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洋泾的公共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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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3岁那年，随全家摆渡过了黄浦江，迁居到洋泾从上海人变成了：“小浦东”。直到三十大几我结婚成家在浦江西岸觅到新的住处，才回归于正宗的上海人。在我心目中，一直视洋泾为故乡。但又体会到亨土生土长的“浦东阿乡”有所不同‘产生这样的感觉有多重原因譬如我母亲讲的是一口地道的上海话，我家在浦西有许多亲戚朋友，还有一个显著的区别，洋泾“本地人”信件较少，几乎不使用电话，邮差和公共电话传呼人时常光顾的人家，大抵是从浦西迁来酌。“客帮人”。
那时，洋泾东镇设有一门公共电话，夹在紧密排列 的临街店铺之中，是镇上唯一的一门公共电话。居民同 外界的电话联系，全赖此“一线相通”了。周一至周六 上班时间，电话机旁冷冷清清的，临近黄昏，或逄节假 日，打电话的居民便明显增多，除了“客帮人”与市区 的亲朋通电话外，还有一些赶时髦的青年去凑热闹。
我家住在西镇的中段，西镇有几位服饰奇异的新潮 青年时常去东镇拨打电话，同他们攀识的“上海朋友”聊 聊天，请对方购买大光明影院的电影票，间或相约去淮 海路红房子西餐馆等处聚餐。他们打完电话盾，喜欢一 路上大声炫耀，有意让镇上的居民分享他们申土转洋的 喜悦，因为时常打电话这一行为本身，便足以表明其洋派，何况喧哗声中还夹带着“大光明”、“红房子”之类高贵的洋气。
邻居中使用电话的人家不多。我家在西镇89号庄祥门间内，与十多户人家合用一个门牌号，后门通往有20余户人家的79弄。我依稀记得，在这40余户平时有往来的邻居中，同电话有缘份的仅2户人家。其中一家的男主人有过留学日本的经历，开了一家私人诊所，小有名气，电话多半是病人家属打来的，要他急诊。另一家的大女儿出嫁后居住在淮海中路，供职于广慈医院，从那头打电话过来，较为方便，不外乎询问她父母的健康状况，或者约定回娘家看望老人的时间。我家每月有好几个电话，也算得上是公共电话的常客了。众多亲戚的电话，通常在节假日前打来，邀请我家去浦西聚会。我父亲的两位朋友较为特殊，他们虽然像文化人，却很少写信，不怕麻烦，偏好打电话。
那时在洋泾使用公共电话很不方便。主管公共电话的是一名中年妇女。接到来电，她记下对方的电话号码，或者记下对方关照传达的事情，然后挂断电话，步行传呼，电话机就托给她家里的人代管。她的敬业精神是很令人钦佩的。无论风雨寒暑，她都尽快传呼到位。洋泾一条街，是花岗石铺咸的弹格路，路面狭窄又高低不平，两侧是鳞次栉比的两层楼房，黄浦江的支流把全镇切割为两部分，一座木桥沟通东西镇。大约单程步行10分钟的范围以内，都是电话传呼人守土尽责之地。我家居住的西镇89号临街门面，距公共电话间约5分钟行程，进入89号，还要穿越幽深的老式庭院――头尾是两条阴暗的过道，两个天井、两所客堂、两座后花园交错杂陈，曲里拐弯的，既深长又不易行走，传呼一次电话就够辛苦的了。每逢暴雨，天井积水一尺有余，这也难不倒电话传呼人，她卷起裤腿，赤脚趟水，照样把传呼单及时送到。传呼费3分，后来增至5分。
被传呼的一方同样颇费周折，急匆匆地赶到公共电话处打回电，遇到电话正在使用，唯有耐心等待，轮到拨打回电，还有两道关口，一要接通外线，二要对方的公共电话不占线。由于双方通上电话颇有难度，传呼单多半发挥快信的功能，由电话看管人记下来电交代的事情，再亲手传送到，这样就能免去回电的麻烦。要是被传呼者家里没有人，快信式的传呼单便托给邻居转交，这就不免涉及到现在人们很重视的“隐私”问题，但上世纪50年代还没有隐私观念，代为接受传呼单者，通常会仔细研读这类快信，一般情况下，不至于引起误会或不愉快。然而也有特例。一位姑娘的电话快信多次被他人代收，上面记载着约会的时间地点，署名人却不一样，于是流言不胫而走，使这位姑娘的“生活作风”问题引起人们的密切关注。此后她便没有电话传呼单了，穿着打扮也不再讲究。人们的热心“挽救”了一位姑娘，电话传呼单“公开性”的利与弊也在其中得到了体现。
我与公共电话发生关系，始于10岁左右。有一次，我家收到“马上回电”的传呼单，卧病床榻的父亲命我代劳。面对神秘兮兮的电话机，我紧张极了，试拨几次都不通。看管电话的妇女指点我，要先拨“零”，听到“嘟……”的长鸣声，表示接通外线，然后再拨回电号码。我折腾了一阵子，还是打不通，硬着头皮请她代拨。她不间断地拨弄好几分钟，总算大功告成。此后，我父亲接到传呼单，常常打发我去应付，美言我“能干”，其实是他嫌回电麻烦，，奉送给我一份苦差事。既然拨通电话不容易，我只好拜托那位妇女代劳，这样的拜托持续了好几年。作为回报，当然少不了叫“阿姨”，加上一迭连声的“谢谢”、“勿好意思”。礼貌用语之多，使我简直成了小日本鬼子。
60年代初，西镇也装置了公共电话，而且配备2门电话机，东镇的公共电话由1门增至2门，洋泾镇共有4门电话机，打电话难的矛盾有所缓解。60年代中期以后，人们的社会交往丰富起来，洋泾镇上公共电话使用率大为提高。我的电话集中在我从崇明农场回来休假期间。66届高中毕业生40％分配在上海工厂企业，其余的全去农场。留在上海的同学怀有疚歉之意，觉得由于我们作出去农场的“牺牲”，才有他们进工厂的幸运，因而一旦获悉我们回沪休假，必邀请聚餐，似乎唯有化钱让我们享了口福，才能补偿他们的心理上的不安。于是，我每次回到洋泾，浦西同学的电话就接二连三地来，外出饱餐一顿后回家，时常能收到其他同学的传呼单。电话之于我，相当于美餐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