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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把“煤变油”视为高油价时代的“提款机”,不如看成是应对真正石油短缺时代的技术和战略储备更为理性
面对中国石油消费快速增长的现实,一个热度不断攀升的话题,是“煤变油”。
所谓“煤变油”,就是以煤炭为原料,通过化学加工过程,生产油品和石油化工产品。到目前为止,内蒙古、宁夏、河南、陕西、贵州、山西等地,都相继提出了自己的煤化工项目,希望到2010年各自形成数百万吨煤变油产能。涉足的企业,包括了中国的神华集团、兖矿集团,以及南非沙索公司(Sasol)、英荷壳牌等众多能源“大鳄”。
今年4月,作为中国“煤变油”行业的领军人物之一,45岁的中国神华煤变油公司董事长张玉卓,在北京举行的一个国际性会议上表示:到2020年,中国煤变油产业将形成5000万吨产能的规模,其中仅神华集团一家就将具备年产3000万吨的能力。
“煤变油”中国热
“煤变油”作为一项新技术,上个世纪20年代最初出现于德国,后美国、日本、南非等都开始跟进。但最新一轮热潮,却兴起于全球油价高企的大背景下,其中尤以美国、中国这样的能源消费大国为代表。从2005年初开始,美国蒙大拿州州长布赖恩施韦泽(Brian Schweitzer)开始到处宣讲煤变油的主张。美国煤炭协会也敦促美国政府为煤转油项目提供补贴或其他资助,争取煤转油产量到2025年达到每日260万桶的目标,即实现约1.3亿吨的年产量。
“煤变油”现有的核心专利和技术,大部分掌握在美国、英国、南非等一些国家公司手中。中国煤炭储量高居世界首位,在一次能源供应中,煤的比重高达三分之二;加之面临石油消费激增的现实,中国充分和深度利用煤变油技术的冲动,显然更为迫切。
据《财经》记者了解,目前,神华集团在内蒙古神东煤田的直接液化项目试验已成功,预计2008年可实现煤变油工业化生产。作为世界上首个煤直接液化项目,其一期工程生产线总投资为245亿元,建成后将年产各种油品320万吨。按照计划,二期工程也将于2010年投产,建成后将年产各种油品280万吨。
除了在建项目,神华集团还正在规划宁夏、新疆、内蒙古呼伦贝尔的煤液化项目,油品总产能达到3000万吨,预计投资在2000亿元人民币以上。
山东兖矿集团榆林煤变油项目,也计划在今年上半年报国家发改委核准,并力争年内开工,2010年投产。根据其规划,将最终形成年产1000万吨的能力,其中一期工程为500万吨;在起步阶段的产能则设定为100万吨,总投资约109亿元。
一些掌握煤变油核心技术的外国公司也纷至沓来,寻找中国市场潜在的巨大机遇。其中,南非的沙索公司计划与神华集团、宁夏煤业集团合作,分别在陕西榆林、宁夏银川建立两个日产8万桶煤合成油的工厂。两个项目预计到2012年投入运营,年产共5840万桶。
沙索中国公司执行副总裁陈黎明对《财经》记者表示,南非方面希望以技术等做投入,在这两个项目中获得50%的股份。目前,这两个项目都已完成预可行性研究,正准备进入可行性研究阶段。
该领域内另一家技术领先者是壳牌公司,它除了已向中国15个项目发放了技术许可,还同神华集团、宁夏煤业集团签署了在“煤变油”方面的合作协议。
盈亏平衡点
由于技术路线的不同,“煤变油”可分为间接液化和直接液化两大类。
所谓间接液化,是先把煤炭在高温下气化成合成气,然后再在催化剂的作用下,将合成气转化为液体油品或石化产品。直接液化是把煤炭先磨成煤粉,与溶剂配成油煤浆,然后在高温、高压和催化剂的作用下,直接转化成液体油品。
从单纯技术角度而言,“煤变油”应无大的障碍。但这一产业能否蓬勃成长的关键,在于其在成本上是否具有竞争力。
“煤变油”的成本主要包括煤、催化剂、水、电以及运营成本等。其中,煤的成本占到30%左右。以神华在内蒙古鄂尔多斯的神东煤矿坑口90元/吨的价格计算,4吨煤转化为1吨油,吨油成本仅有1200元。而据兖矿公布的数据,按照150元/吨的煤炭成本计算,吨油完全成本1986元,可与每桶25美元至28美元的石油竞争。
但是,这样的成本核算仍存在争议。“以坑口煤价计算成本,并不是放之四海皆准,这种利润是否有普遍性要打个问号。”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高级顾问周凤起对《财经》记者表示。
中国能源网CEO韩小平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也表达了类似的担心。在他看来,中国煤炭的价格实际上被远远低估了,煤的价格在别的国家远比在中国高很多。这也是煤变油难以在全球大规模推开的主要原因。
“如果再考虑外部环境成本等因素, 也许原油价格达到55美元时,煤变油才有可能盈利。”他补充说。
今年年初,张玉卓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语气就已有了微妙变化――只要油价在40美元以上,煤变油项目就应有合理回报。
有媒体称,沙索中国执行副总裁陈黎明曾表示,煤变油项目的盈亏平衡点,应该在40美元至45美元之间。不过他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否认了这一说法,认为该平衡点实际上取决于很多现场条件,比如开采成本、投资规模以及运输成本等,“不能一概而论”。
毕竟,建设一座煤液化工厂,其投资相当于一座同等规模的炼油厂的6倍到9倍。据测算,建设一座100万吨产能的煤液化工厂,所需投资达100亿元,仅启动资金就需要30亿元。这样庞大的投资要获得良好的回报率,就要求原油价格必须长期保持在平衡点以上。
环境挑战
如果说油价波动存在不确定性,那么煤变油所面临的环境方面的挑战,则更为切近。
就某些方面而言,煤变油带来的环境效益是积极的。中国煤炭科学研究总院煤化工分院院长杜铭华认为,与直接燃烧相比,煤液化可以减少二氧化硫的排放。以2010年中国实现4000万吨煤液化计算,可以减少650万吨二氧化硫和800万吨粉尘的排放,几乎相当于目前排放量的一成左右。这对于在“十一五”期间,中国政府提出的实现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削减10%的目标,显然是一个好消息。
