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旭军:山水给人安宁的力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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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生活的星球看起来像是陷入了一个永无休止的怪圈：冲突、误解，还有悲伤和心碎。”(《孤独星球》作者托尼・惠勒)
让大山低头、大海让路的人类中心主义，给世界带来了严重的环境危机。城市对人最大的损害是感官和精神，让人跟大自然沟通的能力削弱。东南亚海啸时，跟土地非常接近的当地土著，能感知到空气、阳光、水、动物中一些微妙的变化，嗅到了信息，搬迁到高地，没有受到伤害。而那些感官被损害了的游客已经失去这种能力。
为了修复身心，我身边许多媒体老总、企业家、学者都想到山里、湖边消隐一段时间，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们说隐居，其实是内心的需要，中国文人喜欢在游山玩水中陶冶情操，这是内心的修炼，并不是真正的游玩。
很多人愿意去印度、、尼泊尔，还有四川等山清水秀的地方，因为山水能给人安宁的力量。自然宽大、包容，不会给人压迫感，可帮人反省，给你人生感悟。
旅游其实是一种躲避日常生活的动态隐居。古代以自助游为主，探亲访友，游山玩水，吟诗作画，到别的地方做官骑马慢慢走。改革开放开始，中国旅游才成行业，分为大众旅游(旅行社组织)和自助游(背包客)。我最推崇的是深度体验式旅游，比如去乡下、农场、国外住几天，在一个地方什么也不干，晒太阳，看书，听听风声，看看海涛，隐居最接近此类。
南岭也有隐居客，他们认为，最打动他们的不是森林和瀑布，而是这里的社区环境。这个社区是林场，鼎盛时期是3万多人，现在有2000多人，是一个退化的社区，生活方式停滞不前，就好像侯孝贤电影里的节奏，慢悠悠的，居民不用干什么活，就是靠水电站收入，天下雨就有钱收，家离上班的地方不是很远，天天午睡，一到晚上8点都关门，看电视休息，路灯灰暗，大片黑暗当中萤火虫飞舞，偶尔传来几声狗叫，隐居客认为，这种氛围让人怀旧，觉得宁静、放松，没有什么急着干的事，过马路从来不需要看车和红绿灯……
现在国内大部分景区是让人游玩、寻找刺激，并不适合隐居。几乎所有的休闲度假村项目都想往“隐”字上靠，但我总觉得做得不够纯粹。比如，三亚亚龙湾以前是很好的隐居地，我2000年去，沙滩几公里没有一个人，在上面都可以裸奔，现在分割成一个个私家沙滩，还能让人隐居吗?丽江也不再是理想隐居地，因为丽江全部是外来的商人占据房子做生意，已经没有原住民的生活，这是鸠占鹊巢。所谓的江南古镇，开发一个热一个，大量的游客到达，对隐居构成一定威胁。我们有个词叫“躲团”，凡是团队客热衷去的地方我们都不意去。
隐居是很个人的事，能在城市和热点景区隐居的人需要很高的道行，我最推崇的隐居是能够自由切换空间和时间，无论身处何地，只要内心安然，就可达到隐居的效果。隐居需要一定的时间，也需要你花得起钱，像冯仑、潘石屹等经常带小圈子里的一批人到国外躲起来玩，他们这不是隐居，是社交手段。
对一般背包客来说，隐居相当简单，到农村去，到未被开发的地方去，到一般旅客不会大量到达的地方去，那里肯定有不寻常的风景。
朱大可：隐居是入世的最高境界
《新周刊》：时下，时隐时出的“高调隐士”层出不穷，“虚隐”盛行的原因是什么?
