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体改委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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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央编办、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35个部门组成的经济体制改革部际联席会议制度，近日由国务院批复同意成立。类似的机制此前已有先例，如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部际联席会议、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等，但以全局性改革之名建立此种机制，是为首次。

近年来，从中央层面建立一个专司改革的协调机构的呼声不断高涨，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相关负责人今年3月对媒体表态：“对于要不要再搞一个实体机构？建立这样的机构，把所有的改革统筹起来，干得了干不了？现在的体系不用，重新再搞一个机构来推进方方面面的改革，行吗？这三个问题还拿不准。”三个“拿不准”使得设立新体改委这样的动议暂时搁浅，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可视为对改革吁请的一种替代性回应。

改革能否成功需要回答三方面的问题：改革的目标是什么？改革的对象是谁？谁来改革？此三者环环相扣。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也好，新体改委也罢，都是希望解决“谁来改革”的问题。但有效回答这个问题前，先需要回答前面两个问题。

1978年以来30余年，改革棋至中盘，攻坚克难，尽在此间。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市场、民主、法治的新体制。改革的对象，其荦荦大者，一是旧体制的残余，二是过往改革所伴生的既得利益集团的牵绊。

中国过去的改革实行渐进式双轨制改革，一方面放权于市场，让市场逐渐发挥配置资源的作用；另一方面，政府配置资源的权力仍然很大。尤其近年来，为应对金融危机而采取的政府刺激政策让天平更倾斜于政府配置资源的一方。改革不彻底的弊病一方面扰乱了正常的经济秩序，破坏了社会的公平正义；另一方面权力搅在市场交换中间，造成腐败。

政府配置资源表现之一就是部门配置资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部门一方面是行政主体，另一方面则可能通过审批、收费、处罚等手段扩展自身的利益，追求部门利益最大化。同时，由于立法机构的不健全，现实中国内的立法往往出自于部门，这又导致部门利益法定化和国家化。

当前改革的要义之一便是让行政部门回归公共利益的导向。也就是说，行政部门本身也是改革的对象，且需以此维度回看“谁来改革”的问题。赵武灵王下令作战时改华夏传统的长裙长袖为胡人紧凑的短衣长裤，因胡人服饰多为动物毛发皮革所制，故有“改革”一词。可见改革不是请客吃饭，它意味着阵痛。改革往往难以自我实现，其深处是人性普遍的弱点。故改革者必须超越于部门之上，而不是寓于其中。寄望于部门的自我改革，无异于要求人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面。

1982年设立的体改委的成功即得益于其超脱和独立性，它是存在于旧体制之外的一个协调改革的主导机构，由国务院总理亲自兼任这个部级单位的主任。体改委的职能是理论研究、规划设计、组织协调、指导实践、组织试点。它不掌握具体的项目审批权，所以没有自己的既得利益，曾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的邵秉仁说，如果说体改委有什么既得利益，那就是“推动改革”。

因其独立性以及中央的倚重，体改委虽然不是决策部门，却是事实上的改革中枢，在推动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过渡的每一步关键环节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当年的另一位体改委副主任安志文说：“我一生做了两件事，第一是老老实实地学习计划经济，第二个是老老实实地学习改变计划经济。”

1998年体改委降格为体改办，又过了五年，2003年，体改办并入发展改革委。此后，发展改革委虽承继了改革的衣钵，但在两种职能的拉扯中，发展大放异彩，而改革相形失色。角色定位的失衡也让发改委成为权力的集大成者，成为需要改革的对象。

此番设立的经济体制改革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中，发展改革委为联席会议牵头单位。发展改革委主要负责同志担任召集人，分管负责同志担任副召集人，各成员单位有关负责同志为联席会议成员。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发展改革委，承担联席会议日常工作。

相信这一制度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协调部门利益的作用，但其自我改革的先天不足亦十分明显。因当前的改革不仅需要协调利益，更需要打破利益。利益更具刚性，欲图改革，也必得以强力的改革者来打破，“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

希望部际联席会议只是一个过渡性的安排，不论未来主导改革的新机构名称叫什么，它应当具有当年体改委那样的底色：权威、超脱、独立，以改革为唯一利益。其使命应当是延续体改委未竟的使命：祛除计划的残余，推进市场的前行。约束政府“闲不住的手”，简政放权，使市场完善、使社会成长。如此，方能达成善治。

就像总理在刚刚举办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所说的，“突出释放改革的红利，激发市场的活力”。“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新体改委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