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与亚里士多德伦理思想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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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就道德内涵的侧重点来说，孔子与亚里士多德有不同的看法，虽然都承认德性与德行密不可分，但在德性与德行的地位上存在着分歧，孔子认为德性比德行更为根本，而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德行优先于德性。在道德与幸福的关系问题上，孔子把德性本身界定为幸福，而亚里士多德认为对于整体生活而言，幸福包括德性、德性活动，外在的善以及一个完整的生命。但是孔子与亚里士多德都把德性作为幸福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且是最重要的因素。关于人生最高目的的看法，孔子认为是成就贤圣的道德人格，而亚里士多德则认为是幸福。相同之处在于他们都没有把外在的善作为人生的最高目的。

【关键词】孔子；亚里士多德；德性；幸福

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年）是春秋末期著名的思想家之一，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的思想不仅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在新的世纪，还有不少学者提倡孔子思想，借着中西对话的方式用孔子德性伦理挽救西方的道德危机。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年―公元前322年）是西方古代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他的《尼各马可伦理学》所阐述的德性伦理思想在西方伦理思想史上影响深远，甚至成为现代西方德性复兴的一个蓝本。孔子与亚里士多德分属不同时代、不同民族和不同的思想体系，在伦理思想的很多方面既存在明显分歧也有诸多相似，但我们的目标是“镜映双方，以增加自我理解和彼此的相互理解，并发现在各种现象中所含的真理因素。” [1]234

一

就德性之道德内涵的侧重点来说，孔子与亚里士多德有不同的看法。孔子认为内在的德性对于一个人而言是首要的，德性活动只是德性的外在显现；而亚里士多德则认为德性活动先于德性，在他看来不做出德性活动就不可能生成德性，从而强调了德性活动的重要作用。对于孔子来说，他把德性定位在个人内在品质的培养和德性境界的提升，具有德性就是人的善自身，而德性活动只是德性的外在显现，德性优先于德行。孔子说：“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 [2]268（《宪问》）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 [2]13（《为政》）。此章《朱子集注》引范氏言：“为政以德，则不动而化，不言而信，无为而成。所守者至简而能御烦，所处者至静而能制动，所务者至寡而能服众。” [3]66朱熹解释“为政以德”时说，“如舜做许多事，岂是无事。但民心归向处，只在德上，却不在事上。许多事都从德上出。若无德而徒去事上理会，劳其心志，只是不服。” [4]537可以看出，在孔子这里，成为有德性的人就是最高目的。孔子更关注德性内在品质的提升，并把拥有德性作为人的最终目标。孔子认为一个人只要拥有了德性，他就会在任何境遇下都能做得好。

对于孔子来说，存在着一种德性的理想境界，心态平和，至诚尽性，天与人达到精神上的一致。这时即使德性不发挥为行动，他的生命也是光辉的。就如孔子赞同曾点的志向，并说自己的志向与曾点一样。“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2]203（《先进》）说的是暮春时节，春服已经换上，约上青年五六人，少年六七人，在沂水里洗一洗，在舞雩坛上吹吹风，然后唱着歌归来的情景。这里好像并没有什么德性活动，但却真正体现了至诚尽性的德性品质。朱熹解释到“天下至诚，谓圣人之德之实，天下莫能加也。尽其性者，德无不实，故无人欲之私，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巨细精粗，无毫发之不尽也。”[3]41孔子还认为如果一个人做了有德性的人，虽然在一定的情况下做了有违道德规范的事情，也一定是有着更重要的道德理由。“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2]55，“作为真诚的人格，德性表现了自我的内在统一，在此意义上，德性为‘一’；德行则是同一德性在不同社会关系与存在境遇中的多方面展现，故亦可视‘多’，这样，以德性统摄德行，亦可说是以一驭多。不妨说，正是自我的内在德性，担保了全体行为在趋善这一向度上的统一性。”[5]165

