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亚平 精彩过后更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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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运动员到学者和官员以至不久以后的邓博士的过程，她自己有明显的收获。这种转变对她个人，以及国人对她的认识都是巨大的，也是她更愿意要的，是公众更愿意看到的。
见面
我迎着她坚定的目光也坚定地打量着她。我这种打量有一个普通女子对一个传奇女子的好奇和挑剔的成分，是女人和女人之间初次见面的那种打量，完全是天性使然。
去北京采访邓亚萍那天是2003年2月22日，定的时间是下午2点。但因为我的大意造成误机，见到她时，已经下午5点。她独自坐在咖啡厅安静地看着窗外。
之前，服务生问我：喝咖啡么？我说不是，是找人。服务生对我笑笑，然后朝她背影指去：是找邓亚萍吧？她在那儿，已经等你很久了。我的愧疚感又强烈了一分，同时惊讶服务生的敏锐，当时那个宁静的咖啡厅零零散散坐着的客人并不只有邓亚萍一个，大概她这张在国人眼中英雄般的面孔出现在一家咖啡厅，而且那么久，谁都不会自做多情地以为她是来和大家消遣闲情逸致的吧？
她面前的咖啡已经没有一丝热气冒出。她很像一个大姐，对因为迟到而歉意不已的我施与安慰，“没关系没关系，安全到了就好。先歇一歇，喝点东西。你喜欢喝什么？咖啡？茶？果汁？”然后她看着我。她的眼神和运动员时期一样坚定，但完全没有我们从电视实况中看到的那种熟悉的昂扬和凌厉。她真的很像位和气的姐姐。
事实上我和她年龄相仿。我在平息迟到和奔波带来的慌乱时，开始打量她。她没有戴那副可以说是标志着她运动员生涯完全结束的金丝边眼镜，她解释是因为她上午去羽毛球馆打羽毛球了，隐形眼镜更适合运动，而她现在的运动更多是自己消闲的方式。她这样说的时候，呵呵地笑，露出整齐的牙。
我发现她给自己施了很薄的一层粉底液，薄到只有像我这样刻意地观察才看得见。我很高兴这一发现，这至少证明她生活中细腻的女性特质没有被彻底隐藏。她穿着款式质地都不错的薄薄的黑色羊绒毛衫，旁边的椅子上搭着同样色系的短外套，一个精巧的黑色手提坤包靠着外套斜放；她的脖子上挂着一条铂金的细链，链坠是她名字缩写的第一个字母D，衬在黑毛衫上很触目。
我问对面坐着的这个温文尔雅的女子：“你平常也喜欢这样一个人出来坐坐吗？”
她说：“不。很少有这样的时间，今天是例外，也很难得。”
她说话的时候，手势很多且有力度，还是让我无法忘记她的乒乓球运动员出身。我注意到她的手很小巧，皮肤细腻，保养得很好。仅看她的一双手，你哪里能想到她那曾经所向披靡的挥拍？事实恰恰是这双手，给了国人无以承载的民族自豪感。我很想看见她的手心，想窥视她的事业线、感情线、智慧线蔓延的长度。
我始终只看见她肌肤细腻的手背。竟无端地联想起很久以前我们杂志给刘璇拍照时，她那张明星气质的脸带给了现场每个人愉悦，而当她扬起整个手掌都覆盖着一层厚茧的手时，我们记者的眼泪刹时涌出，认为这些世界冠军获得什么样的荣誉都是不过分的。但愿早已不用在单双杠上磨砺的刘璇已经拥有一双细腻的手。
那一瞬间我盯着她的手有些走神，她友好地问：“怎么啦？”
我就说了刘璇当初的那一双手。她也一时怔住了，气氛沉闷了下来。我问：“你现在身上有运动带给你的伤痛么？”
邓亚萍微微一笑：“当然有。哪个运动员没有呢？”
拍照
事实是现场所有须眉男子脸上都有着无法抑制的兴奋，却在要求与她合影时流露出过多的请求与不自信笑容。
正式采访前，我坦率地告诉她：我们没有更多的时间来酝酿和铺垫正式采访前的情绪，因为我还必须给造型师、摄影师留出足够的时间。
