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偏见 再现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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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读《楚武王》，颇有感于作者刘保昌的民间立场：对于一生征伐不服、开疆辟土的楚武王熊通，作者并未将其置于高高在上的地位，而是详写其“祝融九式”的武功、出生入死的短兵相接、厮杀战场的快意恩仇和江湖儿女的侠骨柔情。楚庸大战中，未遇敌手的熊通在格杀庸将时充满“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悲悯情怀；与斗伯比议论楚国局势时的熊通，展现的不是政治野心而是年轻人的豪迈与激情；面对他曾寄予厚望却最终反叛的斗缗，熊通更多的不是愤怒而是伤心，等到斗缗因不甘被俘而自杀，熊通又暗生惋惜之心。正是在这些注重日常生活情感的描写中，作者为我们还原了一个有血有肉的楚国英雄。

民间立场赋予了《楚武王》通俗易读之风格：故事伊始，一片喜庆祥和气氛，西河关正在举行“尝新饭”的秋收仪式，房陵粮仓堆得满山满垛之时，突然遭遇庸军突袭，开启了一场恶斗。一边是战场厮杀，一边是熊通在庸国历险，琴伯报恩、卢妫杀奸、攻破上庸城，高潮迭起。随后斗伯比因与郧国公主姬荷私通有孕而被郧国羁留，熊通为救斗伯比一家，让人假扮老虎奶养被郧国夫人丢弃的姬荷之子，使郧国夫人认为此子命贵，同时施以征战压力，迫使郧侯同意了这桩婚事。武云纵卷入楚国和随国之争，为保自身，设下计中计；斗仲比为逃出楚国，在北口镇恶霸黄粱宅第连杀五名武师，自己伪装成第六具中毒身亡的尸体，被围攻官兵送出关外；月容为报情仇，修炼巫术，在熊通最后一次征战中将其刺杀……这些情节，具有鲜明的民间话语特征，追求通俗性、戏剧性，跌宕起伏、引人入胜。

但民间话语的讲述，并不只是为了增强小说的可读性，《楚武王》也绝非一部简单的通俗小说。民间立场的选择，某种程度上使《楚武王》避开了“厚诬”或“粉饰”的历史小说写作困境。《史记・卷四十・楚世家第十》中记载：“冒弟熊通弑冒子而代立，是为楚武王。”小说在讲述这一情节时，既未站在历史正统的角度对熊通进行道德批判，也未对之进行掩盖修饰，而是写出了熊通虽有报国之心、却因冒之弟的身份处处受牵制的深深无奈。冒突然离世，熊通被卷入成秋山、风烈与斗氏一族的争斗，非生即死之际，熊通自立为新君，成为早期楚国求生存的历史选择。

从更深一层的文化追求来看，民间写作更是作者煞费苦心的一种叙事策略。作者在后记中说：“真正的写作冲动，还在于为楚人和楚王‘正名’。因为在既有的历史文献、文学创作中，楚王都被丑角化、妖魔化，几无例外，其根源在于‘中原正统’史观。戴上‘中原正统’的有色眼镜，则楚人莫不沐猴而冠，楚王莫不小丑跳梁。”那么，如何摘下“中原正统”的有色眼镜？作者选择了一条最为直接也最为有效的路径，就是深入楚人的日常生活，从民间话语形态中寻找楚文化最原初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民间的传统意味着人类原始的生命力紧紧拥抱生活本身的过程，由此迸发出对生活的爱与憎，对人类欲望的追求，这是任何道德说教都无法规范、任何政治律条都无法约束、甚至连文明、进步、美这样一些抽象概念也无法涵盖的自由自在。”[1]例如小说多处描写男欢女爱之事，甚至是“钻野林子”、婚前放荡、未婚先孕，初看似乎惊世骇俗，实则写出了春秋早期楚人感应自然的风俗文化。再如中原史学家们多称熊通“好战，有僭号称王之志”，实际上在弱肉强食、列强环饲的春秋早期，熊通的征伐攻掠，恰是楚人积极进取、追求发展的必然选择。细读小说，我们可以从其民间叙事中挖掘出多元化的早期楚文化精神：

筚路蓝缕、自强不息之精神。《左传・昭公十二年》记楚灵王时右尹子革说：“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左传・宣公十二年》记：“训之以若敖、冒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自熊绎以来，筚路蓝缕、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一直是楚人安身立命之本。《楚武王》详写熊通每日操练“祝融九式”、每逢战争必身先士卒、为打造战车自奉节俭、四处征战以强大楚国，无不是为了突出楚武王愈遇艰难愈能激发斗志的昂扬精神。正是在这种文化精神的浸染下，我们未曾从小说中看到任何楚人的懦弱与退缩。斗伯比、斗仲比自小寄人篱下却毫不自轻自贱，而是勤学苦练，终成就了兄弟二人的文武双全；武云纵身陷两国纷争，为保自身，放弃万贯家产，于万般艰险中寻找一线生机；斗仲比为奸人所害，射杀新君熊玄，逃亡郑国，化名祝聃继续大展身手……即便是走上弯路的武云横、阳城铎、斗缗、月容等人，也都在身败名裂之际选择了痛快淋漓的死亡而非苟且偷生。这种一往直前的精神充斥着整部小说，带给读者强烈的顽强拼搏感受。

