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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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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初,全国数十家新闻单位报道了一则引人注目的消息:一个汇集了8名大学生、研究生,平均年龄不足22岁的青年群体,自愿去四川省新津县龙马乡创办乡镇企业。他们的领头人是24岁的化学硕士向兴全,创办的企业叫龙马化工厂,产品是荣获第36届布鲁塞尔“尤里卡”国际发明金奖、在医疗上具有广泛应用前景的羟基磷灰石微粒人工骨。

这个大学生群体放弃大城市优越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勇敢地去农村创业,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此举洋溢着当代青年知识分子在改革之年不甘寂寞、勇于追求的雄心。二、大大提高了乡镇企业的档次。三、在目前大城市各单位人满为患的情况下,为打破大学生分配难的局面点亮了一盏希望之灯。为此,从中央到省市县的各级领导都热情鼓励他们,并多次去龙马乡看望他们。

令人可悲可叹的是,这盏希望之灯刚刚点亮,又骤然黯淡了。今年5月,25岁的向兴全悄然离去,奔走他乡。此后不久赵斌和姚曦也洒泪而别。这个一度名扬全国的大学生群体终于失败了。

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

1987年11月17日,当向兴全与母校签订转让协议书的时候,这个大学生群体就开始汇集了。他们中有不甘心在银行计算机房单调地敲打键盘的国家干部,有看不惯国营企业只重生产、忽视人情的管理方式的管理人员,有不愿在人材济济的科研所坐冷板凳的科技人员,也有被这个群体的远大抱负所感染而自动休学的在校大学生。

为了扶持这个大学生群体,发展这个造福全人类的高科技项目,四川省“星火计划”办公室拨款9.5万元,新津县财政拿出8万元,银行贷款13万元。四川大学以4万元的绝对优惠价格,将羟基磷灰石微粒人工骨的生产权转让给龙马化工厂。

1988年春节后,向兴全他们开始了紧张的建厂工作。一切都是白手起家。青年人的冲天干劲在他们身上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他们毫不隐讳地宣称:我们就是要用理想和知识扫荡原始落后的农村。在共同理想的鼓舞下,他们的行动都是忘我的、自觉的。整个创业阶段,人人严于律己,尽量节省一切开支。从厂长到一般工作人员,每月只领80元津贴费。能够用架子车拉的东西,绝不租汽车。去成都出差,谁也不愿领驻勤补助,常常是白天办完公事,晚上顶着满天星斗步行10多里回厂。

人心齐,泰山移。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他们以令人眼花缭乱的高效率创造出一系列业绩。厂房竣工了,生产流水线建成了,工人培训了,合格样品拿出来了,销路初步打开了。

1988年6月,龙马化工厂正式投产人工骨。就在他们品尝胜利喜悦的时候,他们的内部出现了裂痕。

冲突爆发的诱因是6月在新津举行的龙舟会。向兴全的一个老师找他为省化工年会出点钱。向兴全想,龙舟会是搞公关的大好时机,何不把省化工界的专家请到新津来?当即一口答应。不想,当专家们尽兴离去之后,落在龙马化工厂帐上的费用竟高达7000元。尽管花费比向兴全当初的预计高出了两倍,但碍于老师的面子,他不得不吞下这枚苦果。

向兴全的伙伴们对他的苦心和难言之隐并不理解。他们认为在创业之初,花这么多钱去搞公关,实在令人心疼。问题还不止于此。凡事都要探究个子丑寅卯的知识分子的特点使他们发问:为什么向兴全一句话就使工厂花了这么多“冤枉钱”?他们得出的结论是:症结在于决策不民主、一人说了算的管理体制。不受制约的权力是危险的权力。

向兴全则认为他的行为并没有超越厂长的权力范围。他拒绝了同伴们要求召开厂长办公会议讨论此事的建议。他说,眼下工作这么紧张,没有必要喋喋不休地争论无关痛痒的枝节问题。他认为干企业需要的是斩钉截铁的决断,坐而论道的学究气于事无补。

就这样争论起来。双方各有各的道理。不幸的是,裂痕越来越大,以至于大家开始怀疑向兴全的“人格”。

在北京大学读过4年本科的向兴全曾为自己杜撰了一段童话。他说他有30万元的存款,丈人在北京当部长,女朋友在美国留学。当初,他的伙伴们对此深信不疑。大家认为,现代企业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格的竞争。向兴全有这样好的条件,甘愿去乡下办企业,可见他的人格无比高尚。许多人曾说:“我们就是冲着向兴全的人格来龙马化工厂的!”

当这段童话的天机泄露,向兴全顿时在同伴的心目中失去了光环。他们愤怒地指责向兴全。他们说,真诚是知识分子共事的特点,而真诚本身是绝对的纯

粹的,掺不得半点假。

向兴全苦笑着解释当初他为什么要杜撰那段童话。他讲了一个“妈妈的存折”的故事。有位年轻寡妇带着一个女儿生活。她对女儿讲,爸爸去世前为我们留下一大笔存款,我们今后的生活没有问题。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我们不要动它。女儿对前途充满信心。等她长大成人之后,她才知道家里根本没有存款。向兴全之所以编造这个童话,为的是鼓舞大家的士气。

平心而论,导致他们分裂的原因并不完全在于向兴全“黑色幽默”的破产。更深刻的原因在于:向兴全和他的伙伴之间的人际关系并没有实现真正的超越。青年知识分子虽有开拓新的生活的勇气,但是他们缺乏适应新的生活的经验和生存智慧。

诚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际关系是以共同理想为基础的互相信任互相谅解来维系的。但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必然给我们的人际关系注入新的内容,那就是——明确个人权利和义务的契约关系。抛弃了这种契约关系,仅靠志趣和感情来维系人际关系,那将会给我们带来无穷的烦恼和困顿。

1988年9月,向兴全含泪辞去厂长的职务。

如果仅仅是大学生群体内部闹了矛盾,可能还不至于使这个群体失败得那样快。姚曦和赵斌事后说:“我们当初只是想让向兴全改变过于铁腕的管理方法,尽管言辞激烈,我们并不想赶走他。在我们这一帮人中,向兴全的作用是任何人都无法取代的。”

那么他们为什么会垮得那样快,那样惨呢?回顾一下龙马乡党政领导对这群大学生、研究生的态度变化很有意思。

1987年6月,向兴全毕业之前,来龙马乡转让技术。乡干部对他说,“你卖啥子技术哟,干脆下来搞嘛。”向兴全决定毕业后到该厂工作。为了表示信心坚定,他甚至将户口迁到新津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