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与杂文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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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第一篇杂文是批的，叫做《该往哪里摆》，发表于1972年10月13日的《福建日报》。此后也曾写过批孔子的杂文，批派性的杂文，批“”的杂文，都带有那个时代的痕迹。真正倾注了我自己的思想与情感并具有保留价值的，大概要从《马屁、奴才及其他》一文算起，这篇文章写于1978年6月，发表在《人民文学》杂志1979年第12期，至今也已三十四年。此文之后，若以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为界，前后的杂文也有区别。前期固然有不少自己满意的作品，我被选入《中国新文学大系·杂文卷》（1976—2000）的三篇文章，都是1989年之前的。但相对而言，我以为后期的杂文比较放得开，比较有深度，也比较厚实。在我的那些杂文集中，我自己比较喜欢的是《老宋杂文续编》与《难易居札记》。

写杂文的人要有点操守与格调。起码，自己不想说的即使已成时尚也不要跟着去说，自己想说的明知相当忌讳也得变着法子说。不为权势所屈，不为金钱所迷，不为世俗所累，不为时尚所困，不为早晚的影子特别长而沾沾自喜，不为中午的影子特别短而耿耿于怀，这六句话，前四句最早出于《老宋杂文》后记，后两句最早出于《杂文学概论》序言。我将此“六不”作为自己的人格追求。

写杂文要有一定的知识积累，要有对现实的密切关注，更要有此二者的交汇。现实能激活自己积累的知识，知识能够加深对现实的思考，此二者在某一节点上的衔接，方能生发自己的感悟，迸发出思想的火花，这是我在创作实践中悟出来的一点心得。有人将没有见识的知识分子称为“知道分子”，我以为有欠斟酌。知道的“道”是大道的道。知“道”并非就那么容易。孔夫子说“吾道一以贯之”，写杂文的人，也要以自己的“道”来贯通古今，融会中外。

我曾说过于我终生有益的两部书，一部是《鲁迅全集》，一部是《纲鉴易知录》。这两部书，都与我的杂文生涯相关。前者使我与杂文结缘，绵绵不断直至于今。后者在一定程度上使我的杂文趋向厚实。退休之后，花时间读的是《论语》、《孟子》、《荀子》以及《礼记》、《尚书》等儒家经典。我在“孔子热”中读孔子，只想有一个自己眼中的孔子，而不再去跟着别人起哄。读书之余写下的杂文或随笔，已有十余万字，或许能编一个特殊题材的杂文集。

人的一辈子很短。早年与有关编辑初次相见，编辑说：“没有想到你还那么年轻。”现在初次相见的编辑说：“原以为你还很年轻呢。”1986年4月，我曾应邀为《福建日报》写过一文，叫做《我以杂文为伴》。如今蓦然回首，却已是生命与杂文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