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胥铁路:“头胎”却是“私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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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山线上从唐山至胥各庄间不到10公里长的一段铁路，当年叫唐胥铁路，是由中国人主持建造的第一条准轨铁路，从时间上来说，它比上海的吴淞铁路晚了5年，但那是外国人“擅筑”的，建成后又很快被清廷拆除了。唐胥铁路“活”了下来，逐步向两端延伸，建成了现今的京山、沈山干线。
然而，中国铁路的这个“头胎宝宝”，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是“私生子”――李鸿章背着朝廷“私筑”的。
从19世纪60年代起，以李鸿章为首的一批地方实力派官僚掀起了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洋务运动，接二连三向朝廷上奏，请求“试办”铁路。而清朝最高统治者把铁路视作洪水猛兽，坚决不准。1880年8月，李鸿章亲信刘铭传上书，请求修筑清江浦（属今淮阴市）通达北京的铁路，顽固派群起反对，洋务派坚决支持，这场激烈争论在第二年春天被清廷叫停，上谕：“刘铭传所奏，著无庸议。将此各谕令知之。”意思是，关于刘铭传奏请修筑铁路之事不用再讨论了，还要把这个谕令传达各地。
洋务派修筑铁路的尝试再度受阻。然而此时，李鸿章们筹建的开平煤矿（在今唐山市），却要求立即修筑起一段铁路来，否则，这个煤矿将出现危机。
李鸿章1878年奏准成立了开平矿务局，进口的采煤机也于1879年运到矿区，井下和井上的基建工程同步进行，进展顺利，1881年即可投产出煤。这是中国第一个新式煤矿。该矿“总办”唐廷枢给他的上司李鸿章算过这样一笔账：开平矿挖出的煤，每吨成本2两7钱，如果用牲口车从矿区把煤运到芦台，每吨运费合2两2钱，由芦台用船运到天津，再搬到岸上，每吨约需1两，加上税金，1吨煤到天津市场上，1分钱不赚，已经6两4钱了。这样的价格是竞争不过进口洋煤的，那样，开平煤矿就生存不下去。但如果从唐山修一条铁路到芦台，煤炭从这里下船走水路运到天津或上海，每吨尚有5钱的利润，能与洋煤竞争。他得出的结论是：开平煤矿“非由铁路运煤诚恐终难振作也”。能否建造这条铁路成了开平煤矿成败的关键。
根据唐廷枢的报告，李鸿章于1879年“专折具奏”，请求朝廷允许他在唐山至北塘河岸边的芦台间筑造一条45公里长的运煤铁路。两个对立的政治集团的首领恭亲王奕、醇亲王奕，在这件事上都支持李鸿章，认为这条铁路筑在矿山之中，不会造成什么不良影响。这两票很起作用，慈禧太后居然“奏旨依议”，同意了李鸿章的请求。
唐山要修筑铁路的消息很快传出，顽固派们气坏了，“群臣阻谏”，奏章一封接着一封往上递，认为铁路“利小而害大，利近而害远，利显而害隐”，恳求最高统治者“恪守祖宗成法”，“立予停止”。“老佛爷”突然醒悟，立即收回成命。
铁路不准造了，可是煤矿眼看就要出煤，运煤通道必须解决，唐廷枢们没有别的办法，决定从芦台把运河一直挖到唐山，矿井出来的煤，直接下河装船。挖了一阵，又碰到难题：唐山至胥各庄一段，“地势陡峻，不宜于河”。于是又提出一个“变通办法”：在胥各庄至唐山间修一条“快车路”。
此时朝廷刚下达“刘铭传所奏，著无庸议”的谕旨，唐廷枢不敢提铁路，谎称修“快车路”。李鸿章也不敢顶风上，在向朝廷写的奏折里，连“快车路”也回避了，只说修一条“马路”，并保证建成后用骡马拉车。朝廷这才放了心，下旨批准。
但李鸿章让唐廷枢筑造的，却是一条地地道道的铁路。在封建时代，这可是“欺君罔上”，李鸿章怎敢如此胆大妄为？原来，主持朝政的恭亲王奕是他的后台；李与另一位亲王奕（光绪帝生父、慈禧妹夫），也在修筑这条铁路上达成了共识。因此他有恃无恐。
主持唐胥铁路施工的是英藉工程师金达，1881年6月9日开建，使用的是每码重30磅的钢轨，枕木是产自当地的半圆形榆木，用附近采集的石灰石铺成路基。铁路全长9.7公里，没有隧道和桥梁，5个月就建成了。在采用多宽的轨距问题上发生过争论，唐廷枢等出于降低造价考虑，主张建762毫米的窄轨，金达主张采用英国铁路1435毫米的轨距。李鸿章权衡再三，接受了金达的意见。这使中国铁路在与世界铁路“接轨”问题上少走了弯路。
1881年11月8日，唐胥铁路举行通车典礼，颇为隆重，一辆空平车被改造成一个“高雅车厢”，应邀前来观礼的地方官吏绅商登车试乘，在鞭炮声里开车。“花车”由一台叫做“中国火箭”号的简易蒸汽机车牵引，它是在筑路过程中由金达设计、中国工人以矿用机械零部件拼装而成的，尽管是悄悄地偷着干，还是让朝廷知道了，曾被勒令立即停止，幸而李鸿章暗中支持，终于搞成了。“中国火箭”号拉着观礼车以每小时30多公里的速度开了一个来回，引起轰动。
小火车在唐胥铁路上开行的消息很快传到京城，顽固派立即大闹起来，说是“机车直驶，震动东陵，且喷出黑烟，有伤禾稼”。于是“奉旨查办”，简易蒸汽机车“旋被勒令禁驶”。其实，葬着清朝14座帝、后、妃陵墓的东陵，远在唐山以北遵化县长城脚下的马兰峪，离唐胥铁路近百公里呢。对于这件事，英国人肯德在他的《中国铁路发展史》中写道：“凡是人的才智所能设想出来的种种可笑的理由，都在清政府的权贵的看法下产生了，他们以此来反对这个（修铁路的）计划。”
小火车被禁驶后，用骡马拉的运煤大车再次行驶于唐胥铁路的轨道上。
唐山煤矿的产量上升很快，靠畜力拉运显然不行。李鸿章只得去向清廷疏通。这时法国侵略者“帮”了他的忙：它正加紧向中国寻衅，中法战争即将爆发，清政府的兵工厂、军舰、轮船急需用煤。这种形势有利于李鸿章说明运用火车头与增加煤产量的关系，以及铁路对加强国防的重要性。清廷终于作出让步，解除对火车头的禁令，并同意从英国购买2台3轴的水柜蒸汽机车，这样，唐胥铁路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营业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