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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CGE模型的能源税政策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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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决能源一环境问题,能源税是一个运用较为广泛的政策措施。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的实践来看,能源税已经成为一些发达国家的主要税种之一,在其环境税收体制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并且在环境保护、增加税收收入和改善能源结构等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2007年6月,国务院印发《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提出我国将制定和完善鼓励节能减排的税收政策,为我国能源税的制定和实施提供了契机。本文通过一个静态可计算一般均衡(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cge)模型,定量分析能源政策对我国经济、福利、能源、环境等方面的影响。探讨我国强化能源税政策的可行性。

1 方法与模型简介

1.1CGE模型

因为能源政策通常与经济系统的许多方面相关,如价格、产量、收入及其分配、消费行为、政策手段等等,因此对能源政策的分析需要一个连贯且系统的工具。CGE模型正好符合建模者的这种要求,能够较好地描述经济体的复杂性,分析能源政策的经济影响和环境影响。因此,在能源一环境一经济领域的分析中,CGE模型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如Jorgemon等人的应用CGE模型的开创性研究,Boyd和Uri对美国1990空气清洁法案修订的效果的分析,Boyd和Roy分析应用能源税手段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净收益[引,Alfsen的动态MSG-4模型,G.E.Metcalf、Goulder、Whalley和Wigle等人的研究,OECD开发的GREEN模型和世行开发的LINKAGE模型,Norland,Ninassi和Jorgenson运用CGE模型对美国实施能源税改革的效果进行预测,美国能源部的SGM模型,美国西北太平洋国立实验室(PNNL)的MINICAN模型,荷兰的WorldScan模型和国家环境与健康研究所的IMAGE模型,国际应用系统研究所的HASA模型等。此外,一些学者用CGE模型研究了中国的温室气体减排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包括格罗宁根(Groningen)大学张中祥,哈佛大学R.F.Garbaccio,M.s.H0和D.w.Jorgenson等人的工作。

我国学者利用CGE模型进行研究起步较晚,但是由于中国的环境问题伴随着经济的发展日趋严重,因此环境问题成为我国CGE模型开发者关注的焦点。谢剑,李善同、翟凡,郑玉歆、樊明太,贺菊煌、徐嵩龄、沈可挺,武亚军、宣晓伟,魏涛远,王灿等学者都做过相关的探索。

1.2本文的CGE模型

本文将研究对象能源税界定为:对能源(包括煤、石油、天然气等一次能源)的使用和消费所征收的税。

以能源税作为模拟分析的重点,本文建立的静态CGE模型区分了10个生产部门及产品,包括农业、重工业、轻工业、交通、建筑、服务、煤炭、石油、天然气和电力,假设每个部门生产单一产品。生产要素投入包括资本、劳动力、能源和其它中间投入,其中能源包括煤炭、石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函数形式为(资本一能源)一劳动多层嵌套常替代弹性(Constant Elasticity of Substitution,CES)函数,并采用Leontief函数形式描述中间投入品和(资本一能源)一劳动合成品的线性关系。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假设只有一类居民。对外贸易按小国假设处理。劳动力可以在部门间完全流动,各部门工资率相等,劳动力总供应量外生给定。资本可以在部门间流动,固定资本总量外生给定。

模型由6个模块组成,分别是:生产模块、收入支出模块、对外贸易模块、投资模块、宏观闭合与均衡模块,以及扩展模块(包括能源税的征收和使用、环境指标以及福利指标的计算等)。模型的基准数据集是在中国2002年投入产出表的基础上编制的2002年中国10部门社会核算矩阵。限于篇幅,模型的具体结构、方程表达、社会核算矩阵的编制、模型参数估计及模型求解过程参见文献。

