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半农与泰戈尔:翻译和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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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将刘半农对泰戈尔的诗歌翻译放到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中进行研究，发现翻译后的诗歌被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写，而这种改写受所处时代的意识形态及诗学形态的影响，并同作家自身的创作有着密切的关联，从而为泰戈尔的诗歌翻译研究提供另一个视角。
关键词：刘半农；泰戈尔诗歌翻译；改写；社会意识形态；诗学价值
中图分类号：H15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1）-12-0-02
一、刘半农和泰戈尔诗歌翻译
“五四”运动前夕刘半农翻译了泰戈尔的4首散文诗。前两首发表在5卷2号（1918年8月15日），题为《Tagore诗二首》，即《恶邮差》和《著作资格》；同年9月又在《新青年》5卷3号上发表了另外两首译作：《海滨五首》和《同情二首》，均是无韵诗。这些译诗后被收入了《刘半农诗选》中，共收入译诗40多首，泰戈尔的诗歌占了9首[1]。
以下是他翻译的《海滨》：
海滨
在无尽世界的海滨上，孩子们会（汇）集着。
无边际的天，静悄悄的在头顶上；
不休止的水，正是喧腾湍激。
在这无尽世界的海滨上，
孩子们呼噪，跳舞，会（汇）集起来。
原诗：
On The Seashore
On the seashore of endless worlds children meet.
The infinite sky is motionless overhead
And the restless water is boisterous.
On the seashore of endless worlds
The children meet with shouts and dances.
从这则翻译，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刘半农采用了直译的翻译策略，使用的翻译语言相当的平实，句子结构也几乎未作任何改变。
另一首他翻译的泰戈尔的《恶邮差》，同样体现了非常直白的散文诗的文体特征[2]：
你为什么静悄悄的坐在那地板上，告诉我罢，好母亲?/
雨从窗里打进来，打得你浑身湿了，你也不管。/
你听见那钟，已打四下了么？是哥哥放学回来的时候了。/
究竟为着什么，你面貌这样稀奇？/
是今天没有接到父亲的信么?/
我看见信差的；他背了一袋信，送给镇上人，人人都送到。/
只有父亲的信；给他留给自己看了。我说那邮差，定是个恶人。
这一翻译策略的选择植根于当时的社会文化及文学背景，以下做简要分析。
二、社会意识形态和诗学特征
一种文学形式在文体特征上展现的是文学作品的文本结构形式，在更深层次上却可以体现一个民族，一种文化在长期历史积淀中形成的思维模式和心理建构。这种形式深深植根于这个民族人民的意识形态中，并同时影响着他们对外在世界的感知和认识。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说，只有完全冲破旧形式的束缚，才能颠覆旧思维的限制，从而彻底与旧传统决裂。
当时的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很清楚的认识到这一点，胡适首先举起了“文学革命”的大旗，他认为“文学革命”首先应从文学形式入手改革，中国新诗应该使用白话文写作。1917年，胡适著名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发表于《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他的诗学革命“八事”：须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做无病之；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3]。
然而，提倡新诗的先锋斗士们深知传统的道德价值观和文学模式已根深蒂固，一场彻底的文学变革绝非易事。于是他们迫切要求摆脱旧有的诗学模式，从僵化的文言文古体中解放出来，用最平实，最通俗的白话表达他们与旧传统决裂的决心。因而，相对于诗歌的内容，他们当时文学革命的重点更在于语言的彻底革新。
刘半农，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新文学革命的先行者，和周作人钱玄同俞平伯等一道热情支持胡适的观点，并积极投身“白话运动”，“提倡白话，反对文言”。他也是中国最早关注并翻译外国诗歌的文学家之一，他在“五四”运动爆发前夕翻译了一些散文诗，并在他的《我之文学改良观》一文中清楚地阐明了他翻译这些诗体的目的。他翻译这些诗歌的意图是配合当时正蓬勃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希望在诗歌方面打破古典诗歌旧格律的束缚。因为这种诗歌字数多少不拘，无严格的韵律要求，有助于诗体解放和冲破旧格律的束缚。
三、刘半农在那个时期自身的创作风格
刘半农尝试用白话文翻译外来诗同他自己白话诗的创作是相辅相成的。以下是他写于1917年的一首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白话诗，被收录在他的《扬鞭集》里：
相隔一层纸
屋子里拢着炉火，
老爷分付开窗买水果，
说“天气不冷火太热，
别任它烤坏了我。”
屋子外躺着一个叫化子，
咬紧了牙齿对着北风喊“要死”！
可怜屋外与屋里，
相隔只有一层薄纸。
不难看出，这首诗相当的直白和简单，以至于不像诗。虽然似乎用诗的形式呈现，但所使用的语言更像是日常用语，根本谈不上“诗意”。
这种表现手法同样清楚的体现了中国新诗在初期创立阶段对传统的颠覆和对新语言模式的尝试。初期新诗一方面表现为，用散文的语言来表述和规范新诗的语言形态，将作诗如说话视为现代新诗语言的表述理想。如胡适所说的，初期新诗的语言应该是一种“说话”语言：“要须作诗如作文”，“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另一方面则是以传统汉语诗歌的语言表述为参照，试图取消任何规则化的诗歌语音表述[4]。
四、结语
结合以上分析，刘半农这种翻译策略的选择和他自身的诗歌创作实际上反映了当时文学界普遍的迷惘和困惑，众多的作家进行着尝试，但努力的方向似乎更倾向于彻底打破中国旧有的诗学传统，而对于中国新诗的模式没能形成统一的认识，以至于形成如此“直白如话”的“诗”体语言，把诗写成了分行的散文。这种翻译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作出的选择，是对原作的改写与操控。可见，翻译不是单纯的文学行为，它受到目标语文化系统中各因素的影响，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并与其他子系统交相辉映。
参考文献：
[1]刘半农.刘半农诗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2]张羽.泰戈尔与中国现代文学[D].东北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2:150.
[3]欧阳哲生.胡适文集第二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6.
[4]陈爱中.中国现代新诗语言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6: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