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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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选择了几个关键变量，如劳动力工资水平、市场容量、基础设施、产业结构、制度变迁和进出口商品总值等，利用江苏省、上海市和浙江省的混合数据，对这些变量与FDI的流入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尝试推断了FDI的类型。
关键词：FDI；面板数据；Granger因果分析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6)05―0088―05
近几年来，流入长三角(泛义长三角，即江苏省、上海市和浙江省两省一市)的FDI数量急剧增加。长三角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从1990年的17．6亿元人民币到2004年的1737．5亿元人民币，增长了近100倍，占全国的比例也由1990年的11％到2004年的34．7％，增长了3倍多。长三角自1990年以来的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和占全国比例如下两图所示：
从上面两图可以看出，长三角的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在1990年到2004年呈现快速发展的势头，特别是2000年以来，FDI的流入量急剧增加，占全国的比例也以较快的速度上升。面对长三角实际利用外资增长的良好势头，我们不禁会问，是哪些因素吸引了长三角的外商直接投资?它们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程度有多大?它们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如何?长三角的FDI是哪种类型的?本文试图利用面板数据模型和Granger因果分析，对这些问题做一个初步的探讨。
一、简要文献回顾
在分析FDI集聚效应形成的原因的理论研究上，国外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如Caves(1971)”考虑交易成本的高低，认为与东道国企业相比，外国投资者在所处的投资环境中处于一种“外来身份”劣势，在原材料购买、识别和发现市场机会、熟练劳动力来源和管理以及许多不可预见到的不确定性等方面，比东道国企业有着更高的信息成本。理性的外资企业会做出风险回避的区位选择，外资企业往往会考虑其他外国投资企业的选择，在已吸引外资较多的国家进行投资。Kickerboeker(1973)建立A、B两国相互竞争模型，在一国首先向第三国投资的时候，另一国也会在第三国进行投资，也就是所谓的“跟进策略”(follow-my-leader)，从而逐渐形成集聚效应。Dunning(1977)提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认为区位优势取决于要素投入和市场的地理位置状况、各国的生产要素投入和市场的地理位置状况、各国的生产要素成本的质量、运输成本、基础设施等，而这些正是集聚效应的体现(吴丰，2002)。Kmgman(1991)从区域经济与规模经济的角度，解释了工业活动的集中性，集聚效应的关键是规模经济，特别是外部规模经济，集聚能导致生产某一产品的平均成本下降，进而产生递增的规模效应。Dunning(1995)认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跨国公司的区位选择不仅要考虑传统要素及其成本，还要考虑集聚经济和交易成本、动态外在经济性。Kevin HonglinZHANql999)在研究大量外资涌人中国的原因时，分析了影响来自亚洲资金与欧美资金的因素，结果发现亚洲资金更看重我国的工资成本；欧美资金更看重我国广阔的市场，对我国GDP的增长率反应更敏感。Leonard K．Cheng和Yum K．Kwan(1999)在研究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时，运用中国的数据，分析得出外商直接投资具有很强的聚集效应，并且巨大的市场、良好的基础设施、经济特区政策对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有巨大的吸引力，而工资的影响不显著。Dermot Leahy，Stephen Pavelin(2003)以企业竞争动机为考虑对象，建立A、B两国，1、2两种商品模型，分析得出彼此国家之间相互投资的激烈竞争、相互的示范效应会导致同时在一个国家进行直接投资。
