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人去那里相互围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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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后61岁的KATE已经成为了两个孩子的母亲,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她最喜欢对他们讲述当年的情形,翻开相片册,那个头戴鲜花的金发姑娘穿着波希米亚长裙,背景是正在台上表演的NEIL YOUNG。
40年前的那一场嬉皮士盛会,几经渲染,变成了处处飘荡着爱与和平的气味的自由呐喊,变成了鲜花少女和垮掉的一代的天鹅之歌。连轴转的超完美明星阵容,让摇滚乐一夜之间被神化。那些来自于泥潭中、垃圾堆中的狂热回忆,闻起来只不过是变质的青春荷尔蒙。
“摇滚乐似乎只是调情的背景”
嬉皮运动让上世纪六十年代被贴上了很多标签:垮掉的一代、性、、摇滚乐、群居村、艺术家、演出集会,和鲜花少女……这些一切都可以在嬉皮运动进入高潮的1969年,那一场被称为伍德斯托克的“节日”中扎堆出现,似乎本来就是一件会因为太多热血和荷尔蒙,而变得不可空的局面。但在日后周周折折流转到我们耳中的事情,似乎变成了这是一场激情与白鸽交相辉映的盛会,而成为了一代中国青年梦想中乌托邦的模板。
“我是开幕第一天下午到的伍德斯托克,开始并不知道有这么一个音乐节,我要说,宣传准备工作真是太糟糕了。但是第一天上午,我的朋友们告诉我,在伍德斯托克有一场很酷的演出,很多人都去了,我们也去看看吧,于是我们几个一路搭顺风车到的,那段时间路上都是赶去伍德斯托克的年轻人,很好搭车。”
KATE当时的男伴如今杳无音讯,却留给KATE一本日记。伍德斯托克的每一天,都有密密麻麻的记录,谁上台表演了,谁带来了新鲜的烟草,当然,还有对KATE的爱。这本日记曾被当地媒体出价想要购买,却被KATE拒绝。KATE说:“翻开日记我就能想起自己头戴花环的日子,虽然很蠢,但也很宝贵。在伍德斯托克到处都是这样的女孩,非常美丽,却也非常脆弱。我周围的几个女孩几乎是从早哭到晚,手里抓着一本关于东方玄学的书。”舞台上的表演并不是重点,重点是一大群抱有同样梦想的年轻人之间的各种故事,“摇滚乐似乎只是调情的背景音乐,我们谈理想,谈太空计划和越战,说演出结束后要自己找一个农场住在一起,当然都没有实现。”
“垃圾堆上的乌托邦”
在KATE到达伍德斯托克的时候,这个小镇的音乐节还没有到达顶峰,她们由于去得比较早而占据了一块比较靠近舞台的草地搭设帐篷,后来全国各地的年轻人陆续赶来,把一个小镇的空地挤得水泄不通,KATE和朋友们就只好打开帐篷接纳在外面淋雨的其他观众。
“那个时候最可怕的事情是找不到卫生间,我们的帐篷里放着许多饮料瓶,全部都是尿液,装不下了就拿去倒干净再装。到了第五天我们就带起了口罩,或者把衣服拉到鼻子上,味道实在太难闻。身上的衣服也没法换,因为谁也不知道演出持续了这么久,到后来就可以看见所有的年轻人几乎都只是穿着内衣裹着床单在走动,冷得发抖。”尽管如此,还是有越来越多的人到来,很快食物也开始告罄,好在KATE他们在包里装了许多巧克力。“很多女孩子当时都信奉清教徒一般的日常生活,几乎不吃东西,却在性方面特别开放,晚上身边永远都有陌生人,第二天便躺在另一个人旁边。”
见到的陌生人都似乎像是认识了许久的朋友,在看演出的时候,人人都互相搂抱着、亲吻着,眼泪也特别多。本来只筹划了3天的音乐节,在一次又一次延长而结束后,依然有很多人不愿离去,在草地上继续他们的狂欢。很多媒体说,这是一次年轻的理想的胜利,是一次建构乌托邦世界的尝试,KATE笑着说:“没错,这很像乌托邦,但好像建立在垃圾堆上。”
“自由!自由!自由!”
