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爱德华.萨义德公共知识分子观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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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爱德华・萨义德是国际著名的比较文学批评家和政治活动家。萨义德的公共知识分子观来源主要有三：福柯的权力哲学、葛兰西的霸权政治哲学和奥本巴赫的文学文化批评理论。笔者试图通过对萨义德公共知识分子观来源的分析，使萨义德的知识分子形象更加全面丰富。

关键词：爱德华・萨义德；公共知识分子观

中图分类号：I03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02-0099-02

爱德华・萨义德是20世纪闻名世界的文学批评家、政治批评家和社会评论家，在美国知识界具有崇高的声誉，但同时也因其巴勒斯坦裔身份和其著作、言论饱受争议。萨义德不仅不甘于静坐书斋，反而投入大量精力到公共事务领域和国际热点问题当中。

萨义德公共知识分子观主要来源于以下几位人物：福柯、葛兰西、奥本巴赫。其中法国著名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福柯的权力哲学思想直接为萨义德提供了理论来源。福柯的权力哲学强调去主流话语霸权，解构权威、去除中心，突破学科的束缚，这个理念为萨义德所用，为贯穿他《东方学》一书基本框架的成型打下了基础，“倘若没有福柯关于话语和话语构成的概念，关于权力和知识的关系的讨论，关于表述总是受到它所寓于其内的权力体系的影响的观点，萨义德的研究将是无法想象的”。福柯所说的话语和文本是创造和被创造的关系，文本不仅创造知识，还创造他们臆想出来的另一种现实。“萨义德在具体分析话语霸权如何形成和如何表现时援用了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福柯的理论旅行到萨义德就更加具体化了，更落实到政治层面上了”。然而萨义德并没有全盘接受福柯权力哲学中的所有观点，比如福柯认为极权主义、对思想的专制对于社会的运行是有害的，而萨义德则坚持知识分子阶层首先应该在学术界内外发挥影响力，诉诸于消除非正义和不平等的行动，这样才有益于社会。他认为现存在与西方学术界和主流媒体中的东方主义是西方近几个世纪以来形成的霸权与东方知识结合的所谓东方学话语，东方主义就代表着抬高西方、贬损东方，东方是理所当然地落后于西方，西方的知识、文化也应该凌驾于东方之上。

其次，对萨义德影响较大的是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政治哲学家安东尼奥・葛兰西。在有关东方学权力结构关系的阐述中，萨义德借用了葛兰西的霸权观念，即本国的政治和文化为别国所统治，试图说明西方语境中的东方场景是如何通过‘许可’而不是‘统驭’来实现的。此外葛兰西关于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相互依赖的概念也为萨义德所用，“19世纪所有有关印度和埃及的学术知识，都被这些国家是大英帝国的殖民地这样一种‘显而易见的政治事实’所左右―的基础”。福柯话语理论和权力哲学中欠缺考察历史过程的漏洞被萨义德运用葛兰西历史化地分析权力、统治阶级的材料填补上了。葛兰西关于文化霸权主导殖民地的文化模式的观点也得到了萨义德的认同。葛兰西提出的“有机知识分子”的概念被萨义德认为是高瞻远瞩的、是基于未来历史社会现实的准确预期。此外他有志于造成文化运动、塑造文化形成的目标同样得到了萨义德的赞许。葛兰西对知识分子的箴言使萨义德感同深受，葛兰西告诫人们应该进行批判性反思，而反思的起点是自己，必须历史性地反思包括身份、文化认同、所受的教育等因素，并且保持一以贯之的批判意识。

在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方面，奥本巴赫对萨义德产生了持续而显著的影响。奥本巴赫主张在知识生产中使用‘综合’的写法，他的理由是过于专业化的学术著作会使知识分子在社会阶层中越来越边缘化，为此“必须发展某种新的综合思想模式和写作模式……《摹仿论》论及的所有作家，但丁、巴尔扎克、左拉，都尝试过综合思维和写作”。而这样做的目的，则是为了“防止文化分崩离析所导致的社会道德沦丧和非理性主义，确立新的‘综合者’，即现代精英人文知识分子的文化领导地位”，这一点在奥本巴赫和萨义德身上体现地特别明显，奥本巴赫是美国文学和文艺批评旗帜性的人物，而萨义德长久以来则被世界各地的同行们视为当代知识分子的灯塔，两人都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现代精英人文知识分子领导者的地位。萨义德引入奥本巴赫‘综合’概念写作要表达的是：西方文化隐含的现代化工业和城市社会对东方传统的、穆斯林式的文明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西方占据着的话语霸权和文化霸权正使得西方式的而不是东方原始的语文学得以确立，正逐渐改变、摧毁着东方穆斯林文化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人类在进入20世纪现代社会以来，以大学教授为首的知识分子专业细化的过程越来越明显，从前全知全能式的知识分子逐渐消亡，感觉到失去文化权威、社会权威的知识分子试图维护等级分明的精英统治，于是就使用手中还拥有的批评利器控诉越来越被广播、电视、报纸等媒体庸俗化的大众阶层，就像英国著名批评家约翰・凯里指出的：“现代派文学和艺术可以看作是前所未有的巨大读者群的一种敌对反应”，“现代主义文学和文化是围绕这样一个原则形成的，即排斥大众、击败大众的力量、改变大众的读写能力和否定大众的人性”。奥本巴赫相信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精英阶层能够维持与大众之间的差异，从而避免精英阶层的准则沦丧。他的著作也反思了顶峰时期魏玛共和国学术精英阶层与国家政府权力共谋以求生存的关系，历史主义思想和正统教师形象这两个影响奥本巴赫的重要因素也被萨义德应用到西方文本批评和知识分子映像的反思之上。在国家、权力与知识分子的联系方面，奥本巴赫在《论帕斯卡尔的政治理论》一文中就国家行为疏离道德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即国家应该有所承担，建立有道德的文明。他还反驳了帕斯卡尔的“一切事物都对权力俯首帖耳”的观点，认为知识分子不应对社会进步感到绝望而屈服于权力，更不应求助于宗教或革命式的暴力，而保持关心政治和公共事务的热情，负责任地进行对抗非正义、不平等的斗争，因为“正义要求人文知识分子寻找途径，加入人有关正义的争论”。很明显，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中对它做了信徒式的模仿：奥本巴赫与萨义德一样强调民族差异性的重要，单一、强势的西方文化话语在两人的观念中并不讨好，尽管两人都借助它获得学术和名利上的回报。奥本巴赫还认为知识分子的领导责任才能挽救历史知识和研究技能的衰落，重新寻找回人类缺失的专业和文化；知识分子应投身面对集权制、教授职业化等消极因素的斗争中，学术生产必须能够反映历史和发现人性，也要对复杂的学术考察过程有警惕作用。在另一方面，奥本巴赫认为生活是历史中需要优先考虑的，生活才是支撑知识分子写作与研究的支柱，“把理性学术研究的技巧用于研究一切文化话语和知识话语的源头”。萨义德尽管只是部分认可奥本巴赫关于生活与历史的理念，但还是有意识地贯彻了将理性学术研究作为自己工作的第一要务，辅之以热心中东政治、引领左翼思潮的媒体形象，使萨义德式的思想、著作和文章吸引了大量的读者、研究者，形成当今蔚为大观的萨义德研究现象。

参考文献：

[1]瓦莱丽・肯尼迪.萨义德[M].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2]王富.赛义德现象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3]爱德华・萨义德.东方学[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4]保罗・博维.权利中的知识分子[M].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5]约翰・凯里.知识分子与大众[M].译林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