2 模拟结果及讨论

模型以2002年为基准年,研究设定5个情景,包括一个基准情景(BAU,即不征收能源税情景)和四个能源税征收情景(税率分别为50元/吨标煤、100元/吨标煤、150元/吨标煤和200元/吨标煤(均为2002年价格)),上述情景唯一的区别是能源税税率不同。通过模型模拟实施能源税对我国宏观经济、能源、环境等方面的影响。

2.1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选取实际GDP、总投资、要素收入、进口额、出口额作为主要宏观经济指标,不同能源税征收情景下的各指标的变化率(相对于基准情景而言)见表1。随着能源税税率的提高,实际GDP的损失率从0.183%增大到0.790%,要素收入和进、出口额都有所降低,表明能源税的征收对国民经济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主要原因在于征税使得大多数部门产出下降,要素收入减少,从而社会总消费减少,同时由于各部门产品相对价格的变化,导致进口和出口的减少,其中出口额的降低幅度小于进口额降低幅度。虽然总投资有所增加,但未能抵销前者带来的负面效应,从而导致实际GDP降低。

模型假设政府对居民的转移支付、对企业的转移支付、对各种商品的消费支出总和保持不变,因此政府储蓄增加。当其增加量大于居民储蓄的下降量时,总储蓄增加,由其转化的总投资也相应增加。总投资的增加从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征收能源税对经济的负面影响。

2.2对能源总量、能源强度及能源结构的影响

征收能源税对能源需求的影响如图1所示。模拟结果表明,征收能源税对我国能源需求的抑制作用非常明显。与基准情景相比,随着税率的增长,节能率不断提高,当税率为200元/吨标煤时,能源需求量将下降26.16%,节能量约为4.04亿吨标煤。

此外,征收能源税将大大降低万元GDP能耗,如图2所示。当能源税税率为50元/吨标煤时,万元GDP能耗由基准年的1.272吨标煤,降低到1.165吨标煤,且随着能源税的提高,万元GDP能耗越来越小。主要原因在于实施能源税使得生产要素从高能耗部门向低能耗部门转移,同时促进了资本和劳动生产要素对能源的替代作用。

能源税征收情景下,各种能源(包括煤炭、石油、天然气和电力)的需求量变化率如图3所示。实施能源税导致各种能源的需求量均降低,但降低幅度有所不同。具体而言,征收能源税对煤炭和天然气的影响最大,对这两种能源的需求降低幅度最大,随着税率的增加,降低幅度从10%左右增大到30%左右。石油受到的影响其次,受影响最小的是电力。

各种能源需求量在能源需求总量中所占的份额变化情况如图4所示。石油和电力份额有所增长,而煤炭和天然气的份额降低,表明石油和电力对煤炭和天然气的替代。电力的增长是由于向一次能源征税导致经济主体倾向于选择使用电力来替代一次能源。而石油份额增长的

主要原因是模型假定对各种一次能源按热值征收无差别能源税率(即税率相等,单位:元/吨标煤),对热值较高的天然气和较为便宜的煤炭价格影响较大,而对石油的价格影响相对较小。

2.3对环境的影响

以碳减排率和二氧化硫减排率作为衡量环境影响的指标,如图5、图6所示。能源税的实施使碳排放量减少,且随着能源税税率的提高,减排率增加。主要原因是能源价格升高,导致能源生产投入量降低和居民消费量减少。以征收能源税后GDP的损失量和碳减排量之比来衡量碳边际减排成本。当能源税税率增加时,每吨碳的边际减排成本递增。

征收能源税后,二氧化硫的减排效果显著,且随着能源税税率的提高,减排率逐渐增加。同碳减排的情况类似,二氧化硫的边际减排成本递增。

实施能源税后,能源价格上涨导致能源需求量下降,从而同时减少了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的排放量,体现了“协同效应”。

2.4对各部门的影响

2.4.1部门产出

根据模拟结果,不同能源税税率征收情景下各部门总产出变化率如图7所示。征收能源税导致能源价格升高,进而提高生产部门的成本。而能源密度高的部门生产成本受到的影响大于能源密度低的部门。除轻工业和建筑业之外,其它部门的总产出均降低.下降最多的是煤炭和天然气,其次是石油和电力。随着能源税税率的提高,各部门总产出的变化方向保持不变,变化幅度越来越大。

