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文化产业”之种种症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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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产业在中国叫响已有些年头了，有关方面近来也多次表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决心。但笔者还是忍不住想说，在“文化产业”命名的背后，在相关政策与具体做法之间，还是存在着一些吊诡之处。而这些吊诡，似乎也构成了中国式文化产业的种种症候。

先从“文化产业”这个名称说起吧，有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之嫌。“文化产业”是¬翻译过来的概念，上世纪3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主要成员流亡到美国，面对美国蓬勃发展的大众文化，他们始而震惊，继而愤怒，于是“大众文化”便成为了他们批判的对象。40年代，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合写《启蒙辩证法》，专设一章内容分析大众文化，为表述得更稳健，他们发明了一个新词：Culture Industry。这一点，阿多诺后来在《文化工业述要》中说得很清楚：“在草稿中，我们使用的是‘大众文化’，后来我们用‘文化工业’取代了这个用语，旨在从一开始就把那种让文化工业的倡导者们乐于接受的解释排除在外。”

如此看来，“文化工业”就是“大众文化”，但为何在汉语中，“文化工业”又变成了“文化产业”？完全是翻¬译的原¬因。“Culture Industry”进入中国后，一开始就有两种译法：文化工业和文化产业。熟悉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人都知道，阿多诺等人对大众文化是持坚决的批判态度的，在他们眼中，文化不应该被工业化，也不应该变成流水线上的标准化产品。如此看来，“Culture Industry”本身含有贬义色彩，汉语以“文化工业”对译之，便能较为贴切地传达其本意。而・¬译成“文化产业”，这个概念就成了一个中性词。

然而，自从“文化产业”被官方文件“征用”之后，词性遂大改，词义也大变――由中性而变褒义，由批判的对象变成了一项基本国策。不过，一旦还原¬其本义，我们便看到了“文化产业”的臀部上打着“文化工业”和“大众文化”的徽章，但很显然，我们是不能把“大力发展文化产业”表述为“大力发展文化工业”或“大力发展大众文化”的――这大概就是汉语的微妙所在吧。

由此，我们看到了文化产业的第一重吊诡：我们现在大力发展的“文化产业”Ô¬来就是阿多诺与霍克海默当年批判的“文化工业”。当然，我们可以说，提阿多诺的文化工业做什么？那已是多年前的老皇历了。更何况，即便在学术界，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也遭到了后来者的清算。或者我们还可以说，现今是一个全球化时代，各国除了比¾¬济，还要拼文化，文化软实力上不去，岂能建成文化强国？那么，怎样才能把文化做大、做强？答案便是搞文化产业。以前讲究的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现在需要的是“经济搭台，文化唱戏”。经¬济早已有戏，文化亦须雄起。大概正是¾¬过了如上的思维转换，文化产业才解决了第一个吊诡的问题。于是，原来全国各地搞经济，现在全国各地做文化；原来所有的高校都没有文化产业系，如今文化产业系、文化产业学院、文化产业研究院、文化产业管理专业已在许多高校落地生根；原来的学界中人大都是文化工业的批判者，如今许多人已华丽转身，变成了文化产业的设计师。之所以如此，说白了道理其实很简单，批判文化工业首先政治不正确，其次还会把自己批得越来越穷；而投靠文化产业，便有了项目可拿，有了课题可做，原来的穷教授立刻变身为现在的阔老板。

然而，就在大搞文化产业时，许多人遇到了第二重吊诡：文化产业怎么做？为什么其他国家的文化产业做得那么好，我们的文化产业却自叹弗如？比如，为什么“韩流”大面积“袭击”中国，而中国的文化产业走出国门却困难重重？再比如，据2010年的《在中国最赚钱的外国作家富豪榜》报道：自2000年英国女作家J・K・罗琳的小说《哈利波特与魔法石》引进中国，10年间共引进7部，每一部的平均销量都达到了300万册，共赚走中国人9550万元。为什么同样是写畅销书，我们的畅销书作家写不过罗琳？