“哦。那么麻烦？我没想到的。”她是笑着说的，口气里我甚至可以听出她对这个环节的好奇和期待。她看着人讲话的神态是可爱且具有感染力的。
她看见我们临时给她租借来的衣服，笑：“哟，我可从来没有这样打扮过。我怕不认识自己呢？”看得出，她是想尝试一下另一种着装风格。眉宇和笑容间，漾出小女儿情态，很好。只后悔没有请摄影师随时抓拍她的各种状态，我真想让所有的人都看见她本就具有的女儿情态，让所有人都对这个女子发自内心去怜爱，而不仅仅是崇敬。
我们在酒店拍照的同时，不停地有人来与她合影。数个身高185厘米以上的男子齐齐站在150厘米的她的周围，这是一个可以想象的场面，却有一个无法想象的效果。名人之所以配做名人，都写在那张自信的脸上和身体语言所散发出的旁人无以琢磨更无以模仿的气度上。事实是现场所有须眉男子脸上都有着无法抑制的兴奋，却在要求与她合影时流露出过多的请求与不自信笑容。而我完全可以想见，这些个容貌俊朗的男人，在与自己匹配的环境中的女子们面前，是如何傲岸，也是如何呼风唤雨的。
同为女子，冷眼旁观，这算一件很过瘾的事。甚至在心里悄悄地向她致谢了。
感叹
她的聪明很多人都具备，她的韧性和顽强却真是当今世界殊了。可是惟其一个和普通人一样聪明的女子，表现出了这种顽强后，才更让人动容。
申奥成功的那天晚上，我和无以数计的人由衷地为她叫了一声好。
尽管她在那个全中国人都激动难眠的夜晚精力充沛到几乎看不出有被消耗的痕迹。但我们轻易就可以想见，她那光彩照人的短短陈述后面有多少付出？因为她之前给公众的形象仅仅是一个勇猛的斗士般的运动员，要蜕化成这般婉约知性的女子，一定是比拿世界冠军更艰辛的。毫无疑问。
所以，邓亚萍说她刚开始念书的时候，头发一把一把地掉，我信，并在那一刻抑制不住自己红了眼眶。
其实，说到读书的初衷，她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无非就是想改变世人对运动员“头脑简单”的偏见。而特别之处在于，她不仅成功说明了的优秀运动员具备优秀的大脑和超人的意志外，还让人对她的改变大吃一惊。
“一个人，无论他想获得一种什么样的生活，都必须有一个最初的开头，我因此而感谢我的运动员生涯，一步一步，每一步都是一个递进的过程。不要妄想一步登天，没有人可以。” 邓亚萍如是说。
亚萍自述：我的求学生涯
五年间，我跟自己好好打了一仗。苦的时候，痛不痛？痛彻心肺。
我为什么要选择去读书？那么多的人都笃定了运动员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是，是有这样素质的运动员，但是所有的么？我想证明一下。我希望从我这里开始，大家来重新来认识运动员。
因为运动员的运动生涯和长长的一生相比是非常非常短暂，他一定要面临新事业的开始，除非去当教练，这可能很容易，拿起来就干。否则是躲不过这种变故的。而做为知名运动员，往往是最容易暴露在公众的视野中，成功失败都容易被人歪曲评论。我还在打球的时候已经对此很困惑：除了当教练，我还能干什么？我会干什么？
对于我来讲，这是个非常残酷的问题，而且是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除非我愿意去当教练，但是我如果不愿意去当教练的话，我能做什么？既没有文化，没有经历，更没有社会知识，这是我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太多的优秀运动员给我们留下了前车之鉴――从辉煌中退役，渐渐默默无闻。而国家花了这么多的精力培养的世界冠军，短暂的运动生涯结束后，就流失掉了。如果离开体育就不可以再为这个社会做一些事情，我觉得对国家来讲也是一种损失，一种浪费。而对于运动员本人来讲，是漫长地痛苦过程，退役前后的落差是局外人无法体会的。
我在反复问过自己“除了乒乓你还会什么”之后，我告诉我：你不可以什么都不会。
