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居寺 风雨磨不去的庄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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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刻佛教大藏经，是文化遗产，也是文化寄迹让世人看到了古人护持佛教的大信心，大愿力。

《俱合论》里说，佛之妙法有二者，教法证法之体性，持教法者唯讲经，持证法者唯修行。也就是说，佛教经书论典的讲学和实际的修持同等重要，闻思与修行需要相互协调，缺一不可。佛教信众，听闻之后自当思省，很多观望佛教文化的边缘人，如果他们看到的是一些了解经教、又有所修持的出家人或者居士，也会使他们对于佛教的认识更加圆满，为更多的佛教爱好者提供顺缘。

对于身居大都市的现代人来说，想达到心性的平静宽和，不容易。古人对治烦恼的方法很多，参禅礼佛，谈空说有，是一条路，只要找到合适的对境。京西云居寺，有给人震撼的法宝，可以治疗现代人内心的焦枯――青山巍峨，石经绝代。

佛教经籍荟萃之地

云居寺是佛教经籍荟萃之地，寺内珍藏的石经、纸经、木版经号称“三绝”。

“石刻佛教大藏经”始刻于隋大业年间(605年)，僧人静琬等为维护正法刻经于石。刻经事业历经隋、唐、辽、金、元、明、六个朝代，绵延1039年，镌刻佛经1122部、3572卷、14278块。象这样大规模刊刻，历史这样长久，确是世界文化史上罕见的壮举，堪与文明寰宇的万里长城、京杭大运河相媲美，是世上稀有而珍贵的文化遗产。

被誉为“北京的敦煌”、“世界之最”。“房山石经”是一部自隋唐以来绵延千年的佛教经典，不仅在佛教研究、政治历史、社会经济、文化艺术等各方面蕴藏着极为丰富的历史资料，而且在书法艺术上有着重要的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

北塔是辽代砖砌合利塔，又称“罗汉塔”，始建于辽代天庆年间(1111-1120年)，高30多米，塔身集楼阁式、覆钵式和金刚宝座三种形式为一体，造型极为特殊。塔的下部为八角形须弥座，上面建楼阁式砖塔两层，再上置覆钵和“十三天”塔刹。这种造型的辽塔，十分少见。

四座唐塔都有明确的纪年，塔的平面呈正方形，七层，分单檐和密檐式两种，而造型大致相同。塔身上雕刻着各种佛像，其中唐开元十五年(727年)所建的石塔，内壁雕刻有一个供养人，此人深目高鼻，推断应为外国人形象，这与当时唐代与中西亚交流广泛、大量任用外族为官有直接关系。雕刻的服饰十分华丽，线条细腻流畅，反映了盛唐中外文化交流的繁盛景象。

纸经现藏22000多卷，为明代刻印本和手抄本，包括明南藏、明北藏和单刻佛经等。而其中的《大方广佛华严经》为妙莲寺比丘祖慧刺破舌尖血写成，被誉为“舌血真经”，尤为珍贵。《龙藏》木经始刻于清朝雍正十一年(1733年)至乾隆三年(1738年)，现存77000多块，内容极为丰富，是集佛教传人中国2000年来译著之大成。堪称我国木板经书之最。世界上现存两部汉文大藏经，一部为云居寺现存的《龙藏》，另一部是韩国海印寺的《高丽藏》。

震撼世界的石经

佛教石经中规模最大、历史最久的文化珍品，存于北京房山县云居寺石经山。

房山石经由隋静琬(即智苑)发起刻造。静琬继承其师慧思遗愿，自公元605年～617(隋大业年间)开始筹划，至639年(唐贞观十三年)，刻完《涅盘经》后即圆寂。据考证，静琬除刻《涅盘经》外，还有634年(唐贞观八年)所刻《华严经》，以及嵌于雷音洞四壁的《维摩经》、《胜鬟经》等经石146块。继承静琬刻经事业的弟子可考者有所谓导公、仪公、暹公和法公四人。

唐开元年间，由于帝室的支持，静琬的第四代弟子惠暹在雷音洞(石经堂)下辟新堂两口(即今第一、二洞)，镌刻石经。中晚唐时期，由于当地官吏的支持和佛徒的施助，先后刻有石经100余部，经石4000多块，分藏于九个石洞。唐末五代战乱，石经的刻造陷于停顿。至辽代继续镌刻。据1058年(清宁四年)赵遵仁《续镌成四大部经成就碑记》载，涿州刺史韩绍芳曾清点藏于石洞中的石经数量：自1027年(太平七年)至1057年(清宁三年)，有续镌造《般若经》80卷，计碑240块；刻《大宝积经》1部120卷，计碑360块。此乃就所刻般若、宝积二大部经而言。实际上依石经拓片题记看，仅道宗自1056年(清宁二年)至1093年(大安九年)的30余年间所刻石经，应是161部，656卷，经石(缺佚除外)约1084块。