然而,把富碳的能源转变成另一种碳氢化合物,同时意味着会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据测算,煤液化生产过程中释放的二氧化碳,相当于传统油品制造过程释放量的7倍到10倍;煤炭制成的油品在使用过程中,所产生的二氧化碳也相当于后者的两倍。
在中国以及很多国家,二氧化碳并没有被列为主要污染物,中国也没有在这方面作出过任何国际的或者国内的承诺。但是,随着全球变暖的影响逐渐加剧,尤其是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今年以来先后了第四次评估报告的三个分报告,国际上要求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国家采取更强有力措施,以遏止温室气体排放的呼声日益高涨。
因此,对于即将成为温室气体排放第一大国的中国来说,在产业抉择中,必须越来越多地考虑到这一因素。
另一个无法忽略的环境因素是水的问题。神华煤直接液化项目,每3吨至4吨煤可转化为1吨油,整个生产过程需消耗8吨至9吨水。沙索公司所采用的间接液化方式,耗水量更是直接液化的1.5倍。
中国人均水资源拥有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左右。除云南和贵州,多数富煤地区都更是处于严重缺水状态,这无疑对水资源供应提出严峻挑战。
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陈黎明称,沙索和神华已聘请加拿大ERM公司和黄河水利勘测设计院对水源进行分析,结论是,无论在陕西榆林还是在宁夏银川,当地水资源在合理调配后,都应可满足项目需求。
但一些环保人士还是对《财经》记者表示了自己的忧虑。在他们看来,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水资源的需求不断上升将是无法回避的趋势;而无论是地下水资源还是黄河水资源的供应,都有着很大的局限性以及不稳定性。一旦出现水资源紧张状况,如果政府优先保证这种重大项目的用水,普通民众乃至当地的整体生态环境,都可能成为“牺牲品”。
谁决定未来?
长期以来,除了南非因资源禀赋和特殊的历史背景,大规模进行了煤变油商业化,掌握煤变油技术的美、日、德三国只限于研究、示范和试验阶段,始终没有真正投入商业运行。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大规模推进煤变油项目格外引人关注。
原因很简单――从实验室到真正的大规模产业化,可能遭遇的挑战或者说困难很可能无法预测。
中科院山西煤化所研究员、国家煤转化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兼首席专家李永旺告诉《财经》记者,神华在上海进行的直接液化装置中试结束后,发现直接液化工艺要求反应条件过高,对装备上要求太严,在安全性上有隐患。
因而,中国能否在这一过程中真正为世界各国提供可资借鉴的成功经验,无论在技术路线选择上还是在产业政策上,都还是未知数。
原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所长、国家能源领导小组专家组成员之一周大地,是最为审慎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对《财经》记者表示:“从世界范围内看,很长一段时间内,以煤炭为原料制油没有任何优势,不是新能源发展的趋势。以一种稀缺资源去替代另一种稀缺资源,是要付出代价的。”
毕竟,到2002年底,中国探明可开采的煤炭资源也仅为1886亿吨。依照目前的产能和利用方式看,中国可直接利用的煤炭资源也仅能维持30年时间。
随着国内众多煤变油项目纷纷上马,中国政府似乎感到了降温的必要。毕竟,其庞大的投资规模以及潜在风险,都是不能不面对的。
2006年6月2日,国务院总理参观了神华内蒙古直接液化项目现场,表示“神华集团煤变油项目是国家能源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次重大的科技探索”;但他同时也提醒,“要尊重科学规律和经济规律,先行试点,不可一哄而起。”
当年7月14日,国家发改委正式通知,要求各级主管部门暂停煤变油项目核准,一般不批准年产规模在300万吨以下的煤变油项目。迄今,发改委仅核准了神华集团内蒙古直接液化项目,并允许神华三个合资项目以及兖矿集团榆林100万吨示范项目进行前期准备工作。
仅两个月后,发改委又表示,鉴于煤炭液化项目技术和经济风险大、装置间技术关联复杂、投资高,经济效益受项目规模及原油价格波动影响非常显著,且需水资源条件保障, 在国家煤炭液化发展规划编制完成前,暂停煤炭液化项目核准。在神华在建项目建成前,非经许可,暂不批准其他企业引进煤炭液化技术和项目。
也许正是出于对盈利能力的担忧,正准备整体上市的神华集团,也并不准备将煤变油项目包括在内。神华能源董事会秘书黄清告诉《财经》记者,在盈利能力得到保证后,上市公司将对煤变油项目享有“优先购买权”。
对中国政府的调控政策,陈黎明对《财经》记者表示,沙索公司并不认为煤变油要在中国“遍地开花”,应控制在一定规模内,第一是作为战略储备,第二是作为替代能源的重要途径之一,“要所有汽车都烧煤变油,也是不现实的。”
“煤液化技术,对美国和中国的能源安全和可持续性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战略储备。”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煤炭与能源研究中心主任麦克尔卡米斯(Michael Karmis)告诉《财经》记者,“中国在煤变油项目上的政策,是非常重要的决定。”
很显然,这一切并非简单的博弈。地方政府的投资热情,国内煤炭企业的“突围”冲动,都将持续地考验决策者的整体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