我知道我的根本是需要去读书，以此来帮助我提高文化素质和个人修养，来应付社会的发展。还有一个原因，当时我已经被任命为国际奥委会运动会委员会委员。中国，这么大个体育强国，我凭什么能够代表她？我不可能光会说话吧？况且我当时真是连话也不会说，奥委会的工作语言是英语和法语，而我只会普通话。就算我学会了英语，可以与人交流了，但是我的思想呢？思想是空白的，不可以和别人去讨论问题，没有自己的主见，我去那里能起什么作用？种种越想越可怕的后果，让我决定，无论多艰难我都要读书。我相信读书也好，去奥委会也好，那都是人做的，我可以做到。最多比别人辛苦些。
而这远不是“比别人辛苦些”那么简单的事。是太苦。从97年到清华读书，一直到走到今天，五年之间，我跟自己好好打了一仗。苦的时候，痛不痛？痛彻心肺。
我是做为有特殊贡献的运动员进清华的。清华是全国最优秀的学生会聚地，在知识层面上我却是一个空白。我长久以来的人生信条在此时起了很大作用――人要自信一点。我对自己说：你要是没有自信你就不要去读了，否则，你根本抬不起头来。
我的经历就是我的优势。我早就完完全全知道，获取成功的支撑是什么，因为这条路我早已经走过了。那么我可能更清楚该怎么样去读书，怎么样去通过努力获得成功了。虽然打球和读书不一样，但是道理上是一样的。我终于在清华找到新的自信支撑点：只要我现在肯学，任何事情从现在开始去学都不晚。我天生就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这个发现令我很安慰。
我清楚记得1997年11月份去清华报到时，老师问我：你的英语到底是什么基础呀？我说就是绝对的初学者。他说：那好吧，你先写写26个字母，写来我看看怎么样。我就写，26个字母大小写全部混在一起，也搞不清楚顺序，甚至没有写全。就那样开始进入清华学习了。
我不能总那样把字母的大小写混为一谈吧？我从那个时候开始硬读书，头发是一把一把地掉，早上起来枕头上落的头发一片一片的，我自己都害怕，怎么会这样呢？头发少得可怜。我觉得完了，不是说打球的时候不动脑子，这读书和打球用的完全就不是一个脑子。
很快，清华的老师就建议我：你本来就是有奥委会的任务在身的，在国内学没有语言环境，相对要慢些，还是出去读吧……。我说：好。就到了英国，一个人去，完全靠自己，我相信，没有依赖我将进步更快。我读语言学校。读了半年。
刚到英国我依然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初学者，什么也听不懂看不懂，更不会说，跟哑巴似的。老师写的东西，我完全照抄到本上，回到家里再逐个查词典搞明白。但不管我多慢，老师布置的作业我都是按时缴上去的。两个多月下来，我慢慢地能跟别人交流了。
只要开始和人交流，就意味着今后的进步更快。我也不孤独了，那是我非常开心的事情。而读书的真正乐趣，也正是开始于我可以用母语之外的语言和人交流了。其实，我当时的英语依然是很差，只是人家能够在我连说带比划中明白我的意思，语法全是乱的。记得我到英国三个月左右，被通知运动员委员要在里兹本开会。我希望我能够在会上要做一个发言，这是一个很好的展示中国运动员风采的机会。于是，一页用英文讲差不多五分钟的稿纸，我准备了一个月的时间。
我做事情总是希望可以做得非常漂亮，因此专门请了一个私人老师来教我发音，他一句一句地教，一个单词一个单词地纠正我的发音。现在说来真难以置信，我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来准备一页纸的讲话！
到了那一天，我一开口用英文发言，萨马兰其主席就笑了，一直笑到最后我把话讲完。然后他对所有人说：她才学了几个月的英文，就能够这样演讲，证明她是了不起的。我们应该向她祝贺。于是，人人都为我鼓掌。我获得过多少掌声？但那次的掌声我怎么也忘不了。
语言关过了以后呢，思想上就比较快乐了，再出国，就不像一开始那么孤独。
