虱子的梦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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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雅，张爱玲的美国老公，1967年去世。这对于张爱玲，不只意味着十年婚姻的终结，还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的起点她就此开始了离群索居的生涯。

之前，她也不是个热闹人，但没有那么极端，不跟人见面也罢了，电话接不接，也得视她心情而定，信件常常过了很多天才拆，仿佛拆一封信，都是沉重的精神负担。

因为频繁搬家，她常常要求助于一位名叫林式同的律师朋友，张爱玲对此人也不肯网开一面，她固执的坚持让一件小事也变得麻烦，好在林律师推崇古典的侠义精神，对这位形单影只的“弱女子”充满慨然的同情。

这是一个原因，另一方面，林式同的“慈悲”大概也来自于“懂得”，和张爱玲直接打过交道的他可能知道，张爱玲的孤僻，并非出于骄傲，而是恐惧。

都说胡兰成使张爱玲萎谢，一个小人真的能给人致命的打击吗?张爱玲后来给朋友的信里，说起他，有着从头到脚的鄙夷，假如这个态度是真实的，那么，她就可以像掸指甲屑一样把他掸掉了。改变了张爱玲的是赖雅。赖雅是个好人，“痴爱”她，也为她所爱的人――他去世多年之后，她还在自己的名字前面加上他的姓氏，但正是这样，她心中的阴郁更难消解。

十年婚姻，前五年虽然靠她挣钱，但赖雅给了她除许多的温暖与爱之外，还帮她解决诸如做家务跑邮局之类的琐事。后面五年，赖雅倒下来了，不断中风，跌跤，摔断腿，直至卧床不起，要“低能”的张爱玲来照顾他。

那一定不会是快乐的事，身体的拖累之外，更有精神上的重压，张爱玲说过女人要崇拜才快乐，习惯于将自己置于谦恭的下方；张爱玲还害怕弱势群体，最怕别人对她有所诉求，当年给黄包车夫小费都惶恐不安，怕看见对方的眼睛。现在，是她觉得应该仰望的丈夫变成了弱势群体，身心俱疲的一刻，一定会生出一些嫌恶来吧。这种嫌恶，却不能像当年在香港对待伤患那样理直气壮，因为，她的心中，其实是住着一个像《多少恨》里的虞家茵那样善良仗义的女人的。

她会自责，这自责又会转化成更深的怨恨，恶性循环中，她对于赖雅的感情也变得千疮百孔。

如此的挚爱，尚且生出各种磨难，那么，人与人之间烦恼是注定的，再有交汇又何苦来哉?她于是闭门谢客，对于人与人的交往丧失了信心。

不料，她能拒绝人，却不能拒绝虱子。张爱玲的晚年，老觉得住处有虱子。她平均每个星期搬家一次，她还考虑过搬家搬到沙漠里去，也许那里可以躲避虱子。

从少年时起，张爱玲就对虱子这东西印象深刻，少作《天才梦》里便有令人惊艳的警句：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那年在台湾，她还发现了虱子的同类――臭虫，并写进文章中。引起王祯和的抗议。台湾真的有臭虫吗?我的疑问无关台湾实际的卫生状况。而是根据张爱玲晚年对于虱子的疯狂逃避，无法不怀疑，那些臭虫和虱子一样，巢穴在张爱玲的内心。

虱子、臭虫这样的小生物，杀伤力有限，被咬上一口也不太疼，只是痒，还觉得脏。它象征着人与人之间鄙俗琐屑的纠葛。说不出口的细碎烦忧。张爱玲一辈子都怕这个，这种恐惧深入骨髓，她再搬家，也搬不出自己的内心。

那年五祖让诸门人做偈，最被大家看好的神秀苦恼了几日，在粉壁上写道：身是菩提树，心为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

五祖看了，说这个偈子还在门外，没有到门里。

那个初来乍到被打发在后院劈柴的惠能。也做一偈，道：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五祖知道他悟了，就将衣钵传给了他。

张爱玲虽然有旷世才华，但离伟大尚差一步，原因大概也就在于她“时时勤拂拭，勿使染尘埃”。东躲，坚壁清野，却越发感觉虱子的存在。虱子可以放掉她，但她能放下虱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