伍德斯托克的口号“爱、和平和自由”被叫响了许多年,到了现在依然让人听起来热血沸腾。最为著名的一个事件,是音乐节上第一位登场演出的阿RICHIE HAVENS所即兴唱出的几十个“FREEDOM”,KATE没有看见这一盛况,却在走进现场的当下,就看见许多年轻人身上都涂着“自由”二字。
现场的气氛始终被台上的表演影响着,每每有重量级歌手登场,就会有无数人从四面八方赶到舞台中央。“我记得JANIS JOPLIN上台的时候,所有人都在尖叫,JANIS说‘姑娘们,跳起来吧’,自己立刻就不由自主地开始旋转;我记得我们一直在等BOB DYLAN,总有人说BOB来了,于是大家一次又一次涌到前面去,再一次又一次回来;我记得‘狡猾的石头家庭’唱出‘让我带你飞得更高’的时候,身边一个陌生人拉着我的手就向前冲了过去,突然间周围亮起了无数的蜡烛……”KATE至今依然记得这些感受,却无法完整回忆出当时的情景,就好像名言说“谁清醒地记得,谁就没有经历过伍德斯托克”。
这样看似美好的“微醺”一直持续着,没有暴力事件也没有惨烈后果,乐手演出完毕就会到台下来,在观众之间讨要一杯酒或一根烟,高喊着各种口号。有人说伍德斯托克的平静是所致,KATE却坚决地否认了这一点:“是的,我们是使用了,但我们更想要一个自己能够掌控的世界。伍德斯托克每一群人都有一个小领导,他们会帮助维持秩序,并不停告诉我们――在这里,音乐是我们的,和平和爱也不能只是口号,而是我们必须做到的,这样才能换来自由。”
最好的时代、最坏的时代
键盘手,冰啤酒,满园疯魔保安愁。这是在伍德斯托克之后,几乎所有的音乐节的概括,不安分的利比多支配着不理智的头脑,让很多本该美好的时刻,变为了一场闹剧。这也是为什么人们一直在怀念伍德斯托克的原因,在没有大喇叭天天喊着“不要闹事”,没有保安严阵以待的情况下,50万青年和音乐一起,完成了一项几乎不可能的任务,和平。
真实的伍德斯托克总是离我们很远,我们看见的是戴墨镜大笑的JANIS JOPLIN和裹着同一床棉被取暖的爱人。可是那些混乱的日子里,制造出这一派祥和的主人公们,却在用自己坚持的信念迅速地消耗着青春,极其壮丽,也极其短暂。在离开伍德斯托克的日子,他们中的大多数选择成为了自己曾经鄙夷的中产阶级,为了有所区分,在朝九晚五的日子里把回忆一再美化,伍德斯托克是他们心中无法亵渎的天堂。忘记了酒精和大麻,忘记了成堆的垃圾和持续的饥饿寒冷,忘记了LSD,忘记了睡在身边的小伙子,也忘记了自己过分幼稚的热泪盈眶。
只是一回头依然看得见开着卡车的年轻人在朝圣的路上呼朋引伴,这总是教人感到温暖。那些掏心掏肺叫喊出来的口号,到了今天也没有被淹没,难的不是他们喊出了这些口号,而是他们做到了。
40年过去了,伍德斯托克再也没有真正地重生过。性别叫做解放,环保变成大潮,但经济体系崩溃,社会矛盾扩大,战争从没休止。当年的某些理想,依然未完成。今日,我们处于一个破坏的年代,但请相信,只有走过死亡,才能重生。
那个时候最可怕的事情是找不到卫生间,我们的帐篷里放着许多饮料瓶,全部都是尿液,装不下了就拿去倒干净再装。到了第五天我们就带起了口罩,或者把衣服拉到鼻子上,味道实在太难闻。身上的衣服也没法换,到后来就可以看见所有的年轻人几乎都只是穿着内衣裹着床单,冷得发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