我现在要比当运动员更高兴。真的是这样，我相信知识带给人的力量才是真正的自信源泉。现在，如果有人说我：你是有文化的人。听到这句话，我的开心不亚于拿世界冠军，感觉读书的所有辛苦都有了回报。
申奥成功那天晚上我和杨凌代表中国运动员讲话，全世界都看到了知识对一个运动员的改变，我相信有人会觉得不可思议。这几年的求学生活，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国外（我基本上是两边跑），对我的影响，是从骨子里开始的。关心我的人对我说：你现在气质跟以前不一样了。我就说这个气质是怎么来的？气质是内在的东西，本来就有，人人都有，只是有些人不知道怎么去焕发出来。
两个朋友
那两个众所周知的人，是她要感谢生命中的安排的。一个是年长她几十岁的忘年交萨马兰其， 一个是年长她几岁的老搭档乔红。
朋友之一：关于萨马兰其
没有人明白这位在体育界被人高山仰止的巨人，怎么就在那一瞬间对这个其貌不扬的小姑娘喜爱有加呢？
看过96年奥运会萨马兰其给邓亚萍颁奖那一幕的人，都该清晰记得萨马兰其伸手在她脸上慈爱地一拍。那轻轻一拍，是萨马兰其对全世界表示他对这个中国小姑娘的赞赏和喜爱，而关于那轻轻一拍的温暖，只有邓亚萍可以深刻感受。
邓亚萍当初只是一个一心只为拿世界冠军的小姑娘。曾经为了身高问题被河南省队拒之门外的她，心中一直憋着一口气，拿更多的世界冠军是她令拒绝她的人后悔的武器。91年的世锦赛单打决赛时，萨马兰其正好在日本访问，日本皇太子陪同他观看了这次决赛。赛后当然由萨马兰其颁奖。
这是她和这位老人第一次机缘巧合的见面。当年18岁的她更加生猛顽强，无所畏惧。萨马兰其在给她颁完奖的随后向她发出去国际奥委会总部去参观的邀请。没有人明白这位在体育界被人高山仰止的巨人，怎么就在那一瞬间对这个其貌不扬的小姑娘喜爱有加呢？其实，到现在邓亚萍也只能解释为“一种注定的缘分。”
只能是缘分。当时的邓亚萍懵懂得根本不太清楚国际奥委会主席是什么样一个概念。“对我来讲，我梦寐以求的就是要拿这个世界单打冠军，我无所谓谁来给我颁奖。”可是周围的人无法做到无所谓，他们在她面前竭力强调这种荣誉，希望她能和他们一样觉得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待遇。这使得她更懵懂。
而事实是，邓亚萍第一次去国际奥委会参观，也并非专门而为之。她是当年年底正好去欧洲比赛，就顺路去到了奥委会。在当时的她看来，萨马兰其做为国际奥委会的主席，他请世界上任何一个运动员去他主持工作的地方去作客，都是太平常不过的事。没有任何难度可以设想。“我觉得我只不过是其中一个被他邀请的人而已，这没有什么可骄傲的。”
直到萨马兰其通过翻译告诉她“你知道吗？你是全世界运动员里我第一个邀请来奥委会做客的人。”她开始觉得自己把这件事看得太简单了。
“那天吃饭的时候，他很自信地对我说：我认为你是真正的世界第一，明年（1992年）奥运会，你肯定能拿冠军，到时候我再去给你颁奖。他说他要去看我决赛。”当然，第二年的约定，他们谁也没有令对方失望。
关于第一次去国际奥委会参观，萨马兰其对这个中国小姑娘的种种关怀细节，今天的她一 一记得。她记得那天奥委会总部门前专门为她升了一面五星红旗；记得老人给她准备了非常好吃的瑞士巧克力，并告诉她不要吃太多，要发胖的，胖了打不动球……
尽管中间隔着翻译，但“我忽然就感觉到了长辈对晚辈一点一滴的疼爱，我清楚他是由衷的喜爱我。但是你说这种喜爱到底从哪儿来？到现在我都说不清楚，我觉得就像咱们中国人所说的，是一种缘分。否则，你说他为什么就喜欢我呢？”
后来邓亚萍的退役，上学，到奥委会工作，她一点一点的从一个勇猛的运动员蜕化成一个可以用流利的英语陈述自己观点的学者，萨马兰其都在欣喜地看着，他们可以完全顺畅交流的时候，萨马兰其很郑重地告诉她：“你不可以留在国外，你一定要为你的国家工作。”她那一刻的感觉是深深地感激，感激生命安排她认识了这样一位老人，感激这位老人对中国人的情义。