朱大可：一个高效资讯社会，几乎无法实现真正意义的隐逸，也就是与尘世发生彻底断裂。所谓隐居，不过是从社会中心的表演者转换为社会边缘的观察者而己，发达的资讯终究会重新唤起隐居者的角望，迫使他重返昔日的人生战场。
我相信，在大多数情况下，隐居是对现实焦虑的一种逃避。现代人流行隐居，是因为他们无法摆脱各种当下矛盾的纠缠。这是生活焦虑的自我超越，从一个侧面折射了社会冲突的严峻程度。
《新周刊》：现代“隐居”与传统“隐居”的区别是什么?
朱大可：现代“高调隐居”通常是一场被大众媒体事先张扬的隐居案，所以显得非常热闹。这完全是因为它们发生在媒体时代的缘故。传统隐居没有媒体的介入，所以显得更为低调。在我看来，正是由于媒体的包围，所有的现代隐居计划都将面临破产。
《新周刊》：隐居最需要的是什么?须具备哪些条件?最需要放弃的是什么?
朱大可：隐居首先要设法骗过媒体，否则就成了“显居”。隐居者应当彻底与外部世界的资讯断绝联系，例如上网、电话(座机和手机)和书面通讯。隐居者最需要放弃的，是对于名利的贪恋。但我说的其实都是一些废话，几乎没有人能够达成这种义无反顾的决绝。真正的隐居者，就是那些成功从我们视野中消失的人，也就是我们根本不知道的那些人。
《新周刊》：“隐居”会在中国文化中继续扮演一个超然的角色吗?隐居者的精神脉络到了信息社会后会被怎样延续?
朱大可：每个时代都会出现自己的隐士，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它不过是社会抵抗的一种古怪方式而已。西方历史上最“著名”的隐居者大多是宗教修士，而中国历史则更多诞生政治修士，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精神脉络。隐居者的最高特征，就是他必须拥有对自己的强烈的终极关怀。在这个意义上，隐居就是入世的最高境界。
柯卫：乌托邦建筑离我们很近
《新周刊》：你理想中的田园牧歌式建筑是什么样的?
柯卫：它应该表达中国人崇尚自然，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建筑不但应该处在优美的环境中，而且应该消失在环境里。它应该是一种景观建筑(Landscape Architecture)，与地形、地势关系亲密。在中国，很多地方的村落和乡土建筑会让我有置身于世外桃源的感觉。而在一些自然风景区的度假村，别墅区却让人难以忍受。
《新周刊》：在国内，很多建筑依山傍湖，成为中产阶层的豪宅首选，你觉得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居住观?
柯卫：接近美丽自然的愿望，是人类所共有的。但是我们看到的是大自然大规模的商品化。所以问题就在于，我们如何把有限的资源在富人和穷人之间进行分配，不仅考虑当代人的需要，而且不损害子孙后代的需要。
《瓦尔登湖》讲述过一个故事：梭罗参观一个漂亮的农场，和农场主进行了一番交谈，接受了它所有的美好，赞以诗词和颂歌，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全身心享受自然的美好方面而不是实际去占有它。真正好的建筑恰恰是用自然来做院的。
《新周刊》：你如何看待美国、韩国、日本和中国人对建筑的不同态度，什么样的建筑具有隐修的气质?比如日本建筑师隈研吾在长城脚下的公社做的建筑作品“竹屋”，我就能体验到“禅境”，以及对隐逸的向往。在你眼中什么样的建筑或材料具有这种气质?
柯卫：在很大的程度上，美国与韩国对于建筑的态度是相对保守的，还是本着经济与实用的原则。韩国的建筑比美国的更有实验性。日本有一些很有意思的建筑，日本建筑受到传统建筑的很大影响，但是建筑语言又是现代的，简洁的。问题是建筑空间形式相对单调。
中国分两个极端，一类是非常保守的，只要经济实用就好。另一类是无畏型的，各种新鲜的、有趣的、怪异的，甚至是荒谬的都感兴趣，不管别人是不是已经做过了，都要尝试。比较缺少的是与环境和谐，又不为环境所限制，关心人文现实，又不乏独立批判性的建筑态度。我认为“简”与“和”是营造建筑隐修的气质关键，即极简与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