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是中国的一面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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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是作者2005年4月写给财政部王军同志的信，王军当时是财政部办公厅主任，现为财政部副部长。

我仔细读了你在《人民日报》(内部资料，总第755期)上发表的《贫与富》一文，使我联想很多，禁不住想给你写几句话

《贫与富》写得很好，情况分析见底，评论引证准确，是多年来难得见到的国外考察报告。

我曾为博鳌亚洲论坛的事到过印度，时间是三年前，先后到了新德里、阿格拉、班加罗尔、瓦拉纳西(恒河畔一座有3000多年历史的古城)，所见所闻，同你的感受完全一样。一个社会竟能容忍如此巨大、广泛而深入的差距和对立，是麻木，还是宽容?是悲，还是喜?是进步，还是停滞?实在值得深思。前些年，国内曾经对印度以电子信息软件为龙头的经济赞不绝口，我并不完全赞同，我以为那是夸大了的判断，是人云亦云，是不了解印度的真实情况。印度以种姓制度为代表的社会问题，是一个巨大的销蚀剂，它对印度的发展与进步构成了难以逾越的历史。我在印度参观国家植物园，有园长等高级官员陪同，当我问起一个树种，而园长又答不上来的时候，旁边一个技术人员接上来回答，园长当即瞪了他一眼，他吓退了。我发现那个人手腕上没有带红箍，身份很低，没有资格同尊贵的客人对话。这是随机观察，是真切地反映了印度的人文环境。

《贫与富》一文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展现了一面镜子，照出了印度的问题，也照出了中国的问题。在这个世界上，基本国情相近的，我看没有比中印两个更相似的国家了。历史包袱，十多亿人口，城乡二元结构，经济发展的极不平衡等，都是两国面临的历史性老大难问题，都值得我们去下功夫探索，找到真正有用的他山之石。

印度自称是发展中国家中最民主的国家，其实这是一种政治上的浮肿，是政客的炫耀，它对印度人民，对经济社会发展并没有起到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太大作用。人民党执政的失败，不失为一种公道的报应。

中国从印度这面镜子，能看到什么是中国最大的隐患?我认为主要是分配问题，至少是第一位的问题之一。在中国政治文化中，“不患寡而患不均”，绝不是糟粕之见，而是中国历次动乱的深刻教训。对于我们今天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来讲，分配是尤其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现在有一种误解，似乎一讲分配就是忽视效率，就要平均主义，就不能促进经济发展。其实正好相反，苏联的衰落，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成功，都是最好的证明。中国发展到现阶段，能真正起到缩小差距、调剂贫富、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你讲的五个方面都对，但我感到其中的税收政策应是最重要的。中国的一些人暴富后的挥金如土，腐败性消费，几乎没有任何法制约束和道德谴责。上亿元的豪华别墅，有的城市繁华地段的房价高到每平米8万元，这不管从什么意义上讲，都是不合理的，更不值得炫耀。我们是发展中国家，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消费都不应该脱离这个经济基础。媒体的炫富炒作，攀比奢华，完全是一种非常态的表现，这在发达国家也是不为社会所认同的。为什么对这些人就不能搞征税超额累进?搞得狠一点就“左”了吗?就会影响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了吗?我看不见得。连马克思都极力主张的，为什么我们这些马克思主义信徒就不能理论联系实际，狠下决心呢!

中国长期贫困，经济指导思想上的增收观念根深蒂固，分配是不敢碰的烫手山芋。一讲分配，就是多支出，就要动预算盘子，就谁也不敢轻举妄动了。你管财政，知道深浅，我看没有那么严重，全局、局部都可以动，而且能动好，可以把税收杠杆放在最好的支点上。中国要抓住机遇，这是重要的机遇之一。越往后，问题更多更大，解决的难度会成正比例地增加。早在十多年前，我任国家体改委主任时，就曾同税务总局的负责人议过这个问题，他是一大堆似是而非的道理，概括起来讲，就是只能小动，不能大动。他说服不了我，当然，我更说服不了他。事情就这样一年一年地拖了下来。现在“内需”上不去，我看说到底也是这个问题，一次、二次分配都有问题。

我认为，中国的长治久安，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分配的恰当，经济越发展，社会创造的财富越多，越要处理好这个问题。否则，加快两极分化是必然的，滋生社会问题的机率必定水涨船高。我老了，没有精力再研究这个问题了，信里讲的观点，权当《贫与富》一文的读者反映，供你参考。

(选自陈锦华著：《国事续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