“我们的友情从体育开始，但不止于体育。我们是真正的朋友。‘世界冠军’和‘奥委会主席’不是我们交往时的身份。这中间没有任何功利存在。我们朋友之间的感情交流更多一些，他对我人生的道路该怎么走，包括我去读书，读什么专业，都一直是非常关心的。近两年，他多少次碰到我跟我说的话都是：你要回国去工作。我去盐湖城他跟我讲，我去了洛桑他跟我讲，他知道我快要毕业了，又跟我讲。我感觉得到，他做为一个外国老人，对另一个国家的祝福有多深厚。我相信他对我的这种愿望，可以影响其他国家在外读书的运动员。做为一个为体育事业工作毕生的人，我认为他是一个伟人，是一个可以感动世界的人。他是我的朋友。”
朋友之二：关于乔红
这是对手们之间最难以做到的。做到了就是大家风范，而她们都是大家中的高手。
亚萍是个性格豁达的人，呵呵笑的时候多，计较的时候少。她说她的朋友不少，五湖四海都有。说到萨马兰其，她兴奋而热烈，她把这位老人对她的赞赏和友好当成对所有中国人的友善，因此，话很多，可回忆的细节也很多。
但我们谈起乔红时，她有短暂的沉默和迟疑。
她告诉我，她和乔红在赛场下基本上做到了朋友之间的那种相处。“但是呢，确实是很难很深地去交流，因为我们是两个竞争对手。”
这已经是很不容易了。邓亚萍和乔红是世界乒乓球史上双打配合里绝无仅有的奇迹。她们从1988年底开始配合双打，一直到96年奥运会，囊括了女子双打的所有世界冠军。仅从这一点来说，她们就是世界上最默契的伙伴。但是，所有的人都明白，分别做为世界排名第一和第二选手，她们既是搭档，更是对手。“这是一种非常微妙的关系，我们也有因此而尴尬的时候。不管是世界锦标赛还是奥运会，我们俩之间都进行过多次冠亚军决赛，而双打呢，我们俩还得配合一块儿拼。”
如果说她们不存在竞争，仅仅纯属于搭档，这种关系就非常单纯了。但这不可能，做为一个运动员是没有谁可以有放弃拼搏金牌的理由的。她们这种既要竞争同时又要合作的关系，就算在局外人看来也是非同一般的微妙。如何处理好俩人之间的关系，这是她们都不得不刻意去注意的事情。
乔红比邓亚萍年长，更能容忍一些现实的无奈。所以现在邓亚萍还有感叹：“总之那么多年能与她合作，我真的觉得很幸运也很幸福。”在她们相遇的所有单打比赛中，那肯定是谁也不会照顾谁的情绪和面子，这两位真性情的女子没有一点含糊，互相拼了命都是为了拿冠军。而走下赛场她们却相处得很好。好在哪里？好在她们可以相互认可和容忍对方。这是对手们之间最难以做到的。做到了就是大家风范，而她们都是大家中的高手。
在邓亚萍屡获殊荣的时候，不少声音为乔红叫屈。认为她生不逢时，被邓亚萍的辉煌遮蔽得没有出头之日。甚至替她设想：假如没有邓亚萍……
但是乔红曾这样回答过记者提问：“小邓拿这个冠军是她应该的，她比谁都付出得多，她比谁都训练得刻苦，她当之无愧。”当乔红的这个回答传到邓亚萍耳中的时候，邓亚萍被她的豁达所折服。再没有什么比来自一个竞争对手由衷赞叹更令人开怀的事了。邓亚萍说：“好在我们俩个人都是很能够理解、够容忍对方的，否则不可能配合那么久。我觉得很开心有她那么个合作伙伴与对手。”
现今的这两个曾经的对手与合作者，一个在攻读博士和为国际奥委会工作同时研究奥运会与中国的经济发展关系；一个已经从日本留学回来，回国家队做了教练。两个人都告别了比赛的日子，又都有了独自在外的几年经历，再见面的时候感觉就有了不同，但相互间的那些理解还是藏在心底。
关于女人的幸福
“我要自己不仅仅是在事业上走得好一点，我还要我在感情上能够过得好。”
我对她说，做为一个女人，一个典范女人的所有韧性在你身上集中体现得太完整了。她却说：女人光有韧性是不够的，这种韧性要给这个女人带来幸福才是好的。
是啊，女人对一切辛苦的坚忍，是要看到忍过之后的一片光明才有成立价值的。
我就问她：你幸福么？
