于完成，并顺利地出版发行了。

在新书会上，我告诉读者，这本书是我送给母亲的最好礼物。在我33岁的生命中，是母亲帮我战胜病痛，给我勇气，让我原本疼痛的人生拥有幸福。

长夜未央，有庭燎之光，照亮我未来的路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