在影响FDI流人的因素选择上，伍德沃和罗尔夫(1993)I”对影响出口导向制造业分配的主要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对投资选址有正面影响的因素有：人均GDP、汇率贬值、免税期限、自由贸易区的规模、政治稳定因素、制造业的集聚度和土地面积等；有负面影响的因素有工资、利润汇回管制、通货膨胀率、运输费用、工会组织等。戴维森(1980)发现企业如果已经在东道国进行了经营活动，那么再次投资该地区的可能性很大。这充分说明对外直接投资具有“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y)的特点。
以中国为研究对象，研究在中国的FDI投资选址的影响因素的有Chyan和Linda以及Chen等人。Chyan和Linda(1995)t3认为香港企业在广东地区投资的决定性因素是随时间变化的，在20世纪80年代是地理位置上的相邻性，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则是市场潜力。Cheng(1996)对影响外商投资选址的地理位置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在中部，外商看中的是市场扩张潜力，在西部则是丰富的能源和矿产资源。另外，地区的铁路连接对投资选址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国内的许多学者也对中国FDI集聚效应形成的原因做了许多研究，孙俊(2002)在中国FDI地点选择的因素分析中，考虑优惠政策、开放水平、市场化程度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发现上述因素对各地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都具有正的影响。吴丰(2002)”研究外商直接投资的聚集效应和我国吸引外资的新趋向，从结构化的聚集效应分析框架，透视了影响FDI区位选择的因素，着重讨论了聚集效应与FDI的关系。沈坤荣、耿强(2001)构建了一个包含外国直接投资和人力资本的内生增长模型，并运用1987-1998年中国29个省、市及自治区的有关数据进行回归分析，认为外国直接投资的增长导致了经济增长率的增加，并且发现外国直接投资技术扩散效应的发挥程度与人力资本有着至关重要的关系。许罗丹、谭卫红(2003)借助邓宁的区位优势理论，构建局部调整模型，分析了影响FDI集聚的因素。发现经济水平、居民消费水平、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和市场容量等对我国吸引FDI有着正面影响，但工资水平的影响并不显著。贺灿飞和魏后凯(2001)rq认为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取决于信息成本、集聚经济以及人力资本等变量，并且外商直接投资的集聚效应是可以创造的，一经建立，可以通过发挥其外部规模经济而不断加强，即具有路径依赖的特征。梁琦(2003)IT基于空间经济理论讨论了关联效应、贸易成本与跨国公司之间的关系，认为优惠政策不再是吸引外资的主要因素，地区的开放度和产业集聚所产生的关联效应才是外商投资区位选择的最主要的驱动力，低层次的专业化并不对吸引FDI有利。另外，韩剑(2005)，等人对江苏省的FDI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集聚效应对吸引FDI有着重要的影响。吴先华、胡汉辉(2005)112l研究了交通设施、金融深化、制度变迁及人力资本与FDI之间的关系，并做了实证研
究。认为FDI的流入与基础设施的改善、金融的深化、人力素质的提高等因素关系不大，而与制度的变迁存在着相互的引致关系，而且FDI促进了金融的深化。看来，FDI可能更看重东道国的制度是否完善以及市场化的程度等，这给我们引进外资的工作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上述国内的一些研究成果中有值得进一步研究之处。一方面，模型中使用的数据大多是国家层面的数据，而中国国情复杂，东、中、西部差距巨大，数据的针对性不强，结论也难具有解释力。另一方面，在分析FDI的影响因素时，局限于单个因素，如对GDP、汇率、进出口、金融深化等。许多研究分析了多个变量与FDI之间的关系，但在模型的使用上，有些研究使用简单的线性回归，在多个自变量时，难免出现多重相关。本文在借鉴上述文章的基础上，结合邓宁的区位优势理论，专门针对近年来流入FDI最多最快的长三角，采用面板数据(Panel data)，对FDI与劳动力丁资水平、市场容量、基础设施、产业结构、制度变迁和进出口商品总值等诸多因素之间的影响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对变量与FDI之间的关系做了Granger因果检验，并尝试以此来判别FDI的类别。