她笑得很安静：和许多人比起来，我已经好得多许多了。
我不罢休且直截了当：你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美满家庭么？
她没有见怪我的唐突，依旧安静地笑：还没有呢。但这是我对生活所追求的一个方面，我要自己不仅仅是在事业上走得好一点，我还要我在感情上能够过得好。女人，没有一份好的感情陪伴，哪里可以完全放心地追求事业？对于女人，感情和事业是相互依存的东西，当然，这两样都是力所能及的才行。残缺一样，就很难看到幸福了。
于是，我们聊到了一个幸福女人之所以幸福的关键。
她跟我举例，说在欧洲，衡量成功人士的一个硬性指标就是事业成功且家庭幸福，否则就是失败者。邓亚萍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很有人情味的标准，十分推崇。她讲：这个标准无所谓是针对男人还是女人，个人的幸福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人没有幸福感，是最可怜的。工作带给人幸福，家庭也带给人幸福。缺失家庭幸福，事业再成功，内心也孤独；缺失工作幸福，家庭再完美，也无法体验到群体的快乐。
我除了认同，更多的是替她高兴。心里暗暗祝福她拥有所有想要的幸福。
关于在国际奥委会的工作
“我相信凭借个人魅力，可以获得认可，获得朋友，可以一点一滴的去积累自己的位置，在大家心目中的位置。”
GRACE：在国际奥委会您主要的工作是什么？
邓亚萍：当然是讨论有关运动员的事务。在盐湖城2002年冬奥会以前，我是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的唯一一个亚洲委员，我不仅仅代表是中国运动员，还代表着亚洲运动员，更准确的来讲还要代表发展中国家的运动员。在国际组织里头任职，遇到的微妙是很多的，比如，有些赛事，有利于发达国家运动员的话，那么自然对发展中国家的运动员就不利。我指的是权益的问题。我不是代表邓亚萍，我要为发展中国家的运动员争取一些权益，这是一项非常有意义、需要强烈责任感的事情。能够在那儿做到称职，并非易事。在整个委员会里面，绝大多数的委员都来自于欧美国家。
GRACE：我能感觉到您的压力。可我依然觉得您那么自信。
邓亚萍：自信仅是一个方面，你必须要有自己的实力。我相信凭借个人魅力，可以获得认可，获得朋友，可以一点一滴的去积累自己的位置，在大家心目中的位置。当然这些说起来好像很轻巧，做起来实际是非常非常难。每个人都至少代表一个国家，委员会里不可能有两个运动员来自同一个国家，那么每一个人来到这里都有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不是为自己，是为身后的国家运动员。可想而之，我们既非常友好，又非常……有时候火药味很浓。
大家可能只看见我在莫斯科申奥陈述上的情形。其实，在这之前，我已经做了一些事情，当然有更多的人做了比我更多的事情。对于我来讲，在我们运动员委员会，我们有十几个人是国际奥委会委员，这意味着有十几票在这里产生。这些委员主要是由我来给他们做工作，那么我在做工作的期间我要了解中国的状况，我要了解北京的状况，我还要了解老百姓的心声，不然的话我怎么可以让别人来支持我？怎么说呢，就是我怎么样才能够打动他们，我必须找到一个切入点，这是非常重要的。
2001年2月份我回北京，去商场买东西。一个售货员咚咚咚地跑过来，拉着我的手，急切地说：邓亚萍你是我们申奥大使，你一定要努力工作。我心想，做为一个售货员，你为什么要这样跟我讲话？为什么要求我努力工作？我就问为什么呢？她激动地说，我们北京能办奥运会的话，我们家就能拆了。