与孔子不同的是，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德性活动先于德性，没有做出德性活动就不可能有德性。“我们事先施行德性活动，然后才获得了德性，就像艺术家是先从事了艺术活动然后才成为艺术家一样。因为我们必须在技艺活动当中，才能学会技艺，在制作活动当中，学会制作，在建筑活动中，成为建筑师，在演奏竖琴过程中，成为竖琴家。所以，我们也是在做公正的事情当中，成为公正的人，在审慎当中成为审慎的人，在勇敢的行动中，成为勇敢的人。”[6]77德性必须落实在具体的行为之中，一个德性主体需要做一些事情才能体现和完成德性。

当然，我们并不主张孔子完全忽视了德性活动，而亚里士多德彻底分裂了德性和德性活动，只关注德行本身。实际上孔子也是很重视行为的，子曰：“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 [2]60（《公冶长》）、“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2]61（《公冶长》）、“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2]281（《卫灵公》），而亚里士多德也承认德性是人正确选择的基础，“德性是这样一种合乎明智的品质。但还必须更进一小步：德性不仅仅是一种合乎明智的品质，而且是与明智一同存在的品质。”[6]235孔子与亚里士多德共同的地方是都承认德性和德行是一对密不可分的概念，亚里士多德说：“德性不仅是由同样的原因并通过同样的原因形成、陶养和毁坏的，而且也以这种原因实现在同样范围的具体情况中。……德性也是如此：通过节制感官享乐，我们变得节制了，而我们变得节制了，我们就最有力量保持快乐。”[6]81在亚里士多德这里，德性与德行以一个相互增益的方式发展。对于孔子来说，也“没有把德性运用视为一个单独问题。相反，似乎假定了，如果一个主体拥有德性，那么当面临一个要实践它的场合时，他就会去实行德性。”[1]284相比较而言，孔子更侧重从德性出发谈论德性活动，德性与德性活动是一对多的关系。而亚里士多德则强调德性活动对德性生成的重要作用，德性与德性活动是一对一的关系。

二

在道德与幸福的关系问题上，如前所述，由于孔子重视的是人内在的品质、德性，因而孔子把德性本身界定为幸福（乐），这种幸福只需要很少的物质（富贵）。孔子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2]95（《雍也》）在孔子看来，一个君子乐享心灵的宁静，并不会由物的所失而引起过多的烦恼、恐惧与内心冲突。因为对于君子来说，他们的乐并不是外在的物所赋予的，而是通过内省志于天道而乐。也就是说，成就贤圣的道德人格本身既带来幸福，而不是谋求现实的幸福生活，伴随德性修养而获得的幸福（乐）才是值得追求的。孔子说：“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2]295（《卫灵公》）、“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就有道而正焉”[2]10-11（《学而》）

孔子所指的幸福（乐）不仅与外在的物（富贵）没有必然联系，而且越是在贫困的情况下越能彰显德性所带来的幸福（乐）的意义。“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2]11（《学而》）这句话是说孔子虽认可子贡对贫富无谄无骄、得以自守的品质，却告诫不能以此为满足。在孔子看来，贫而乐是比贫而无谄更高的境界，“乐则心广体胖而忘其贫” [3]65。这好像与我们的常识相反，因为贫困本是一个人所厌恶的，是什么理由让人贫而乐呢？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2]51（《里仁》）诸如富贵与贫贱等掺杂着运气的成分，是我们自己无法完全把握的，具有相对性、或然性，而我们自身的道德修养（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是我们自己可以把握的，具有绝对性、必然性。我们也许无法改变外在环境，但我们如果根据自身的道德修养决定对待外在环境的态度，我们收获的必将是修养德性带来的愉悦。在道德与幸福之间，孔子更加突出道德的至上性和崇高性。“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2]51（《里仁》）从《论语》来看，“仁”构成了孔子思想的核心，用余纪元的话来说“仁”是君子所致力要达到的“总体德性” [1]255，是君子追求的目标，只要自己维护了“仁”，即使贫也是值得乐的。与此相反，“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2]50（《里仁》）知者被外物所迷惑，只是顺从仁、利用仁；仁者无所欲，故安于仁且贫而乐。