此后有僧通理继续刻有佛经44帙，小碑4080片。其门人善锐、善定在1118年(天庆八年)于云居寺西南隅，穿地为穴，将道宗和通理所刻石经埋藏其中，并造压经塔以镇之。其后通理弟子善伏等又有续刻。金代续刻石经始于1132年(天会十年)。后1136年(天会十四年)有燕京圆福寺僧见嵩续刻《大都王经》1帙(10卷)；1138年～1149年(天眷元年至皇统九年)间，有奉圣州(今河北涿鹿)保宁寺僧玄英暨弟子史君庆、刘庆余等续刻密宗经典39帙；1149年～1190年(皇统九年至明昌初年)，有金章宗的皇伯汉王、刘丞相夫人、张宗仁等续刻阿含等20帙。

石经的当代价值

此外不有不知名者所刻的《金刚摧碎陀罗尼经》、《大藏教诸佛菩萨名号集》、《释教最上乘秘密藏陀罗尼集》等。金刻石经，除《大教王经》藏于东峰第三洞外，余均埋于压经塔下地穴内。元代石经的镌刻又告停顿。明代朝廷修理了云居寺和石经山，万历、天启、崇祯年间，有吴兴沙门真程劝募在京当官的居士葛一龙、董其昌等续刻石经。计划中有《四十华严》、《法宝坛经》、《宝云经》、《佛遗教经》、《四十二章经》、《大方广总持宝光明经》、《梵网经》、《阿弥陀经》等十余种。

因原有石洞均已藏满封闭，故另在雷音洞左面新开一小洞，砌石为墙，将所刻经碑藏入，著名书法家董其昌为之题“宝藏”二字，俗称“宝藏洞”(第六洞)。云居寺的石经刻造，至此结束。据近年统计，石经山九个洞内和洞外共藏经碑1.4万余块。

明清以来，房山石经已引起学者注意。明代周忱，清代查礼、石景芬、叶昌炽等的游记和著述中，都曾介绍它的价值。但均从碑刻书法着眼，很少从佛教角度研究。1956年起，中国佛教协会开始进行全面整理与拓印。这些经碑，对校勘木刻经本的错讹，是可贵的实物依据。有些刻经题记还保存有唐代幽州、涿州地区的行会名称和政治、社会、经济情况，对研究当时华北社会状况有参考价值，同时也是研究古代金石、书法艺术发展的重要资料。

当代人需要反观自性

禅语，明宗不明教，好像野人笑。可不是吗?知道了修学佛道的目标，庄严国土，利乐有情，可是，教法不闻思，如何才能相对清静准确地传递佛教的教理教义呢?释迦佛，住世80载，开演大小乘教法49年，其中22年的时间在说般若空性法门，主要集中在600卷的《大般若经》里面。这部宽广的经典，在唐代由玄奘大师翻译成了汉语，收录在大藏经里面，至今可以供人阅读。

可见“空性”法门，是何等的重要。“缘起无自性，一切法无生”，是趣人大乘佛法的基本见解。当然，佛陀住世之时，对机说法，况且要讲解22年，众弟子勇猛精进，况且难解深意，那么，今天凡俗的人们，如何才能得到佛法的甘露呢?

佛陀灭度后，为了广弘经教，诸位祖师大德造论阐扬。佛法甚深难解，并非没有趣人的路径和次第。古代印度，大乘佛法主要分为两大范畴，一者以龙树菩萨为代表的“中观宗”，属于大乘“空宗”；一者以弥勒菩萨为代表的“唯识宗”，属于大乘“有宗”。

中观和唯识，并称为大乘佛法的两大车轨。

中国古代，有两位著名的翻译家，分别继承了两大宗派的论典，前者是鸠摩罗什大师，后者就是玄奘大师。这二位高僧被誉为中古最伟大的两位译师。

更值得说明的是，正是因为以玄奘大师为代表的各代佛教翻译家，远赴重洋，出生入死的努力，才使得大乘佛法教义在汉地得以蔚为大观，同时，展现了中国佛教徒大无畏的精神和人天叹服的愿力，真正是“远绍如来，近光遗法”。想一想，今天的人们，多么有福报，可以直接翻阅罗什大师和玄奘大师翻译的经文。不管修习中观宗的论典《中论》、《中观四百论》等，还是专研唯识宗的大论《成唯识论》、《弥勒五论》等，了知不执着于事物的表象，才算起步上路。

禅语亦云，明教不明宗，如水人竹筒。不论是小乘佛法的安立名言，还是大乘佛法的开显空性见解和光明藏性，都是需要个人回光反照，照己则得，觅人则失，这也是明代高僧莲池大师的教诫。佛经与论典，都是为了对治凡夫俗子内心的烦恼，所以，字字句句，都是修学者的行动指南，辨别南北，才知道东西。

云居寺的辉煌，是历史，救治当代人的心灵，还需要当代人自己的见地与修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