二、数据与模型说明
(一)数据说明
(1)FDI：本文考察FDI实际利用额与诸变量之间的关系。之所以取FDI实际利用额是要考察流入长三角的实际资金情况，该值按实际有效汇率折算成人民币。
(2)SY：制度因素在经济发展中起着关键作用，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良好的制度环境，有效的经济体制和适当的激励机制能够充分发挥各种经济要素的生产潜力，促进生产发展和经济增长。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制度变迁，中国经济制度的变迁主要表现在产权制度变迁、市场化程度提高、分配格局变化和对外开放程度四个方面。如地方政府的鼓励和较少的管制会吸引外商直接投资。(Li&Guisinger,1991)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国有制比重持续下降而非国有制比重持续上升。因此，我们以非国有工业总产值来表示制度的变迁。
(3)GZ：考虑到外商投资企业中员工的工资一般以本地职工平均工资为参照，故劳动力工：资水平选用全部职工平均货币工资。一般认为，工资水平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是负相关的关系(Yamawaki(1991)、Chen(1997)、Coughlin和Segev (2000)、Cheng和Kwan(2000))。
(4)JC：一个地区的基础设施包括能源、交通、运输、通信等多个方面，基础设施越完善，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能力就越强(Chen“997)、Broadman&Sun(2000)、Cheng和Kwan(2000))。这里选用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总值。
(5)CY：产业结构因素。产业结构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各个产业之间的比例关系以及相互联系，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过程能够引发资源的重新配置，进而推动经济的增长。对外商直接投资而言，第二产业相对发达的地区一般都有相对成熟的配套设施、生产环境和制度法规等，第三产业发达的地区则有较好的商业、金融服务业等，对于外资也越有吸引力。这里我们选用第二、三产业的总值。
(6)GDP：该变量主要用来衡量市场容量。许多研究证明，外商直接投资考虑得较多的是市场规模和成长潜力(Crosse&Trevino,1996；Liu et al，1997)。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更要考虑当地市场的容量和成长。衡量市场容量的指标有很多，如居民消费、政府消费、人口数量等等，但一般来说，该地区的人均GDP越大，购买能力越强，市场容量也越大，因此选用人均GDP近似作为衡量指标。
(7)MY：贸易量反映了该地区的对外开放程度，对外开放程度越高，与国外的联系越紧密，外商对该地区的了解越深入。衡量地区的贸易总量一般用进口和出口商品的总量，这里采用进出口商品总值(按经营单位所在地分)作为度量指标，该值按照实际有效汇率折算成人民币。
以上数据主要来源于中经网，少数缺漏数据由《中国五十年》和各省统计年鉴综合推算。样本空间确定为1990～2004年，主要是考虑数据的可得性问题，各值均取自然对数值，减少可能存在的异方差。
预计以上各变量与FDI之间的相关关系如下：
三、实证结果
1．面板数据分析结果。利用软件EVIEWS4．0对方程(1)进行估计，发现变量MY不显著，将其从方程中剔除，用似不相关方法(SUR)分析结果见表2。
从方程估计结果来看，调整之后的R2为0．9417，说明模型的拟合良好。从各系数的T统计量检验来看，方程剔除进出口总量(MY)变量后，其余变量均高度
下面我们对各变量系数的经济含义做简要分析。
(1)市场容量(CDP)：从实证分析结果来看，若人均GDP的对数值增加1个单位，会促使FDI的对数值增加1．23个单位。若人均GDP越高，吸引FDI的能力越强。因为人均GDP越高，居民消费能力和政府消费能力越强，市场容量越大，也越能吸引外资的进入。从这一个侧面也反映了长三角的外商直接投资有可能属于市场导向型。外商在长三角投资时，会考虑当地的经济发展基础和市场容量。
(2)劳动力成本(CZ)：劳动力成本的系数显著为负。当地职工平均工资的对数值若增加1个单位，当地的FDI的对数值会减少2．3个单位。这说明长三角的劳动力成本会对FDI产生显著的影响，长三角的外商投资可能属于垂直型。这一结论与区位理论(Weber，1929)和新劳动国际分工理论(Frobel et a1．,1980)是一致的。