与孔子不同，亚里士多德认为对于整体生活而言，德性只是组成幸福的一个主要部分，除此而外还包括德性活动、外在的善以及一个完整的生命。“幸福不是品质。否则的话，一个一生都在睡觉，过着植物般生活的人，或者那些遭遇最大不幸的人们，也都具有幸福了。”[6]340亚里士多德认为德性自身并不完满，那些拥有德性却不实行它的人以及拥有德性却遭遇不幸的人都不能算作幸福。也就是说，亚里士多德强调幸福在于做德性活动而非仅仅是拥有德性，一个不运用其德性的德性主体不能说是幸福的。同时，人们在运用德性的活动中不可避免需要外在的善。“因为人们如果没有辅助手段可供支配的话，做高贵的事情是不可能的或者是不容易的。许多事情都只有借助朋友、金钱和政治权力这些工具才能办成。”[6]62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幸福虽然包括外在善缘，但外在善缘并不是因其自身之故值得追求，而是因德性及德性活动才需要。“因为高贵活动的源泉在于德性和灵智，而不基于权势。”[6]341作为一种品质的德性才是人之为人应该和值得选择的，因为它是使一个人成为好人的品质。同时，亚里士多德说：“因为我们已经把幸福规定为‘灵魂合乎德性的活动’，而其他的善或者是德性本身不可或缺的条件，或者按其本性是获得幸福的有用工具。”[6]64而且，我们看到，外在善也不是越多越好，利用适度的资源做合乎德性的事情的人才是幸福的。“如若没有外在善缘就不可能有幸福的话，那也并不因此就可认为，享受天福必须要许许多多的善物。因为自足和实践的可能性不在于[外在善物的]满溢；人即便不能统治陆地和海洋，也能高贵地行动。以适中的方式人就可以合乎德性地行动。”[6]348

亚里士多德把幸福又分为两种：一种是实践意义的幸福，为了达到这种幸福，需要适度的外在善；一种是思辨意义的幸福，它只需要少量外在的善，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外在善甚至阻碍思辨。思辨意义的幸福是第一位的，而实践意义的幸福是第二位的。亚里士多德关于幸福的讨论主要是实践意义的幸福，因为这是属人的幸福。与孔子共同的地方，是亚里士多德把德性作为幸福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且是最重要的因素。虽然孔子也不完全否定外在善，但这不是幸福的必要条件。相比较而言，亚里士多德把外在善作为构成幸福所必须的成分，强调外在善对幸福的贡献。

三

关于人生最高目的的看法，孔子认为是成就贤圣的道德人格，这一思想集中体现在《论语》中孔子对义与利的取舍以及对待贫而乐的态度，并以此来证明成就贤圣的道德人格是人生的最高目的，是至高无尚的。对于义与利的取舍，孔子认为要“义以为上”，这其中包含二层意思。其一：当利与义冲突的时候应毫不犹豫的选择义，这也是君子与小人区分的一个重要尺度。“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2]58（《里仁》）意思是君子无时无刻不注重仁义道德，而小人只盲目追求物质利益。从个人的角度来看，“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2]119（《述而》）富贵是客观的、外在于已的，义的品质、德性是主观的、内在于已，是自我修养的结果，而成就贤圣的道德人格才是孔子所追求的最高目标，一切外在物质与这个目标相比起来都轻如鸿毛。孔子又说：“君子义以为质”[2]288（《卫灵公》），义是君子的根本属性，君子以修德为已任，对于外在物的追求也是为了修德，修德才是唯一的最高目的。从社会的角度来看，个人只有遵从仁义道德才能实现社会的一团和气，只一味想着自己的私利只能徒增怨气。曾子很好的继承了孔子的这一思想，说：“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2]138（《泰伯》）面对富贵却能站在义这边已属不易，而在生死存亡的时候更能考验一个人的德性，只有以修德为目的而不以外在物为目的的君子才能做到。其二：孔子认为利在义的范围内是可以接受的。“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2]116-117（《述而》）这意味着，孔子承认人对富贵的自然向往，人不可能不需要物质，人不可能抛开感性经验而生活，因此他认为对于合乎义的富贵应该去追求。孔子虽然通过“见利思义”来调节义与利的关系，但是始终把利的价值从属于义。

