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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改写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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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严浩的电影作品中,个人命运与时代风云的矛盾纠缠是一贯表达的主题,在时代的风云变幻中个人的命运往往呈现出某种无力和飘零之感。与此同时,严浩电影对于女性的命运尤其关注,影片大多以女性为主要表现对象。然而有趣的是,作为一个接受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严浩对于女性的关注并不是出于纯粹的女性主义立场,在他的电影中女性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和独立抗争往往存在着这样的一个怪圈,即貌似取得了命运的主动权,实际上仍然逃脱不了被强大的男权社会改写的命运。

关键词:严浩;电影;改写

中图分类号:A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9-00-0

香港导演严浩是在香港20世纪80年代初的电影“新浪潮”运动中涌现出来的一名电影作者。严浩原籍江苏,1952年生于香港,1973年毕业于伦敦电影学院,并于1978年开始其电影导演的工作。在严浩所执导的12部电影作品中,本文拟选取其中的6部为主要讨论对象,即《滚滚红尘》(RedDust)(1990)、《天国逆子》(The Day the Sun Turned Cold)(1994)、《太阳有耳》(SunwithEars)(1996)、《我爱厨房》(非常爱情)(1997)、《庭院里的女人》(Pavilion of Women)(2001)和《鸳鸯蝴蝶》(抹茶之恋味)(2004),而摄于1991年的《棋王》由于影片涉及的女性形象不多,故只略作提及。做如此选择原因有三:一是由于上述影片不仅以女性为主要表现对象(《棋王》略弱),而且人物形象丰满,富有特色。二是由于《茄哩啡》(1978)、《夜车》(1979)和《公子娇》(1981)三部与其他的作品在风格和主题上均有显著的差别,而且在艺术上也还比较生涩。在接受大陆学者张燕的访问时,严浩就坦陈,“说真的,《公子娇》不是我想拍的影片,包括《夜车》,甚至《茄哩啡》都不是我想拍的东西……同时又因为年轻,艺术上想得很不周全。”[1]三是尽管《似水流年》(1984)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准和典型的女性形象,但与《天菩萨》(1987)一样,由于版权等问题在内地尚无出版,为求严谨,也暂不做讨论。

在严浩的电影作品中,个人命运与时代风云的矛盾纠缠是一贯表达的主题,在时代的风云变幻中个人的命运往往呈现出某种无力和飘零之感。与此同时,严浩电影对于女性的命运尤其关注,影片大多以女性为主要表现对象。然而有趣的是,作为一个接受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严浩对于女性的关注并不是出于纯粹的女性主义立场,在他的电影中女性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和独立抗争往往存在着这样的一个怪圈,即貌似取得了命运的主动权,实际上仍然逃脱不了被强大的男权社会改写的命运。正如《天国逆子》中母亲的一番感慨:“我这辈子就像只乌鸦,拆了旧窝造新窝,一辈子也飞不出这片林子”。而这个怪圈既来自强大的男权社会,也来自女性自身。而在影片《我爱厨房》的最后一个场景中,女孩Aggie的住处全部使用阴郁的蓝色布光,画面中只有左侧的厨房是温暖的橘色光。当Aggie接受了Louie的爱情,两个人的缺失得以满足时,温暖的光辉从厨房弥漫开来,渐渐驱散了阴冷蓝色,整个画面空间呈现一片祥和。这种光线的变化暗示着没有男人的女人是不完整的,只有男性的存在才构成女性身份的真正意义,也就是说而以厨房为象征的女性身份只有作为男性的庇护与滋养才完成其存在意义的确立。从某种意义上说,男性参与并决定了女性身份的建立,一切试图违反这一秩序者必须要被阻止。因此,严浩电影的女性观既包含了对女性不幸命运的深切同情和独立抗争的赞许,又不免流露对女性与命运抗争历程中所陷入的重重怪圈的深深忧虑,显示出导演自身立场的摇摆和矛盾。

在严浩的这些电影中,女性对于男性的改写并不拒斥,甚至主动迎合男性的改写欲望。而从另一层面上说,之所以有这样的情节设计,正是导演的作为,身为一名男性导演,严浩电影中作如此处理也可以说是男性改写欲望的潜意识表达。

一、爱情标题下女性独立精神的偏离

在严浩电影中,女性对于爱情的执著和追求成为她们自由求索道路上的阻碍。作为肉体关系在精神层面上的延伸,爱情中的女性往往自动地将自己置于男性的追随者地位,因而所谓女性在男权社会中追求独立的个体人格并不能真正实现。

电影《滚滚红尘》中的女作家沈韶华作为一名有知识、有文化,拥有独立的思想和不依靠他人而独立生活的新女性,在爱情面前却仍旧被打回了独立外表下弱者的原形。在第一次与章能才约会的餐厅里,沈韶华把房东客厅里的沙发巾当作披肩披在身上,寒酸却不失优雅。当她的这点把戏被章能才发现之后,她很快将披肩拿下,在一个优越的男性面前坚决地维持自己女性的尊严。然而讽刺的是,当两人的爱情关系确定之后,章能才送了一双以她的经济能力显然难以支付的高跟鞋时,沈韶华欣喜若狂之情溢于言表。摄影机此时用一个特写镜头极尽暧昧地展示了一个男性目光注视下一只穿上了高跟鞋的女人的大腿。按照激进的女性主义的观点,高跟鞋正是男人给女人打造的一双华丽枷锁,套入其中的女人从此变成为男人把玩的对象。沈韶华从拒绝被窥视变为主动迎合男性的窥视,充分说明了女性的自我救赎在爱情中的名不副实。

