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敬宜与《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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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敬宜先生病逝后，笔者曾作小文《难忘的一面之缘》以略寄哀思。其中提及２０１０年春天见面时，范老对《大公报》和张季鸾的几点印象。当时并未特别在意。最近又陆续接触了一些有关范老特别是其早期经历的资料，才发现他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认识和评价，其实也并非偶然。因为他和《大公报》之间，原来还有些颇为有趣的故事与渊源。

进入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后流动站不久，笔者有幸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近距离接触范敬宜先生。当时范院长问起，最近在做哪方面的研究。笔者告诉他，除了正在承担的当代中国新闻史课题外，自己原来的博士论文是有关张季鸾、《大公报》和抗战前后中日关系的，目前也一直在关注这方面的进展。对此，范院长很感兴趣。他说，张季鸾是名报人，《大公报》也是比较重要的老报纸，现代中国的这段新闻史及其背后的一些优良传统，到今天还是值得认真研究的。他鼓励笔者，要努力做好这方面的研究，以便更好地为推进当代中国新闻的健康发展服务。

随着对范老相关经历，特别是其早期经历有了越来越多的了解，范老的这些话，说得很真诚。因为他很早就开始熟悉这份老报纸，以及服务于该报的不少新闻人了。甚至他之决定投身新闻界，也和老大公报人刘克林等之激励与感染分不开。

范敬宜早年就读于无锡国专上海分校，毕业后又求学于圣约翰大学中文系，与他后来所从事的新闻工作好像没什么关系。不过仔细翻阅他写作的文章、发表的演讲和接受的访谈，就会发现，范老多次在不同场合明确表示：自己对新闻工作“有一种天生的情结”。?譹?訛

范敬宜１９３１年出生于江苏苏州，直到１９３７年全面抗战爆发前后，一直生活在这里。苏州沦陷后。其父忧愤交加，吐血而亡。１９３８年，范家迁往上海。此后，他又在这里生活了十几年。而上海是当时全国报业最发达的城市，报纸很多。其周边地区如无锡、苏州等报纸销路也不错。他记得，小时候家里除了订有《申报》、《大公报》、《文汇报》等之外，还有各种小报。?譺?訛

抗战前上海报业发达，１９３７年底上海沦陷后，还是有些报纸坚持继续出版，而且还颇不乏一些复刊或新创刊者。如老牌的《申报》为抗拒日方新闻检查，先是与《大公报》等一起自动停刊；后又转移到汉口、香港出报，终因困难重重，１９３８年１０月又迁回上海继续出版。而１９３６年４月１刊行上海版的《大公报》，则于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１４日停刊；此前于９月１８日由张季鸾等在武汉创办汉口版；其后随着抗战形势的播迁，陆续又有重庆版、香港版、桂林版等之创设。《文汇报》则创刊于１９３８年初，在上海一直刊行到１９３９年５月底。

据此可知，范老关于他小时候读报纸的回忆，大体是可信的。?譻?訛那几年，只要是家里订阅的报纸，他就什么都看，慢慢地也就“对办报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据回忆，十来岁时（按１９４１年左右），他就开始自写自编，办了一份手抄复写的《静园新闻》，报道左邻右舍的事情。而其版式，则“模仿《申报》和《大公报》”。?譼?訛足见范老很早就熟悉《大公报》，并因此喜欢上了办报纸。

后来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范老读的本来是中文系，但“对新闻系的课更感兴趣”。据回忆，他当时选修或旁听过黄嘉德的《新闻学概论》、梁士纯的《宣传与公众舆论》、刘克林的《新闻写作》以及方汉奇的《中国新闻史》等课程，这些对他都“影响很深”。?譽?訛

按黄嘉德１９３１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英文系，后任圣约翰大学教授、文理学院副院长等职。１９４９年上海解放后，原新闻系主任武道（Ｍ． Ｅ． Ｖｏｔａｕ）返回美国，黄氏乃以文学院院长兼新闻系主任。期间先后开设新闻学概论、报业史、新闻采访与通讯、新闻写作、编辑与评论等课程。他通常采用英语原版新闻学论著作教材，用英语上课；同时也指定一些中文的新闻著作、范文、中文报刊上的有关报道供学生参考。

梁士纯做过燕京大学新闻系主任，曾邀请毕业于密苏里新闻学院、当时还不太出名的埃德加·斯诺到燕京任教。著有《实用宣传学》、《战时的舆论及其统制》等。１９３７年５月，他在天津《大公报》“新闻教育特刊”发表《今日中国报界的使命》一文。该文开宗明义地引用了李普曼的《公众舆论》一书，强调“正确的消息”对“公正的舆论”之重要。梁并指出，无论何时，“报界的使命不外乎：第一，传达正确消息，第二，建立公正舆论”；而要实现这二者，委实不易。?譾?訛

方汉奇１９５０年毕业于苏州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新闻系。１９５１年，由于圣约翰大学新闻系亟须补充新闻史师资，以及马荫良先生的推荐，再加上当时研究新闻史的人较少，黄嘉德找到这个从未上过讲台的年轻人前来兼课。当时方汉奇每周去圣约翰大学讲一次课，每次大约两个小时。主要讲一些新闻史专题，比如《申报》专题。从古到今进行系列的讲授。但“不含党报史，不涉及时政”。?譿?訛

如果说这几个人和《大公报》没什么太深的关系，那么刘克林则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老大公报人。１９４６年在成都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后，他先是服务于重庆《大公报》，后调香港《大公报》工作。１９４９年后，历任上海、北京《大公报》总编室、评论部、国际部等采编部门的主任。抗美援朝期间，在朝鲜战场上采写了大量战地通讯。

据与刘克林共事多年的唐振常回忆，１９５２年院系调整以前，上海《大公报》有四人应聘在圣约翰大学新闻系兼课，即刘克林、孔昭恺、潘际坰和唐自己。?讀?訛另据当时在圣约翰新闻系读书的徐家柱回忆，《大公报》的戴文葆也去上过课。他说从１９５０年开始，为了让学生“不脱离新闻界的实际情况和从业人士的真实感知”，新闻系较多地聘请《大公报》的专家前来授课。其中，“孔昭恺编稿时的深邃思考，刘克林的精辟论述和充沛热情，唐振常和潘季炯的活跃思维，以及戴文葆积累的丰富国际资料”，都给学生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讁?訛

只是与范老的回忆稍有不同，唐振常记得，刘克林教的课程应该叫《社论写作》，而不是《新闻写作》，且“最受学生欢迎”。在唐的印象中，上海这段时期，刘在编辑工作上“发挥得最见成绩，最有创造性”：

他才思敏捷，点阅稿件一过，即得要领，画龙点睛之题立现纸上，很少有捻须苦思之时。且时得佳句，掷地有声。尤其对于宣传鼓动性的题目，最为擅长。在这类题目下加一斜行的惊叹号（！）为克林之创举，他称之为“棒槌”。一个题目写就，往往斜划一惊叹号，不无自得地说道：“加个‘棒槌’吧。”此风一开，各报继之而效者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