在孔子看来，先义后利和见利思义源于君子对仁源源不断地追求，君子片刻不离仁。“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2]51（《里仁》）仁是使一个人真正成为人的品质。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2]283（《卫灵公》）人作为感性的存在者，求生避死是人之本能，然而在“志士仁人”看来还有比生更重要、更值得探求的东西，那就是通过自身修养而实现仁、成就仁。由对仁的追求达到贫而乐的境界，从某种意义上说，君子乐的不是物质的拥有，而是修仁之乐；忧的不是物质的缺乏，而是不能主动近于仁。可见，对于君子来说，人的意义正是仁的实现，正是对道德价值的终极追求。

与孔子不同，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生的最高目的是幸福。我们必须要明确的一点是亚里士多德所指的幸福与我们现在日常生活说的幸福有所不同，日常生活的幸福往往说的是一种个体的主观感受；而亚里士多德所指的幸福是客观意义上的。i这种客观意义上的幸福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是完满的，因为它既是独立的善，同时又是所有其它善物之为善的原因。因而是人生的最高目的。“我们作为最高意义上的终极目标来看的，是那个纯粹因其自身之故而值得追求的东西，与因他物之故而值得追求的东西相对；……，因此被视为绝对的终极目标，作为绝对完善的、永恒地因其自身之故而绝不因他物之故而被欲求的东西。而幸福比任何别的东西都更加具有这样一种性质。因为我们永远都是因其自身之故而决不会因别的缘故而欲求幸福。”[6]53相比之下，我们追求财富、荣誉、智慧和各种德性，纵然也是为其自身之故，因为就算不为别的更高的目的，其自身也是值得欲求的，但对于整个人生来说人们总是会设定一个“绝对的终极目标”--幸福，人们总是为了幸福而欲求它们，相反，人们不会为了其它东西而追求幸福。亚里士多德认为财富、荣誉、智慧和各种德性都是不完满的，它们只是有助于达到终极目的的手段。就算是德性也被亚里士多德证明是不完满的。“因为显然这种情况是有可能的：人在睡觉时也是拥有德性的，或者说，拥有德性的人甚至可能一辈子都不实行它。此外，拥有德性的人也会遭受苦难和最大的不幸。谁要是过上这种生活，就没有人把他称作幸福的，除非他只是为了挽救他自己的断言。”[6]46

与孔子共同的地方，是亚里士多德也没有把外在善作为整个生活的最终目的。相比较而言，孔子把道德价值看作至善，强调先义后利的根源是来自对成就君子、圣人的道德人格的终极追求。而亚里士多德认为德性并不是至善，幸福才是至善，幸福是包括财富、荣誉、智慧和各种德性等在内的一个集合体，缺一不可，也只有把这些统统包含在内才算是完满的，一个人才能称得上是幸福。这种幸福因自身之故而绝不因他物之故而追求，因此，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幸福才是人生的最终目的。

孔子与亚里士多德伦理思想的异同从总体上来说反映了他们对人生的不同追求。孔子注重的是寻求内在的超越，而亚里士多德注重的是对于人整体生活而言的幸福。这一不同从某种程度上又可以表明中西哲学在思维方式上的差异。中国哲人惯于直觉思维，西方哲人惯于科学思维。“直觉思维富于想象，科学思维精确严密。”[7]孔子寄希望于通过内省超越的方式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追求的纯粹是精神上的一致性，而亚里士多德站在科学的态度认为幸福是一个集合体，由多因素组成，包括德性、德性活动、外在善和一个完整的生命，虽德性不可或缺，但要达到幸福，光有内在的德性是不够的，幸福必须同时满足这些条件，一个人才算达到了人生的最高目的至善。

注释：

i 这种幸福由三部分构成：要有各种各样的德性、德性活动以及外在善：良好的出身、身体健康、要有很多朋友、要有一定的财富、要有好的名声，获得过荣誉

【参考文献】

[1]余纪元.德性之镜――孔子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M].林航，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2]孙钦善译注.论语注译[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

[3]（宋）朱熹撰，金良年译.四书章句集注（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4]黎靖德.朱子语类（第二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

[5]杨国荣.伦理与存在[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6]（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注释导读本）[M].邓安庆，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7]黄琳庆.中西哲学特点比较研究[J].广西社会科学，20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