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都规划看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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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升级背景下，古代城市，尤其是都城如何规划，知识经济如何影响并决定商业在城市规划中的作用?北京论坛的专家们展示给我们千余年来长三角、京津等区域规划走向。
先秦、汉严格的商业区划
先秦以来，古代城市的基本结构，是严密封闭的街区模式。即便是更早的夏商周也不例外。居民区――坊，商业区――市，被严格分开，用围墙各自封闭，白天开放，黄昏关闭，形成城市传统的市坊制度。
经常迁都的商更是迁都一次，繁荣一地，很有让一部分先富起来的味道。河南安阳的殷墟，是商代后期都城。它夹洹水两岸分布，面积达24平方公里。南岸为宫殿区和宗庙区，周围分布有作坊区和居民区，洹水北岸为王族墓葬地。
周代过于讲究礼数，商业区作坊等就很难在城内找到合适的位置，从这一点看，商朝的商贸活动更活跃。到了春秋，齐国作为商业大国，在管仲大力提倡的青楼文化以及商业规划下，临淄城主流区域已经有了作坊、商业区。
汉高祖在秦的离宫――兴乐宫的基础上兴建“长乐宫”，拉开了长安城建设的序幕。后历经汉惠帝、汉武帝历代帝王的修建，最终形成了以长乐、未央、桂宫、北宫、明光宫五组宫殿为主，其间夹杂届民里坊、衙署、仓库等附属建筑的格局。
制造业在过去体现出比较高的生产率，生产者服务严重滞后于制造行。秦汉以来，莫不如是――人民大学教授孙久文
长安城内有十分繁华的市场，东市西市设置也初步划定了商品交易类别。出土的画像砖能反映汉代城市中市场的格局，有的地方还有二楼乃至三楼，这种市场格局一直延续到宋代早期。封闭市场内均设有官员负责管理市场的正常运转，乃至平抑物价。他们一般设置在市场门口或者市场繁荣区的楼上。汉代城市商业较先秦发达，市的数量和规模扩大。汉代都城长安有九市，其中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东。
隋唐借助水利的宏大商业
隋唐秉承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城市规划经验，借助雄厚的国力和蓬勃的文化，创造出了中国历史上最恢弘壮阔的城市。隋大兴城的规模为当时的世界城市之最，它规划严谨，分区明确，居民区采用封闭的里坊制度，并设封闭市场。唐代的长安、洛阳两城继承了隋大兴、洛阳的城市格局，比隋代更壮观。
除都城外，隋代开凿的大运河沿线还兴起了一批繁华的商业城市，扬州、杭州、汴州即是佼佼者。如果不是穷兵黩武，隋朝的文化以及商业框架足可笑傲后代。隋唐将方格网布局、封闭里坊类型的城市发展到了一个巅峰。
随着人口的增加和商品交换需求的扩大。限时交易的封闭型市坊制度已不能适应城市的发展，从唐中期开始，市坊制度已发生松弛、裂变。当时，商业不再限制在专门的商业区，许多坊中出现了市场、店铺、作坊。如长安，出现了“昼夜喧呼，灯火不绝”的“要闹坊曲”，对宵禁、坊墙发起挑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行”这种以行头为首的行业组织，逐步打破了“市区”的限制，发生了各种横向经济联系。尽管唐王朝一再命令“勒坊内开门，向街门户，悉令闭塞”，但中唐以后私自拆毁坊墙、临街开门的现象时有发生。这些都预示着市坊制度崩溃的时代即将来临。
宋后商业无宵禁
服务业在经济结构中比重不断加大，城市经济空间布局愈发受到服务业布局的主导，城市中心大团表现出持续强劲的中心集聚力量――李国平北京大学教授首都发展研究院院长
