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的“罪与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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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并非几个书生纸上推演的“策划”，也不是毫无铺垫的空穴来风，它是清朝自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推进洋务运动的一个结果。

梁启超曾经说，洋务运动是戊戌维新的先导。

聪明的严复在1896年2月与梁启超讨论变法时，也点破了这一点，即所谓：“一思变甲，即需变乙，至欲变乙，又需变丙。”由经济体制改革出发，最后一定会牵涉到行政体制、法律体制、政治体制的改革。

当时，维新人士把希望都寄托在年轻而又开明，变革思想十分强烈的光绪皇帝身上。

维新派有一个重要的参照――在此前展开的日本明治维新运动中（1868―1898），年轻的明治天皇顺应改革潮流，加以促进，是明治维新成功的原因之一。这个因素，在中国政界和学界发挥了很大的示范效应。

二

然而，中国国情却与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国情大不相同。

明治天皇的父亲孝明天皇仇视对外开放，极力维护落后的德川幕府体制，立场极为保守。1866年，孝明天皇去世。他的独子，16岁的睦仁继位，是为明治天皇。明治天皇开明而且富有进取心，更重要的是，他头上并没有一个太上皇紧箍咒。当时，日本改革者铲除幕府势力幸运地初步成功，朝廷大权实际掌握在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等改革派手中，史称这是日本的“运气”。

清朝就不然了。

梁启超《戊戌记》说：皇上（光绪帝）虽有亲裁大政之名，而无其实。一切用人行政，皆仍出西后（慈禧）之手。慈禧这样做，当然是为了便于自己长期垂帘听政。光绪这个小皇帝是在慈禧严酷的威压虐待之下成长起来的，其境遇至为悲惨。梁启超《戊戌记》记太监寇连材的回忆说：

西后待皇上无不疾声厉色。（光绪）少年时，每日呵斥之声不绝。稍不如意，常加鞭挞，或罚令长跪。故积威既久，皇上见西后如对狮虎，战战兢兢，因此胆为之破。至今，每闻锣鼓之声，或闻吆喝之声，或闻雷，辄变色云。

1887年，慈禧主持光绪选择妻子（皇后）的仪式。慈禧想让光绪娶她的侄女那拉氏 （即后来的隆裕皇后）为妻，把那拉氏排在5个候选人第一位。慈禧指着5个女人对光绪说：“皇帝喜欢谁，请自选，中意谁就把如意授给谁。”光绪说：“这件大事应该由皇爸爸（慈禧）做主，我不能做主。”慈禧假装大方，也许要测测光绪是不是真听话，坚持让光绪自选。可是，当17岁的光绪忽略了第一名，要把如意授给另一人时，慈禧大叫：“皇帝！”并且朝那拉氏努努嘴。光绪一下子醒过来，不得已把如意授给慈禧的侄女。

在这种状况下苟且偷生的光绪，没有被逼疯，已属万幸，这说明他是一位具有非同寻常的坚强性格的青年。

茅海建著《史事考》说，光绪自17岁亲政（这个年龄倒是和明治天皇继位时间差不多）之后，每一个决定都要向慈禧报告。小事事后报告，大事事前请示。总之，一切都需经过慈禧同意方可。光绪只是名义上的皇帝，没有实际权力。

维新派诸人把希望寄托在这样一位皇帝身上，岂不是要落空？

三

光绪身体一直不好。中外医生给他诊断，都指出他焦虑、头痛、耳鸣、头晕、疲惫。这正是精神抑郁的表征。

抑郁症是怎样产生的呢？传统的精神分析学注重从童年经历挖掘根源，而新的精神分析学更加关注后天的生活环境、文化环境和个人环境。

不幸的是，这两个因素，在光绪身上都具备了。精神分析学特别重视“焦虑”状态。所谓焦虑，是指个人面对一个充满敌意的环境而产生的孤独感、软弱感、恐惧感和不安全感。为了对抗这种焦虑，不得不拼命追求爱，或是追求事业的成功，以此获得安全和自信。

时，光绪27岁。这个岁数，正是富于理想，激情洋溢，要干一番事业的好时光；也是血气方刚、容易冲动、固执己见，富有逆反心理的年龄段。应该说，变法给光绪提供了一个情绪的突破口――他不愿意做崇祯那样的亡国之君，也不甘心看到中国被列强欺负，这是堂堂正正，能够摆到桌面上的理由。既能说服自己，克服恐惧，又能在道德方面占据制高点，达致一种崇高美和撼动人心的悲剧效果。换句话说，只有变法，才能在公私两方面给光绪提供背叛慈禧的契机。

这表明了光绪内心深处火山的爆发，可谓“积之既久，其发必速”。华裔史学家黎东方撰文说，光绪是中国历史上最苦命的皇帝之一，从进宫到囚禁，他几乎没有一天不向慈禧长跪。然而，在变法的短短一百天之内，这个曾经的窝囊废，一变而为中国历史上最富悲剧色彩的正面英雄。当然，他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光绪在变法中反击慈禧，然后被长期囚禁，这是光绪的“罪与罚”。

（摘自《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