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康熙青花“昭君出塞图”花口盘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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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件清代外销青花瓷盘(图1)，花瓣口外翻成板沿，深腹，圈足，施亮青釉，釉层坚致细腻，略带鸭蛋青色。瓷盘内外以青花绘画，板沿部分锦地开窗，间绘花卉和仕女，盘心绘仕女，为“昭君出塞”图，底部有“大清康熙年制”双圈六字款，是典型的康熙晚期出口欧洲的瓷器，购于瑞典。

中国历来有出口瓷器传统，可以考证的瓷器出口史可上溯至唐代的长沙窑、越窑、邢窑等窑口，历经宋、元、明、清各朝，尤以明、清两代瓷器出口数量最大。明代有许多外国商人来中国从事陶瓷贸易，但主要是南亚与西亚人、如阿拉伯人、缅甸人、马来西亚人、印度人以及日本人等。进入16世纪以后，欧洲殖民主义者葡萄牙人、荷兰人、西班牙人和英国人相继而来，将瓷器贩运到欧洲各地。据佛尔克著《瓷器与荷兰东印度公司》一书记载，从1602年至1682年的80年间，仅荷兰人就贩运我国瓷器达1600万件以上。在运销国外的瓷器中，有不少是专门为外销而特制的产品，其造型和纹饰是按国外订户提供的本样(样本)制作的。明末，倭寇袭扰浙江、福建，瓷器外销贸易曾一度中断，直到万历中晚期倭寇平定之后才逐渐恢复。明张燮《东西洋考》载，万历时期，“除贩夷之律，于是五方之贾，熙熙水国，刳，分市东西路……以我之绮纨瓷饵易彼之象玳香椒，射利甚捷，是以人争趋之”。这是对当时外销瓷器贸易的真实写照。

清代早期，清廷着力，实行海禁，瓷器出口严重受阻，在这种形势下，瓷器只能以走私方式偷运出国。据《瓷器与荷兰东印度公司》一书的研究，当时和“巴达维亚”“麻六甲”(今译“马六甲”)“柔佛”等地的瓷器走私贸易并未间断，估计主要是福建、广东沿海一带的产品通过走私渠道外销欧洲。目前在广东的台山、香港大屿山等地发现的清代早期瓷器中转码头遗址等均是证据。直至康熙十九年(1680年)，给事中李迥条奏船只出海贸易事，九卿詹事科道会议，请令各省地方官查覆再议。八月十六日，康熙帝朝会，专门听取大学士就是否开海禁的朝议。明珠上奏：福建除鸟船(浙江等沿海地区的海船，船首形似鸟嘴)外，尚有其他船只，虽不甚大，也可出海。冯溥上奏：出海贸易，对民生非常有利。康熙帝表示，开海禁之意，原为有利于穷民生计。如只准大船入海，恐百姓无力营造大船，应许以各听其便。十一月，福建总督姚启圣等又题请与开“海禁”相关的“还界”一事，认为若迂界则上可以增国赋，下可以遂民生，并可以收渔盐之利。康熙二十年二月，清廷决定解除海禁，从而使中国瓷器外销达到高峰(图2、3)。

据东印度公司巴达维亚记载的统计数字，该公司每年运往欧洲的瓷器竟达300万件之多，其数目确实惊人，再加上销往其他地区的瓷器，数量就更加可观了。清周凯《厦门志》清晰地记载了当时的情况：“厦门准内地之船往南洋贸易……其出洋货物则漳之丝、绸、纱、绢，永春窑之瓷器……并准吕宋等夷船入易，故货物聚集，关课充盈。”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南中国海域以及印尼、菲律宾、越南等地陆续发现大量的沉船，其中越南近海发现了6条中国瓷器贸易沉船，均是清代早期康熙或雍正年间的，也是直接的证据。

清代的外销瓷器中，除了各瓷窑场按照我国传统器形和纹饰生产的一般瓷器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是根据海外需求提供本样订货生产的。也有一些是既有中国传统元素(图4)，也有客户要求的样式。这件深腹盘就是按照欧洲的饮食习惯来样定制的，而纹样反映的则是传统的中国民间故事“昭君出塞”，应该就是在这个时期出口的。

博物院藏有一件器形与此相同的青花瓷(图5)，定名为“清青花仕女花瓣口盘”，唯尺寸稍异。荷兰苏富比拍卖公司2005年曾拍卖一件青花盘，与此盘相较几如孪生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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