就能源生产部门而言,三个一次能源生产部门(煤炭、石油、天然气)总产出的降低除成本方面的原因之外,更为重要的影响来自于其它部门对这三种能源产品需求的降低,致使这三个能源生产部门的总产出降低幅度最大。能源部门中,电力生产部门的总产出降低幅度较小,主要是由于电力对其它能源的替代作用。

此外,征收能源税后总产出增幅最大的是建筑部门,则表明政府储蓄和总投资的增加刺激了建筑部门生产活动。这种刺激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征税导致的能源成本升高对建筑部门的影响。

2.4.2能源合成品需求及其它投入品需求

征收能源税后,所有部门对能源投入品的需求均减少,而资本和劳动投入品的变化各个部门有所不同。煤炭、石油和天然气部门的能源、资本和劳动三种投入品均减少且幅度较大,表明在征收能源税后,大量生产要素从这三个部门转向其它部门。总产出增大的轻工业和建筑部门的资本和劳动力投入均增加,且资本和劳动对能源的替代弥补了能源减少带来的损失,因而总产出增加。资本和劳动力投入均增长的部门还包括重工业、交通和电力部门,但这种增加未能抵消能源投入减少对部门的影响,因而这些部门的总产出减少。而总产出减少的其它部门,如农业和服务业,资本投入品下降,劳动力投人品增加,表明这些部门更倾向于使用劳动力来替代能源和资本,且劳动投入品的增加未能抵消能源一资本合成品投入下降对部门产出的影响。

2.4.3部门碳减排和二氧化硫减排

能源税征收情景下各部门的污染物(包括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减排份额见表2、表3。在不同的能源税税率下,各部门的两种污染物的减排量占其总减排量的份额排序不变。对于两种污染物的减排而言,10个生产部门中,占总削减量份额较大的部门为重工业和电力部门,约占20%以上;其次是石油、服务业和煤炭部门,轻工业、交通、农业、建筑部门的削减比例较低,天然气部门的削减份额几乎为0。

3 结论与政策建议

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征收能源税对国民经济总量增长有轻微影响。与此同时,征收能源税有利于能源需求量和能源密(强)度的降低;减少煤炭在能源合成品中的份额,对能源结构能起到一定的优化作用;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减少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的排放量,改善环境质量。除此之外,考虑我国能源系统快速发展带来的社会成本,例如能源安全成本、扩大国际市场所引发的成本、环境成本等,以及征收能源税将带来的技术进步和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实施能源税的正面效果将更为明显。因此,能源税是一个值得选择的促进能源利用效率提高,能源结构改善,污染物排放降低的政策手段。实施过程中,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由于随着能源税税率的提高,影响的幅度越来越大,因此在实施的过程中,可以采用渐进提高税率的方法,避免对国民经济和居民生活产生过大冲击。另外,可以和减税政策配套实施,减轻对宏观经济和居民福利的负面影响。例如,在实际实施时,可以学习瑞典等国家的经验,在征收能源税的同时,降低所得税(包括个人和企业所得税),用能源税收入替代其它税种的收入,以及减免行政性收费,在“绿化税制”的同时,有可能获得所谓的“双重红利”效果。

此外,可以考虑将一部分税收收入用于支持节能、新能源开发和可再生能源利用,为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改善能源结构提供技术支持。

再者,按热值征收的无差别能源税税率并没有考虑(至少没有充分考虑)能源的环境影响。从模拟结果可以看出,无差别税率能源税的征收没有促进天然气等较为清洁能源的推广,反而使其产出和占能源投入品的份额均降低。为了进一步调整能源结构,使之向更清洁的方向发展,对各种能源按其环境影响实行以差别税率征收能源税是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