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一种“制片人中心制”与“创意制片管理”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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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2月28日，中国承诺在每年20部海外分账电影的配额之外增加14部分账电影名额(且必须是3D电影或者是IMAX电影)，这显然已经被称为是中国电影的“2·28魔咒”了。而在之后中国电影与好莱坞抗争与突围的悲壮逆旅中，《画皮2》的表现无疑是让人吃惊的：自上映以来连破票房纪录，截止到7月底，全国票房已经突破7亿。在我看来，《画皮2》在“2·28”之后的成功，其意义超出了影片本身，也给了中国电影人相当的自信和希望。

《画皮2》在艺术、美学、文化及电影工业等方面均具有相当的启示性意义。如在艺术追求和美学创新方面。《画皮2》把中国的魔幻电影这一类型提升到了一个高度，奠定了中国式魔幻电影大片的类型品质；再如文化层面上，《画皮2》把中国传统文化当中一向居于边缘、民间、非主流地位的关于狐妖鬼魅的“鬼文化”或“妖仙文化”，用电影的方式把它“大众文化化”。在这种“大众文化化”的过程当中，又与时俱进地结合进了西方魔幻电影的类型要素，影片中很多场景的设计、画面的构图、色彩的渲染、意象的设置营造显然并不是纯中国化的，其魔幻性有的来自西域，有的来自西方、日本。《画皮2》在视觉追求上有意避开了奢靡华丽的大场面布景，进行了一种我称之为“电影大片的视觉转型” ，这种转型的突出意义是以其颇具先锋性、时尚性、风格化的美术设计在中国电影大片中独树一帜。

但我认为更为重要的，是《画皮2》的成功对当下中国电影制片观念与制片管理机制转变的强力推动。本文拟以《画皮2》为切入点，对中国电影业当下的制片问题进行若干分析透视，希望以制片（不是泛泛的制片业，而是具体到制片管理机制）为切入点，找到“2·28”之后中国电影突围的一个重要方向。

一、制片观念与制片机制

自改革开放以来，电影观念的蜕变革新堪称剧烈。一部电影发展的历史，从某个角度说就是一部电影观念交锋革新的历史。我们的电影观念曾经是宣传、工具、事业，是主流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或者是像第四、第五代导演那样把电影当作艺术表达或文化反思的载体；20世纪80年代有过触动禁忌的电影“娱乐性”的争论；继而邵牧君提出“电影工业论”，则曲高和寡，批评声不绝。但到今天，经过新世纪以来以大片为肇端的电影的全面市场化、商业化运作，不论是电影局的领导，第一线的影人、编剧、导演，还是理论研究者，甚至是普通观众，在电影观念上都认可或是默认了电影的商业、工业的特性。时代的发展已经让电影的运作成为市场化、国际化、专业化的电影工业或文化产业，电影产业观念、电影营销理念开始深入人心。

以《画皮1、2》为代表，中国电影尤其在制片机制方面，又凸显了一个重要的观念——“制片人中心制”观念，并使得制片管理机制在电影工业中的重要性问题凸显出来。

“制片人中心制”观念是电影工业观念的核心之一。制片人（Producer）是电影生产体系中的关键角色，他的主要工作是制片管理（Producing）。而我们所要重点强调的“制片机制”则是制片人的制片管理模式。就好莱坞视野中，理想意义上而言，“制片管理不仅包括电影制作过程的管理，其更丰富的内容在于电影剧本的开发、电影融资以及制片人通过行使其‘枢纽’的职责实现对电影创意的管控和与其他主要工种之间的权力制衡。” 而从中国电影制片业的实际情况看，“中国电影自诞生以来就被赋予了更多的意识形态功能，尤其是建国后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下形成的以“指令性管理”为特征的‘统购包销’制度及‘导演中心制’对制片管理影响至深。制片管理成为一种行政性的计划行为，而非市场和产业行为。因此长期以来制片管理在中国被狭隘地定义为制作管理（Production management）” 。

也就是说，循此计划经济体制所形成的电影制片传统，我们的制片人观念很长时间内是偏于狭隘的。概而言之，中国当下制片管理机制上普遍存在的问题有两个：一是往往不以制片人为中心，而以导演为中心(也有以大腕演员为中心的或以现成的剧本)为中心。

二是制片人的工作职责狭窄，或者说是对制片的环节或制片人的工作不重视，没有赋予相应的要求，投资人也没有在制片这一环节上给出制片人足够的权力、时间和财力物力。在很多电影中，“制片人”的工作职责甚至还未脱离“制片主任”（通俗点说就是一个财务主管、拍摄及后期制作的管家）的范围。而对照美国的电影生产，一位美国著名制片人在谈及中美制片的不同时曾发人深省地说过，“好莱坞电影工业与中国电影工业的差别在于，中国只重视制作（Production）这个阶段，但制作前的发展（Development）这个阶段在中国通常时间很短，差不多只有两年，但好莱坞平均将近10年，斯皮尔伯格的《辛德勒的名单》从拿到剧本到最后开拍一共整整10年”。

上述中国电影制片管理机制中存在的问题是中国电影制片机制面临的主要问题。产生这种制片模式的社会历史的原因源远流长，轻易难以改变，但是很明显，随着国有企业的上市，影视民营经济的崛起，改变一直在缓慢艰难地进行。中国现有的制片机制实际上也并存着各种机制，不宜一刀切。

二、《画皮2》体现的新型制片机制

《画皮1、2》是电影工业化运作的一个成功个案，也是集中体现近年来中国电影制片观念和制片机制变革的重要的成功个案。

大体总结一下，这种新型性主要体现在下述互有交叠的几个方面：

其一，在《画皮1》成功之后的品牌化运作，制片团队一以贯之：继续以宁夏电影制片厂为主要出品方，由原来的制片团队（以庞洪、杨真鉴为主要操盘手）继续运作《画皮2》。

其二，制片团队对《画皮2》如何运作胸中有底，他们找到共同投资方华谊兄弟后，要来陈国富任监制。且还把导演的重担大胆锁定在仅只拍过一部小成本电影（《刀见笑》）的青年导演乌尔善，此外，在确定编剧、演员等其他主创时，他们都加入共同探讨谋划决定。

其三，制片团队中庞洪对后期产品的开发，同时兼任艺术总监与营销总监的杨真鉴对营销的把控，他们的工作都贯穿在影片生产的始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