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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商帮的近代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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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波商帮“出道”最晚,却是唯一实现集团性或群体性近代转型的商帮,其他商帮都随着封建王朝的灭亡而消亡了。

今年3月,一部讲述中国传统商帮的电视连续剧——《向东是大海》在央视一套黄金时段播出,引起强烈反响,收视率一路走高。这部电视剧所讲述的寧波商帮,则是中国传统商帮中唯一实现近代转型的商帮,央视在此时播出该剧,与当下热议的“转型”似乎有点不谋而合。

“出道”最晚的商帮

北京是寧波商帮最先发迹之地。继崇祯年间在北京建立“鄞县会馆”之后,清初寧波商人又在北京建立“浙慈会馆”。史载,当时北京成衣行“皆系浙江慈溪县人氏,来京贸易,教导各省徒弟,故名日浙慈馆,专归成衣行祭祀会馆”。

寧波商人在京城主要从事银号业、成衣业和药材业。誉满京城的同仁堂药铺,就是寧波商人乐梧冈于康熙八年创办的。乾隆年问,寧波商人在北京设立的“四大恒”银号,“信用最著,流通亦广”,是京师“著名钱铺”。清末,寧波帮巨商严信厚、王铭槐所开的源丰润票号、胜豫银号,均在北京开设有分号。

乾隆、嘉庆年间,寧波商人在汉口建立“浙寧会馆”。嘉庆二年,寧波旅沪商人钱随、费元圭等发起募捐,筹建以行帮为基础的“四明公所”。道光十一年,又有方亨寧等发起重修。咸丰三年,得到镇海大商家方仁照兄弟捐巨款又进行重建,作为同乡集会之所。“四明公所”把上海的寧波人集合起来,在上海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势力。这些会馆、公所的设立,标志着“寧波商帮”已初步形成。

十九世纪60年代以后,上海迅速取代寧波发展成为全国乃至远东最大的工商城市与经济中心。上海的崛起吸引了一代代寧波人前往“淘金”。在整个近代中国,这种单向的移民潮经久不衰。到清末,在上海的寧波人已达40万人,约占当时上海居民总数的三分之一,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旅沪寧波人已达百万之众。涌入上海滩的寧波人大多白手起家,从最卑微的苦力活做起,艰苦创业,顽强拼搏,迅速在上海滩站住了脚跟。

旅沪寧波人大多具有较强的自立自强意识,稍有基础便自立门户,成就自己的事业。这不仅使大批寧波商人掘到第一桶金,迅速完成原始积累,演绎了一部白手创大业的致富神话,而且使寧波商人成为近代中国最早接触与熟悉西方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人士,由此获得了许多管理近代企业、开发市场的知识和经验。以此为基础,十九世纪末以后,大批寧波商人纷纷投资兴办民族工商业,从中产生了一大批在近代中国工商界举足轻重的商界巨子与实业精英,如清末的严信厚、叶澄衷、朱葆三,民国时代的虞洽卿、刘鸿生、秦润卿、方椒伯、俞佐庭、蒉延芳、周宗良等。

十九世纪末,德国地质学家利希霍芬曾七次到中国考察。在考察报告中,他这样写到:中国“沿海有特殊种族,如寧波人。寧波人在勤奋、奋斗努力,在对大事业的热心和大企业家精神方面较为优秀。寧波人是浙江人中的特殊分子……尤其是商业中的寧波人,完全可以和犹太人媲美”。唯一实现近代转型的商帮

在明清十大商帮中,寧波商帮虽然“出道”最晚,但却是唯一一个实现集团性或群体性近代化转型的商帮,其他商帮都没有实现,而是随着封建王朝的灭亡而消亡了。寧波商帮在社会转型时实现了成功的自身转型。这种转型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由从事纯粹的商业活动转为投资于现代产业;二是从传统的银号、钱庄转入现代银行。这种转型使传统封建社会商人转变为资本主义企业家。

传统的商帮是从事纯商业的,封建社会末期也有商帮企图转向现代产业,如晋商曾经进入现代煤矿业,但都没有成功。而寧波商帮成功地进入现代产业,是中国最早的民营企业家。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寧波商帮的贡献不亚于洋务运动,而且洋务运动的推动者是政府,即官商,而寧波商帮是地地道道的“草根经济”、民营资本。

寧波商帮的另一种转型是由封建性质的钱庄转变为现代商业银行。在清代,寧波商帮的钱庄与晋商的票号都是相近的金融机构,而且在鸦片战争之后都陆续进入上海,可以说旗鼓相当。但在1904到1911年间,晋商有多次进入大清银行的机会,甚至政府指定由晋商组建大清银行,都被其拒绝。山西的票号也曾努力组建商业银行,如蔚丰号北京分号掌柜李宏龄就曾努力推动三晋银行的建立,但由于东家、大掌柜的阻挠而失败。而寧波商人则在原有钱庄的基础上,建立了现代银行。1897年成立的中国第一家商业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就是寧波人创办的。寧波人叶澄衷、严信厚和朱葆三是三位总董,董事长傅筱庵和常务董事徐圣禅都是寧波镇海人,常务董事孙衡甫、谢光甫、朱子奎和事务局理事厉树雄、业务局理事俞佐庭也是寧波府各县的人。1917到1918年成立的上海银行公会共有八个成员,其中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盐业银行是官办银行,其他五间民营银行都与寧波商帮相关。

值得当代企业家借鉴

寧波商帮和其他商帮都产生于封建社会,为什么其他商帮在封建社会崩溃时无论过去如何辉煌,都逃离不了灭亡的命运,唯有寧波商帮一枝独秀、转型成功?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寧波商帮成型的时候,没有依附于官僚和政府,也就是说在它的发展过程中没有官商结合,而徽商、晋商都是官商结合的产物。官商结合会造就一大批富翁,但无法造就成功的企业家。企业家的本质就是创新,而官商结合根本用不着创新就能赚到大把的钱。

其次,寧波商帮的发展抓住了一个非常有利的时机,那就是上海的开埠。鸦片战争之后,上海逐渐成为新的经济中心,寧波商帮抓住了这个时机,把他们的业务转移到了上海。寧波商帮与洋商打交道,接受西方的新观念、新思想、新的经营管理模式。许多寧波商人都从事对外贸易或当买办,他们与洋人共事,生活在上海“十里洋场”这样一个“冒险家的乐园”,受到来自各方新思想的熏陶,不知不觉就有了开放的观念和冒险精神,学会了进行实业投资和现代金融。

第三,寧波商人的转型成功与他们的文化底蕴相关。寧波这个地方拥有很深厚的文化底蕴,浙江在南宋以后,经济与文化得到迅速发展,到明清时已成为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寧波府则是浙江文化最发达的地区。明清商人在经商成功之后也关心文化的发展,生活在这种文化气氛中的寧波商帮,既善于从传统文化中吸收精华,又善于接受先进的外来文化,这种文化使寧波商人有自己成功的商业经营理念,而且也善于接受新知识。从根本上说,文化是商业成功的基础。没有文化的人可以一夜致富,甚至富甲天下,但只有有文化的人才能创建一番事业,造就一代商帮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