包容开放之精神。楚国长期处在非夏非夷或亦夏亦夷的地位，民族偏见比较淡薄，民族政策比较开明，对于被灭之国，“楚人的惯例是迁其公室，存其宗庙，县其疆土，抚其臣民，用其贤能”。[2]小说中，监国大夫成山丘、风烈趁冒突然离世之际，欲诛杀熊通、打压斗氏、控制楚国，熊通自立为新君后，并未严惩二人，反而擢升风烈为右将军，以极大的包容心化解恩怨、平息内乱。斗缗因受女惑背叛熊通，斗氏长老斗魁跪地请罪，熊通却朗声到：“此是斗缗个人所为，与长老何干？与斗氏何干？”随后斗缗战败自杀，熊通并未赶尽杀绝，而是将其领地迁到楚国后方，严加监管。这种博大的胸怀和思想，最有助于民族融合和社会发展，正是在这一文化精神的作用下，楚国不断平息内忧外患，强盛兵力、增值财富、扩大版图、繁荣文化，开启了较长历史时期内的丰功伟业。

开拓创新之精神。长期处于华夏与蛮夷之间的楚国，在吸收两种文化精髓的基础上，更致力于独创精神的发挥。熊通自立为王，便是这种精神的最佳体现。据史书记载，楚人虽乐于以华夏自居，但与周王室不合时又会自称“蛮夷”。楚君中自称“我蛮夷也”者共有两位，一是熊渠，一是熊通，前者意在“不与中国之号谥”，后者意在“请王室尊吾号”。可见其目的并非自贱身份，而是要与周王室分庭抗礼。张正明在《楚文化史》中提到，“楚文化毕竟有介乎华夏文化与蛮夷文化之间的主源，即祝融部落集团崇火尊凤的原始农业文化。……楚文化的主源可推到祝融，楚文化的干流是华夏文化，楚文化的支流是蛮夷文化，三者交汇合流，就成为楚文化了”。正是这种开拓创新之精神，使熊通兼修文治武功，开创一代霸业，并由此创立了与华夏类而不同的官制和兵制，建立了一系列国家统治机器，为楚国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开拓创新精神并非楚君专属，而是楚人的共同追求。身为射师的琴青山不仅射艺高超，而且善于根据使用者的个人特点来制作弓箭，甚至创造出常人均可使用的弩机，以壮大楚国步兵实力。对独创精神的推崇和身体力行，正是楚人独辟蹊径、不断强大的文化原动力。

崇尚自然、神秘浪漫之精神。据史书记载，楚人的先祖是祝融，祝融是高辛的火正，生为火官之长，死为火官之神，其在上古时期的主要职责是观象授时，即观测星象的位置来确定农时。这一渊源，赋予楚人较强的崇尚自然精神，加之久居江汉地区，深受南方蛮夷文化熏陶，楚人的精神文化就比中原文化多了一些原始自然气息，并由此生发出近似天人合一的神秘浪漫特征，其最鲜明的体现就是楚人好巫鬼。《楚武王》一开始写秋收时节成年的小子姑娘们夜间“钻野林子”，就是在稻粱灌浆、成熟收割的季节，两情相悦的男女通过模拟阴阳交感来取悦、感谢上天，从而有助于丰收。至于楚国云梦会，更是东周时代被楚人所称道鼓励的“顺应天时、和谐阴阳”之行，斗伯比和姬荷之子斗谷於菟，便是这一盛大春会的结晶。若以中原传统的道德准则来看，这种行为显然有悖伦理，但作者遵从早期楚文化精神缓缓道来，却尽显其合情合理。

当然，民间本身具有藏污纳垢性，遵从民间立场，便无法回避早期楚文化的多面性。如楚人好巫祀，熊绎对周天子应尽的职责里面就包括祭天和卜筮，而且史书记载“楚人以‘淫祀’著称”，尤以民间为盛。《楚武王》没有掩饰这一风俗，却巧妙地将其置于个人的爱恨情仇中，熊通的偏夫人小致为求身孕与巫瑞私通，被熊通逐出家门，熊通为此斩杀二十多名大小巫师，遏制了楚国民间的淫祀、崇巫之风。可见，楚人对鬼神巫术之事并非完全信任，张正明在《楚文化史》中说，楚人对鬼神的态度是事鬼敬神而近之，认为鬼神是可亲近的、知情识理的，鬼神的指示未必都正确，人若觉得不妥还可以请鬼神重新指示，若有足够自信就更不必处处求教于鬼神。年轻力壮时期的熊通有着强大的自信，一切依靠自己的力量，打压了巫术占卜通鬼神的风气，但年老体衰以后的熊通又对巫术有所信赖，以至于险些被蓄意报仇的女巫灵仙杀死。这些情节的设置，与楚人对待鬼神的态度颇为相符。

陈思和在《民间的还原――后文学史某种走向的解释》一文中提到，所谓的“民间立场”有两种，一种是完全遵从民间的话语形态来观察、表达和描述民间生活，另一种是从知识分子的角度介入，却以平等对话的态度展现出民间自在的生活状态和审美趣味。《楚武王》的作者选择了第二条路径，他一方面坚守着精英分子的“历史真实”创作精神，对楚国的历史文物、制度风俗进行深入研究，力求在硬件的“逼真性”上还原历史，并不时介入小说叙事，对楚风楚俗和楚武王进行评价，力求摒除中原文化和传统史学家们的偏见。另一方面，作者并未用知识分子的话语霸权对历史人物和事件进行修剪，而是通过人物形象、故事情节和习俗风景本身的魅力来吸引读者，还原出真实的楚国风貌和楚国文化。正是在这种精英情怀和民间立场的双重结合中，作者为我们创作出这样一本融历史厚重与通俗易读为一体的《楚武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