北宋统一中原后，商业进一步繁荣，带动了城市发展。盛行了千年的里坊制度和集中市场被街巷制和沿街设市取代，这个城市格局符合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需要，自北宋确立后―直延续至今。
汴粱(汴京)人口密集，高蜂时超过100万。城内没有封闭的里坊，大街小巷遍布店铺、豪华酒店和勾栏，商业活动极为发达。汴河、蔡河等水系蜿蜒穿城而过，各类商船皆可顺流人城。官府不再施行宵禁，人们可以通宵娱乐，这一切都使汴粱成为一个生机勃勃，充满世俗情趣的繁华大都市。通宵娱乐的商业概念，使得宋代商业推动文化，经济国力强盛空前。 而元代的水利、天文学家郭守敬(1231～1361)，为元大都(北京)成功规划了水系，并亲自设计建造了观象台。郭守敬为大都从西郊和北部山区引来新的水源，新水源注入通惠河后，南方的漕运物资可源源不断地运往大都。要想富，修水路。从某种意义上说，假如没有郭守敬的聪明才智，就不会有繁荣700多年、自元至今基本都是中国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城。 元世祖忽必烈修建大都，布局是“前朝后市”，即从永定门到三大殿是朝，钟鼓楼后是市场，更由于开凿一条360里的“通惠河”，接通南北大运河，使南方货船直接到大都靠岸，各种商品源源不断供应大都市场。由此可见，元朝的商业规划更实用主义。
通惠河建成后，积水潭就成为了港口码头。为使码头至鼓楼前有一通道，遂在积水潭至鼓楼之间修筑了烟袋斜街，从布局看，元大都的建设在世界建筑史上是独辟蹊径的创举，城里长方形，城内东西、南北各有九条干线，街道宽直整齐。惟德胜门至鼓楼这条干线是斜的。但若以实用眼光看，这条斜街却非常实惠，解决了交通急需，缩短了距离，因而斜街不但是北京城内惟一最早的斜街，也成为当时这一带运输贸易的生命线。可以说这条斜街的形式与元代修通惠河漕粮货物之运有最直接的关系，烟袋斜街的繁华发轫于鼓楼西大街。明清因地制宜的商业布局
形成多纬度的城市生活。城市也是人们生活的中心，对市民来说城市很重要，而且城市的发展也是基于人和消费者的活动和需求，人们的需求会带来潜在的商品发展――意大利罗马第二大学教授Riccardo Cappellin
明初换都北京，一方面回到朱棣老家，另外有着天子守国门的愿景。明成祖仿效历代皇朝做法，迁来南方大批商贾富户。由于积水潭一带风景幽静，所以达官贵人在沿岸纷纷修建别墅，因而在连接积水潭和地安门外商业区的斜街上，不仅维持了斜街市南端的繁荣，还应运而生出现一些为达官贵人、文人士子宴饮游乐服务的酒楼。
明代以后，城市中心南移，通惠河水道开始淤积堵塞，运粮船已不能驶入积水潭。明清两代虽因漕运的需要多次疏通，然终无复当年之貌。但是斜市街、鼓楼西大街包括烟袋斜街却基本保持着六百多年前的格局和模样。
满族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严格规定商业娱乐不得在内城，由于清朝不像历代那样，取得统治地位，便把前朝皇城焚毁；清朝完全在明朝内外城建都，所以格局基本未变。钟鼓楼商业区风光不再，但积水潭尤其什刹海形成园林景区。皇城圈的北海水域平民百姓甚至达官贵人均不得涉足，所以各阶层人士便把什刹海当成了休闲宴饮的好去处。一些王公也依此而建府邸，还有一些汉人权贵的私家园邸也纷纷挤进来，一时使什刹海竟王公贵族、达官显赫云集，这促成鼓楼一带商业区的畸形发展。
烟袋斜街平民化是在辛亥革命清廷退位后，什刹海附近的王公贵族、八旗子弟失去俸禄，肩不能扛手不能提，纷纷开变卖古玩字画，这使得烟袋斜街重新定位，又一次畸形发展，经营古玩的宝文斋、敏文斋、绣古斋、抱璞山房等纷纷落户斜街。那时老北京一提“小琉璃厂”便指此处，这时开始形成民俗商业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