就拿电影稍作分析。美国的好莱坞有“梦工厂”之称，实际上就是文化工业的生产基地，而这个“梦工厂”正是当年阿多诺批判的对象。但为什么好莱坞制作的影片能长盛不衰，行销世界各地？其中的原因值得分析。拿1994年以来中国引进的好莱坞大片来说，凡是成功卖座者，除了技术层面的原因外，我们还需要注意到一个常常为人忽略的事实：那里面有一种普世价值观，能为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观众所接受。于是，不管是灾难片《泰坦尼克号》、战争片《拯救大兵瑞恩》，还是科幻片《阿凡达》，流淌于其中的是一种世俗的人文关怀，令人感动。进一步追问，这种普世价值观与其主流价值观相悖吗？似乎没有矛盾之处。考尔克在分析新好莱坞影片的制作时指出：“美国影片¬往往支持主导的意识形态，却把自己表现为直接的现实，它在给我们娱乐的同时却在支持有关爱情、英雄主义、家庭、阶级结构、性别、历史的被确认的看法。”也就是说，美国大片虽是不折不扣的商业片、娱乐片，但它的价值观与这个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是一致的。这样，美国大片在世界各地不光疯狂吸金，还顺便推销了自己的意识形态。

回过头再看中国的大片，估计我们只剩下了苦笑。有导演这样解释：“拍《夜宴》比较省心，没有拍以前那些现实题材费心。拍现实题材的片子，或多或少都跟意识形态有关系。”“拍古装历史片审查特别容易通过。我拍《温故1942》那个审查就过不去，我想拍一个黑帮电影《杜月笙》，审查也过不去。《夜宴》这个能过去。”（《好过、好拍、好卖：冯小刚谈“中式大片”》，《南方周未》2006年10月12日）吴思远也认为：“有的导演为了避免对现实的谴责和拷问，就一窝蜂地去搞古装片。恩怨仇杀放在古代没问题，但放到现代就会通不过，古装片就像是一个避风港。因为没有别的出路，只能拍一些不痛不痒的电影。”（《中国电影：左手给希望，右手给绝望？》，《南方周未》2006年11月9日）无论是扎堆儿拍古装片，还是一窝蜂上时尚片，中国的电影许多题材不敢碰，许多题材又拍不好，大概都与“戴着镣铐跳舞”有关。如此，还能指望中国电影有多大长进？

由此我们想到文化产业，问题也就变得明朗了。所谓发展文化产业，大概在国内能À¬动¾¬济增长，在国际上可以改变国家形象，这当然都是好事情。因为一个文化底蕴不足的¾¬济大国，其国际形象大概就像暴发户，虽财大气粗，终究要被人小看。但问题是，既然要发展文化产业，你就得给那些想发展者松绑。你既制定了发展文化产业的政策，却又把文化产业看做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严加看管，这等于是给它们穿枷戴锁，却又要让它们跳出优美的舞姿。如此一来，岂不成了赵本山的那个“走两步”？结果，我们的文化产业便成了瘸腿驴。

走笔至此，想起了冯小刚拍现实题材的一次¾¬历，非常有趣。据冯小刚本人讲：“《天下无贼》的剧本送去审查，得到的答复是，希望我换一个题材。究其Ô¬因，是上面认为：贼的转变没有说服力，缺乏正面力量的引导，贼最后死得有些悲壮；警察在影片中的作用不够，还有‘感觉这趟火车上到处是贼，是否会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问题。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我一直认为，就影片的主题来说，浪子回头，呼唤人间美好情感这一主题，是非常正面的。我一再解释，写一个贼，良心发现，改邪归正，这种把鬼变成人的故事，有对比，力量大。我还举例子说：就像写一个从良，比从头到尾都写一个良家妇女的故事要感人得多。”在连续修改三次以后，冯小刚认为这个改过的剧本已没有Ô¬来的感人、好看了，很多地方为改而改，处处打补丁，充满了各种解释。于是只好把《天下无贼》冷藏起来。（《冯小刚：我要拍艺术片了》）但我们最终还是看到了这部电影。是ˬ让剧本通过了审查呢？是王朔。冯小刚后来还是想拍《天下无贼》，甚至请刘震云出马修改剧本，依然被打了回来，因为电影局的答复很简单：让贼（坏人）做主角，没有先例，贼做好事的动机何在呢？万般无奈之下，“冯小刚只好还是请疏远了的老友王朔来。朔爷看了一遍，如老吏判狱地说――怀孕，让女贼怀孕，然后进庙烧香。大家恍然大悟，人心向善，自己这辈子毁了，还是希望下一代美好嘛。宗教情怀也加进去了，格调一下子拔高了。王刚说，这丫老辣，你不服不行。我国的那些管理部门本来就荒诞，遇见这个老练的游击队员，也就真的还服他这味神仙汤。”（野夫《闲话王朔》）

看过这个荒诞故事之后，估计许多人是笑不出来的。而我想的则是，如果我们的文化产业还要这么搞下去，恐怕永远都不会有大出息。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2年第5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