如果说沈韶华的自我意识是在爱情面前遭受了动摇,那么沈韶华的好友月凤的追求则彻底演变成爱情至上,附带革命的的爱情主义者和伪革命者。月凤最初是以一个投身革命洪流,能认清“拿鞭子的人”的进步女性的面目出现,但是我们很快发现,与其说月凤所投入的是拯救大众的社会革命,还不如说是她个人追随爱情的一次浪漫冒险。当革命者的爱情与救国产生矛盾时,月凤的选择是有着明显的倾向性的,“救国,救国,整天就知道救国,那谁来救我”,这句脱口而出满含怨愤的话语,显然暴露了月凤作为一个革命者的不实本质。由此,月凤的死在电影中被演绎成为了女性独立人格和自主身份追求在爱情面前的一次浪漫殉情。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全片都是从章能才的视角出发,从一个男性的目光审视和想象女性的命运,从一个男性的口中说出几个女性各自的抗争与救赎,那么其中的可信度与客观性本身就是值得怀疑的。因此,在影片的末尾,章在雪地里独行,小小的身影与广阔的雪原形成巨大的反差,暗示着个人在这个大时代中的无力与渺小。这样的处理则是为男性的懦弱与自私寻找到的一个堂皇的借口,从而暴露出导演女性主义立场的不坚定性。

二、被囚与自困的角色定位

无论是“阁楼上的疯女人”还是“大宅院中的女人”都在向我们讲述了女性在男权社会中被禁锢的痛苦境地,因此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对于女性处境的关注和打破禁锢的呼喊始终占据着批评话语的一隅。作为接受西方正规教育的知识分子,严浩导演在自己的作品中也充分表达了他对女性痛苦境地的同情与关注,但遗憾的是,他的同情与关注并不能掩盖它作为一名男性所固有的性别观念,因此在他的电影中,女性虽然一时打破了禁锢,但是最后却又不自觉地自我退缩到男权社会为她们圈定的空间中去。

《滚滚红尘》中的沈韶华是一个典型的被囚禁在阁楼上的“疯女人”,作为一个封建父权专制的受害者,沈韶华具有那个时代弥足珍贵的独立意识和反抗精神。然而当她与章能才互换信物,确立了一种类似婚姻的约定关系之后,她向章能才说的第一句话是:“你累不累,饿不饿?”――一个“标准”的妻子式的问候――丈夫生活的服侍者。尽管在家庭生活中,这样的问候很平常,没有什么特别的,但是导演在这样的情境下设置如此的情节,不能不令人怀疑其中所蕴含的言外之意。在家庭关系中,女性的角色往往被限定在负责一家人的饭食起居方面,在涉及家事之外的事务上没有发言权。她们的才情与智慧在持家中表现出来时才得到男性的赏识,女性自身的价值被牢牢地锁闭在家庭中间,而男性却可以一边享受女性的服侍,一边在广阔的社会空间中实现自己的价值。更值得注意的是,假如这种退避和角色自认是已经具有独立意识和反抗精神的女性自己选择并且乐在其中的话,那么女性对自己的价值认知就成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在《鸳鸯蝴蝶》中,咖啡店老板小雨作为一个21世纪的新时代女性,有知识有文化、拥有自己的事业并且能够不依赖于任何人的独立经济能力。但是影片在讲述她与情人阿秦的相处中,她向阿秦表达心中的爱意的方式与中国历史上任何时代的女性表达的方式都是一样的:每天变着花样为男人做饭烧菜,忍受着男人的挑剔和无理取闹,洗衣服、收拾屋子、早上送男人出门,一整天都在家中等待男人的归来,并且还要忍受着男人的薄情和花心。这种主动迎合男权社会中男性需求的表达爱情的方式是作为男性导演的严浩的男权思想的潜意识表达。

而与“阁楼上的疯女人”相对应,“大宅院中的女人”则恰好与电影《庭院中的女人》主人公吴太太爱莲的处境相吻合。爱莲的觉醒过程并不如本片制片人兼编剧和主演的华裔演员罗燕所说的“是一个传统女性追求精神自由的故事”,①她自己真正意义上的“觉醒”举动只是为丈夫娶了一个小老婆。这是以他人的囚禁换取自己的“自由”,这种自由不可能是彻底的。尽管最后她还是将自由还给了小妾,但那也是在一个代表着文明和智慧的西方男性义正辞严的力争之下做出的不情愿让步。更重要的是,传教士安德鲁传授给她的文明开化不只是启发了她的自由意识,还令她陷入了对另一种权力的依附和迷信之中,心甘情愿地为其代言――她仍然没有自我,从夫权的宅院中脱身之后却又走进了比夫权更广大的神权的殿堂之中。

综上所述,严浩电影中对这种由女性自身的局限所造成的女性的不自由状况的表现,无论导演是出于对女性自由追求现状的忧虑还是他男性立场的无意识流露,都表明了一方面女性自身确实应当为自己的不自由状况承担一定的责任,另一方面女性追求自由人格和独立意志仍然存在重重困难,女性解放之路任重而道远。

严浩导演的作品在香港新浪潮导演中产量并不算很多,但是他对女性前途与命运的关切却是非常独特的。尽管他的作品中女性的自由抗争常常存在矛盾和摇摆,但至少提醒我们,对于女性之解放和自由之追求任何过火的行为和盲目的乐观都是不适宜的。

参考文献:

[1]张燕.映画:香港制造――与香港著名导演对话[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