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古文字教学中对原材料的筛选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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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字教学中所使用的原材料主要是指出土与传世的古文字材料。如何正确而有效地使用这些材料，是教学过程中所要把握的关键问题。目前，学术界对古文字的考释水平已达到较高的层次，但古文字的教学内容对原材料的使用似乎还嫌不够，这就导致现今的古文字教学与原材料的实际研究水平之间还存在一定差距。作为一位专业教学工作者，笔者试就这些问题谈谈个人的看法。
第一，重视对字形的基础整理，是有效使用古文字原材料的前提与条件。整理古文字字形，首先面对的是一大宗古文字原材料：既有殷墟出土的13万余片甲骨文 ，又有大量的青铜器铭文、陶文、玉石文、古玺文、古币文等，还有传世的汉魏石经文字、汲冢竹书等。这些古文字原材料不仅数量丰富，而且门类齐全。
要想从中选择较为重要的部分作为课堂教学的内容，就必须加强基础整理工作。这是提升教学质量与教学效果的重要一步。分析整理古文字原材料，应从单字的构形入手。这就要求我们，首先必须搞清楚古老的文字并不是单纯由图画演变而来，其符号造型也不全是由意象成分所决定，而是早在殷商时代就已形成了一套高度发达的符号系统 。此系统存在着古文字具有规范意义的基本部件、基本笔画、构形方式及其诱发分化与演化的多种潜在规律。因此，熟悉、释读古文字的基本前提就要坚持从严格的字形整理与分析做起。整理工作尽可能做到全面而系统，分析与描述也不能生搬“六书”的条例和传统字说框框，而是要客观、慎重地梳理每个字形，从而揭示出它们演化的信息以及所贮存的文化内涵。以甲骨文为例，2003年，我们曾着意吸收众家之长，并以《甲骨文可释字形》为题，整理并临摹了1429个字头，此表按音序排列，附以著录号与分期信息等。2006年，《殷墟甲骨文的字形特征及类型划分》一文，对以上字表收集的部分特征字，利用计算机进行剪切、存储原篆字形，又重新整理出一套《殷墟甲骨文各组类特征字形表》，而且对每个特征字的构形都做了解析与描述，并附以学术上比较前沿的组类划分信息。然而我们也看到，前者整理的单字属摹释字形，这就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误摹、误释等一些不应有的失误，而后者整理的单字都是原篆字形。应该说，这两本小册子，对此后的古文字教学确实起到了有效的改进与提升作用 。
第二，加强对原材料及相关研究成果的总结归纳与充分吸收，这对古文字教学内容的深化具有重要意义。强化对古文字原材料及相关研究成果的总结归纳与充分吸收，旨在深入探讨辞例与文字之间的有机联系，从而达到深化古文字教学内容的目的。
选择与使用古文字原材料，在这方面不是需要盲目的胆识，而是需要有素养的训练。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深入到原材料及其相关的研究之中，绝不能浅尝辄止。以整理柞伯簋铭文作为教学内容为例，我们曾对这件青铜器的相关材料进行了广泛收集。此器1993年在平顶山市薛庄乡（现名滍阳镇）滍阳岭应国墓地（M242）发掘出土。据发掘者考证，该器铭文中的“柞”应指文献中的胙国，其地应当在今河南延津一带。柞伯簋本属胙国铜器，却陪葬在应国墓地。可见，胙、应两国同为姬姓国。由此他们进一步推论，西周初期两国均担负着屏周重任，故彼此关系亲密，所以，此簋或许就是柞伯当年馈赠给该墓墓主的一件礼品 。这一结论富有启发意义。此后，李学勤先生对该铭也做了考释，并逐字逐句分析了铭文的内容，还归纳了全铭大意：在八月庚申这一天，周王在都城宗周举行大射典礼。王命南宫率领朝中各位卿大夫、士，命师鲁父率领小臣仆人。王悬赏十块饼金，对柞伯说：“小臣已经准备好扳指，你如能射中，就取走饼金。”柞伯十次举弓，没有一箭脱靶，于是，王把十块饼金给了柞伯，另外又加赏一套柷吾乐器给他。柞伯因此铸器祭祀其父周公。很显然，李先生的考释以及所得出的结论是正确的。1999年陈剑先生又发表了《柞伯簋铭文补释》一文 ，至此铭文内容已经基本弄清。因此，系统整理此铭的原材料，并合理吸收相关的研究成果，从而有效地推动了古文字教学质量与教学效果的显著提高。
