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假多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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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长假，但不需要一窝蜂的长假。

年年黄金周，拼凑而来的七天长假看似诱人，实则未必。年年在长假到来以及过去之后都会引发重新拷问的冲动：我们究竟需要长假吗？

政府力促长假的美意之一是冀望由长假拉动消费，每年长假结束之后，也会不断有新闻报道称，各地的假日消费数额多少等等，以示决策之正确。但最近也有学者质疑长假可能并非对消费拉动有帮助，而会造成相当的经济损失。如以劳动生产率每天百元计，每年长假最保守的经济损失是两千亿元人民币，而加上基础设施和旅游景点的低质投资及超额损耗、消费品质的降低、环境污染等成本的话，则损失上限估计就达两万亿元；而考虑到消费的边际倾向与储蓄成反比，则其对消费总需求的拉动也很有疑问。这结论有些吓人，但也不无道理。

漫漫长假，外出或者不外出，消费都要比平时增加不少，统计数字是很漂亮。消费呈井喷态势，相应的服务和商品却难以匹配，最终的结果就是消费品质的降低，服务质量的下降，消费者的感受自然不爽。

每年国庆长假期间，国内著名景区都日接待游客数万人或者十几万人，远超其正常的接待容量。举目所见，除了人还是人。如厕难、吃饭难，累了连歇脚的地方都没有，还无法理论，因为完全是卖方市场，除了忍受，别无他法。

就个体消费而言，除了消费品质降低之外，还有因交通拥堵造成的机会成本的损失。因高速公路免收费调动的出游欲望增加，出游人数上升，不拥堵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不少路程会因此比平时增加一倍的时间。更加之，高速路服务区人满为患，如厕队伍数百人，遥遥无期。高速费是省下来了，但因此损失的时间成本可能得不偿失。

数亿人口的集中流动，对基础设施及自然环境的承载力都是巨大挑战。虽然人口流动本身增加了经济值，但因此导致的环保问题以及衍生的社会问题的经济账又如何估算呢？

尽管人们期望实施的《旅游法》对于旅游者合法权益的保护和旅游市场违法现象的打击是得力有效的，但是，就中国人全年假期集中在几天的现状，在长假期间，旅游公司是完全的卖方市场，即便有法可依，但市场的供求关系会自然调配供求方的实际市场地位和话语权，显然，旅游者尚在弱势位置。

中国的集中长假近年在拉动国内消费的同时，也在国外创造了消费奇迹。中国的出境游已经在许多国家的旅游市场贡献了增长值，无论是欧洲还是澳洲，对中国游客的购买力都有翻新的统计，往往能力压中东土豪。如果中国的长假持续，而国内旅游市场的糟糕状况无力改善——事实上可能也无法改善，因为基础设施和自然景区承载力的设计一般是基于接待量的平均数，而无法按照假期最大游览量来设计，否则就会造成极大的浪费——相信会有越来愈多的中国土豪倾向选择出境游，而把旺盛的消费力拱手送往境外。

长假的弊端历历可数，因此有学者建议应将集中休假制度改为弹性的带薪休假制度。此方好是好，但执行起来可能与中国国情不符，单方面取消长假，结果可能会像许多人担心的那样，相当于取消许多人的休假权利。由于我国的经济和就业体制问题，我国的劳动力基本缺乏“议假”能力。比如，政府规定的一周两天的休假制度，在很多企业尤其是私人企业里很难得到实施，固定休假之所以能得到实施，正因为全部行业统统休假，即便某家企业仍想开工，也会因为上下游衔接的企业休假而无法工作。一旦变固定的休假制度为弹性带薪休假制度，在多数一个萝卜一个坑的就业形势下，很多人的休假权利可能就无法得到保障。因此解决长假的可能出口是提高劳动者在就业市场上的议价（当然也包括“议假”能力，即可以选择休假或者通过高薪补偿而不“休假”），这有赖于自由的劳动力市场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