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语言与社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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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语言是社会的，也是空间的。空间通过某种关联将个体联系起来，并且通过不同的形式向人们传达不同的感受、指引或约束；空间的行为都包含了某种程度的交流，又反过来影响人们的生活。本文以空间语言为切入点，对民国时期宁波公园这一空间加以分析和探讨，以管窥空间、语言与社会文化的关系，并侧面反映近代宁波社会的变迁的侧面。

关键词：空间语言 符号 空间 社会文化 公园

一、引言

语言与空间是密不可分的。“任何存在于空间中的物质和行为，都有属于自己的语言方式，以进行交流或是传递信息。因此，空间的本质是交流最基本和最普遍的形式。而空间中的任何物质和行为都是空间语言的物质载体。”[1]（P95）空间语言是人们利用空间表达某种思想信息的一门社会语言。霍尔指出：“空间也会说话。”[2]（P125）空间规划、内部建筑、物件位置等都可以成为语言来进行表达指示对象、概念和意义的载体，这往往是有声语言无法实现的。“当一个空间被围合出来的时候，我们很难用文字或是其他的手段告诉人们这座空间的意义，只能使用空间的语言。”[3]（P9）近代城市公共空间因被赋予了一定的文化内涵，从而能够向人们传递特殊的信息。

二、空间语言与社会文化的关系

“空间语言”是人体对所处空间、距离等的反应与诉求，也可称为“环境语言”，属于无声语言范畴。20世纪50年代，美国著名人类学家爱德华・T・霍尔在《无声语言》和《医学和人类学中的人类形象》等著作中对人类的空间关系进行了详细介绍，并深刻揭示出人类对空间的需求和支配行为。1966年，罗伯特・安德烈在著作《领域要求》中就空间的语言性特征进行了阐述，空间语言逐渐成为诸多学者关注的对象。

空间具有交际能力，引入空间语言可以让我们更好地表达思想和认识、理解现实社会，“但空间行为只能在与文化的联系中才能反映出来，不存在脱离文化的个人空间行为。”[4]（P73）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指出：“语言的背后是有东西的，而且语言不能离开文化而存在。”[5]从这个意义上看，空间语言具有文化特征，只有以文化为背景才能正确理解人的思想和行为。也就是说，空间语言的表达和运用只有置于一定的文化背景下，才能真正表达人们的心理行为，要理解空间行为――人与空间、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就要了解空间所处的文化背景。

从根本上说，社会“环境是一种潜在的文化现象，任何环境的设计都可能暗含一定的文化理念和交际观念。”[3]（P9）空间文化是空间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空间语言与社会文化是彼此关联密不可分的。借助空间语言，我们可以看到近代宁波公园是如何向人们表达语言信息的。

三、空间语言视角下民国时期的宁波公园

民国时期宁波公园的出现，首先体现了西方文化影响下人们的空间生活与精神诉求。“从东西方文化对比的角度对空间语言进行比较分析，可以帮助人们进一步关注、了解空间语言”[6]（P76），对了解空间的功能具有积极作用。

在人类对空间的理解中，“天”极其重要，它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表现出一定的差异。在西方文化中，上帝创造了一切，安排了人世间的所有，上帝是无法超越、高高在上的，上帝所处的位置就是天（Heaven）。在西方人看来，天与人是相分离的，但人可以去征服自然，可以超越自然，在性格上表现为活泼和不受束缚，在建筑上表现为突兀、高耸和强调个性的特征。在东方文化语境中，天生万物，人世间一切都是自然的化身，天与人是一体的，所谓“天内在于人，人上通于天”，即强调“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应是和谐的，人不应征服自然，而应顺应自然，在性格上表现为含蓄、内敛，在建筑上表现为“深山藏古寺”的韵味。因此，当两种不同文化发生碰撞时，必然给以人不一样的感受。

霍尔指出，人和动物都有着强烈的领域需求。在西方社会中，对生活的空间诉求必然走向自由和开放，一种免于政治束缚的外在实体――公共空间，而在中国社会中，生活的空间倾向于私人空间，缺乏对外在公共空间的开发，没有摆脱政治束缚的实体。当公园这一具有西方文化色彩的公共性的空间实体出现的时候，对空间的本能性诉求被唤起。清末民初，外来文化影响下的空间建筑逐渐被接受，加之政治教育对空间的影响，公园逐渐兴建起来。因此，民国时期宁波公园的大量出现，实际上是外来文化影响下对自我生活空间的一种反思和对新生活空间的诉求。一如人们所言：“东西各国，无论城镇乡市，莫不有公园为憩息游览之地，而城市繁盛之区，尤多建公园。”[7]

按照空间语言的说法，固定空间的布局具有一定的选择性，是人们意识的产物，代表了某种非言语意义。认识中国空间的建筑布局需要结合“风水”。建筑大师贝聿铭说过：“我不懂风水，但是我相信风水是有它的道理的。”[4]（P73）在城市里，地理位置最佳处位于城市中心，也是政治权力的核心位置，在这些地方多为政府所在地。因此，在人们意识中，这些位置就代表着城市这一空间范围内最优最佳之处，占据此位置就代表着一种身份。随着清王朝统治的解体，这些地方多被改建成公园这一公共性空间。从民国时期宁波公园的建设来看，宁波府衙及属地县衙大部分都被改建成公园。因此，这些核心区域内公共空间公园的出现揭示出的是，市民主体地位的提高，公园空间代表的政治等级身份的弱化及市民活动公共空间的扩大。原本私人性质的空间向公共性空间的转化体现了人们的开放性。选择核心区域建筑的公园正是空间语言的选择性所在，是空间要向人们传达的意义。

人与空间、人与人的距离是空间语言的重要内容。空间中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指示人们的关系远近，“身体的空间性不是如同外部物体的空间性或空间感觉的空间性那样的一种位置的空间性，而是一种处境的空间性，即人在空间所能传达的意义。”[8]（P137）就民国时期宁波公园看，公园内女性的出现，以及男女交际活动的出现，最能代表公园这一空间所能向我们传达出的历史信息。传统社会中，受“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男女授受不亲”的思想观念束缚，女性很少有公共的活动空间，更不可能有太多的男女交际活动的发生，多处于封闭的空间内。而近代公园的开放性、大众化和平等性为女性空间的扩展提供了平台。时人描绘民国时期宁波公园内“红男绿女，肩鬓相磨”“绿绿的树荫下，坐几个伴侣谈谈笑笑”“红男绿女顾盼情话”。公园内女性出现的意义在于，传统女性观念被打破，女性从束缚走向解放，女性地位提高，男女平等和社会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