第三，古文字学本身是一门交叉性很强的实用学科。由于它的边缘性，这也使得该学科有着较大的教学难度，有时仅凭兴趣和发愤是远远不够的。科学研讨古文字教学内容，离不开对原材料的微观考察与宏观驾驭，至少要站在考古（出土情况）、历史（含文献典籍）和语言文字（形、音、义及其所在环境）三大学科板块之间。
目前，古文字教学的改革与发展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考古学，因为古文字的发现与研究总是离不开考古材料及其背景，这其中包括我们对文字探源的有关出土资料。早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田野考古就发现了大量的远古陶器符号，此后，在许多重要的考古学文化内涵中均有重要的发现，可以说远古时代的刻画符号遍布祖国各地，它们共同为汉字的探源提供了新的证据。此外，在判断古文字材料的性质和年代等问题上，考古学的层位学、类型学等方法是很有力的手段。譬如，从20世纪40年代国内外学者热烈讨论的“文武丁卜辞”的时代问题，其解决很大程度上就是依靠了出土坑位和地层的分析。
另外，语言学的研究对古文字原材料的解读也产生了重要影响。近些年，学术界对语言学的研究已有较大的进展，语言学的一些普遍原理，尤其是关于古代语言文字研究的成果，都可移用于古文字的研究与教学之中。仍以甲骨文为例，甲骨卜辞是殷商时期的书面语言，就其语法而言，它具有一定的民族特点和相对的稳定性。研究表明，语词的构成与变化，直接影响着组成卜辞语言的词汇或词组的构成与变化。大多数卜辞语序是比较规范的，这与后代的基本一致。但也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情况，就是正常语序中有时出现“移位”或“割裂”的现象。除此之外，卜辞的词性仍可分为实词与虚词两部分，对于实词，学者们关注的较多，而在虚词的整理与研究方面却存在诸多薄弱环节，这对古文字的教学非常不利。
2001年，我们对卜辞中所见的“以”字进行了初步探讨。认为 “以”字本来就是一个动词，从早期的构形特征来看，“以”字的主体结构是一个侧立的人形，在手臂下部勾勒有一个圆团，像手执物状，甲骨文中的“以”字表“贡纳”，“进献”之意，也表较抽象的行为动作，相当于“用”“做”，后来，“以”多充当介词或连词使用 。之后，又撰文发表了对“于”字的看法。认为古文“于”字产生的时代较早 ，而且其构形发展演变的轨迹十分明晰。“于”字在商周秦汉时期出现了几种较为典型的写法，通过整理与比较 ，结果发现在绝大多数卜辞中都使用了已经省化的字形。到了周秦时期，为了美化字形 ，习惯于把省化的字形“于”字的下部竖画写得婉转屈曲。不过，这个字形，在经过汉隶之后，没有再发生大的变化。
总之，从以上 “以”、“于” 的构形源流来看，在汉字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具有一定的规律性 。正是基于对这一规律的充分认识，才使得我们在教学过程中能够认真分析今天所使用的汉字，其中有不少是割裂、省变或改造早期的象形字而变化发展过来的。
在传世文献方面，汉初新发现的古文经曾一度推进了小学的发达和《说文》的问世，现代不断增多的考古新发现及其考古学成果也必将会促进古文字学科体系的日臻成熟。如今全方位的科学研究手段（包括古汉字信息处理技术的利用和开发），给古文字学者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标准，这当然对我们今后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也设定了更高的境界。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