(3)基础设施(JC)：由于数据的可得性，这里的基础设施用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总值来表示，实证结果也符合我们的预期。其系数符号为正，说明长三角的基础设施条件对FDI的流人有正面影响。
(4)产业结构(CY)：产业结构变量的系数为正，其值为1．185，这说明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吸引了FDI的流人。长三角第二、三产业的蓬勃发展，为FDI流入提供了生产配套设施和金融、服务和商业等环境。
(5)制度变量(SY)：实证结果表明，非国有工：业企业产值的对数值每增加一个单位，流入FDI的对数值会增加0．85个单位。这充分说明，外商投资非常看重该地区的制度环境，如市场经济化的程度。
2．Granger因果分析结果。为了分析长三角内部两省一市的FDI与诸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我们采用格
兰杰因果关系检验(Granger Causel Relation Test)。为不失一般性，取滞后期为2期，结论见下表：
上面的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较好地反映了长三角内部的FDI与各影响因素之间的因果关系。按照地域不同，对各因素与FDI之间的关系做一个简要的分析，并初步推断当地FDI的类型。
(1)上海市：影响当地FDI流人的因素有市场容量(GDP)、劳动力工资水平(GZ)、进出口总量(MY)、产业结构的高度化(CY)和制度变量(SY)。上海市的FDI既受当地劳动力成本的影响，也与市场容量和进出口水平相关，而且还与制度环境和产业结构有关，即上海市良好的金融、服务、商业和工业基础等能促进FDI的增加。这说明上海市的FDI可能是复合型的，既有市场导向型的投资，也有出口导向型和垂直型的投资。近年来，上海市一直致力于建设金融和服务业等第三产业，进出口贸易活跃，许多跨国公司和国内知名的大公司纷纷把总部迁往上海，上海的人才质量、金融资本和市场制度环境等要优于其他省份，这些因素促进了上海市的FDI流入。
(2)江苏省：影响FDI流人的因素主要有进出口总值(MY)和制度环境(SY)的改善，而当地的劳动力工资水平(CZ)与FDI没有因果关系。这说明江苏省的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和市场经济条件的改善能促使FDI的流入。同时，FDI与进出口总值(MY)是互为因果的，说明江苏省的FDI可能是出口导向型和水平型投资。江苏是政府推动型的“园区经济”，政府在招商引资方面积极主动、功能非常强大，具有“强政府、弱市场”的特征，这些特征与我们的定量分析结果是相吻合的。
(3)浙江省：该省FDI的影响因素有劳动力工资水平(GZ)、进出口总量(MY)、基础设施(JC)、产业结构的高度化(CY)和制度变量(SY)。市场容量(CDP)与FDI没有因果关系，这说明浙江省的FDI看中的是当地廉价的劳动力、良好的基础设施、配套的产业基础和市场经济条件等，浙江省的FDI可能是出口导向型和垂直型投资。这与浙江省具有良好的市场制度环境、基础设施和配套的产业集群是分不开的，如纺织品、机电、化工等产业聚集区。
四、小结
根据上面的实证分析结果，我们可以简要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长三角的FDI流入与市场容量、基础设施、产业结构、制度变迁和进出口商品总值等正相关，其中制度变量和人均GDP变量的系数最大，说明FDI越来越注重当地的市场经济的完善程度和当地的市场容量，但与劳动力工资水平负相关，这说明长三角的FDI总体上属于垂直型投资。
第二，各个省份的FDI的影响因素及FDI的类别也并非完全相同。从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来看，上海市的FDI可能是复合型的，既有市场导向型的投资，也有出口导向型和垂直型的投资；江苏省的FDI可能是出口导向型和水平型投资；浙江省的FDI可能是出口导向型和垂直型投资。
以上研究的不足之处有很多，在选择影响因素时，还有许多因素，如公司的技术(Len J．Trevino et s1，2000)、税收等优惠政策(Dunning，1996；Desai，2004)、集聚程度或FDI的存量(许罗丹、谭卫红，2003)等未能在本研究中得到反映。其原因一方面是有些数据难以收集，另一方面是出于研究的侧重点的考虑。另外在推断FDI的类型时，也稍嫌不严谨，但至少给出了一种分析的思路。这些缺憾将是今后研究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