我愣在那儿了。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想她的话，她为什么那么急切？为什么要拽着我激动地告诉我奥运会对她家意味着什么？我的心变得特别酸楚，对于她这个阶层的人，一个普通的售货员，没有权没有势没有钱，她靠什么来改变自己的生活呢？机遇！对她来讲，北京是肯定会发展得更好的，但是如果有了奥运会就会加速城市的发展，她搬新家的愿望就得以早实现。从她那儿，我看到了一大批她这样的人。奥运会对他们来讲，就意味着搬新家，意味着可以靠这个机遇来改变生活状况。后来，我跟每一位委员做工作时都拿这个例子跟他们讲，我知道他们被这个真实的例子打动了。
GRACE：其实，这个故事即便不会打动他们，你这么善良也一定会打动他们。你是一个使命感非常强烈的人。
邓亚萍：如果通过自己的努力，真正的能够带给大家最现实的东西，这个努力的人也是幸福的。做为运动员，为国争了光，唤起了很多人的民族自豪感，是的，很好。但是这种自豪感更多是抽象的。如果可以在适当的时候给大家争取来摸得着的实际利益，更好。
GRACE：我知道您目前在剑桥读博士，这也是需要耗费您大量精力的事情。您没有想过让自己轻松一点？比如放弃一样工作或者暂时停止拿学位？
邓亚萍：我一样也不会放弃。其实我的工作和学习是相互关联的，我博士念的是经济学，而我的博士导师是我国国务院的经济顾问，是一位对中国相当熟悉的著名的经济学家。我主修的是体育经济研究。你看，我要完成的博士论文是分析“2008年奥运会对中国经济发展究竟有多少影响”。我要研究的是体育比赛带给社会的，包括现代化城市建设以及人的自信程度的变化。显而易见，中国人在承办奥运会之前与之后自信程度肯定是不一样的，而北京在申奥成功之后的变化速度同样是惊人的。体育可以推动社会文明的建设。
关于“邓亚萍牌”的前后
“人是无法避免失败的，但可以不失败的事情失败了，就很难安慰自己。这算一个例子吧。”
GRACE：记得曾经在96年前后，国内继“李宁牌”运动系列之后，有了一个“邓亚萍牌”，几乎各大城市都有“邓亚萍牌”专卖店。时至今日，您的“邓亚萍牌”运动系列，在很多城市销声匿迹了。我们也看到过一些成功的运动员在退役后的商业活动中开始出风头，后来吃苦头的经历。这算不算您无数辉煌经历中的一次失败呢？
邓亚萍：怎么说这个事情呢？嗯，这是在我临退役之前的事。
国家为一个运动员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到运动员的运动生涯结束以后，这些投入随之消失了。当时是国家体委考虑如果能够再利用著名运动员的号召力这些无形资产，来适当收回投入，并能够回报于社会，同时对运动员也有益，那就是几全几美的好事了。当时正好山东济南的一个公司找到我，希望能够用我的名字来创个品牌，做体育用品系列。我就把这事汇报给了国家体委。我当时是在役的，不可以私自做任何的决定。上级同意了。大家都知道李宁这个例子，李宁是退了役之后才去做他这个牌子的，而我是做为现役运动员以自己名字为品牌的第一例，我这样做的性质更多是种尝试。我认为是很有意义的，对运动员来讲，如果做出来，那后面人可以跟上。我算了一下，这个品牌的创立，从设计生产到销售服务，我可以为社会提供多少个就业机会？这也是我对长久以来社会对我支持的一种回报。而事与愿违，这件事做得很不成功。
GRACE：其实，他们只是用用你的名字。你并不需要付出很多精力去管理，何必介意？
邓亚萍：尽管没有花精力去过问，但还是有自己形象被损害的不好感受。因为到后期，很多人跟我反映，说你看你这个牌子的东西，质量不好，设计很差。我周围的人和我都难以认同这样的东西被冠以“邓亚萍牌”几个字。但是我不可以去干涉，因为我们签过我不参与管理的合同，我当时觉得走到了非常尴尬的一个地步，以至于到现在想起来也有难受的时候。人是无法避免失败的，但可以不失败的事情失败了，就很难安慰自己。这算一个例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