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的《文心雕龙》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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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心雕龙》是一部伟大的文学理论巨著，全面地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民族传统，在中国美学和史学理论批评发展史上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本文从历史与文学、为情造文的内容与形式关系、全面总结前人创作经验等三个方面分析评价《文心雕龙》的写作成就。

关键词　历史；为情造文；全面总结；创作经验

中图分类号　I206.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9646f2009)01―0072―01

《文心雕龙》是一部伟大的文学理论巨著，它吸收了前代的文学理论批评发展的优秀成果，集其大成，取其精华，融会贯通，不落俗套，富有独创，自成体系。它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民族传统，对后来文学理论批评具有奠基作用，因此在中国美学和史学理论批评发展史上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文心雕龙》是刘勰的不朽巨著，研究作品离不开解读作者。刘勰(466―5207)字彦和，祖籍东莒(今山东莒县)，世居京口(今江苏镇江)。关于刘勰的身世，《梁书・刘勰传》有简略记载：

“祖灵真，宋司空秀之弟也，父尚，越骑校尉。勰早孤，笃志好学。家贫不婚娶，依沙门僧佑，与之居处，积十余年，遂博通经论，因区别部类，录而序之。夸定林寺经藏，勰所定也。天监初，起家奉朝请。中军临川王宏引兼记室，迁车骑仓曹参军。出为太末令，政有清绩。除仁威南康王记室，兼东宫通事舍人。……昭明太子好文学，深爱接之。……然勰为文长于佛理，京师寺塔及名僧碑志，必请勰制文。有赦与慧震沙门于定林寺撰经。证功毕，递乞求出家，先燔鬓发以自誓，赦许之。乃于寺变服，改名慧地。未期而卒。”

由此可知，刘勰少年早孤，虽家贫但笃志好学；依附当时著名的和尚僧佑十多年，博通佛教经典，参编整理佛经，积累丰富知识，曾是一代名人。因此，梁以后不仅作过记室、参军等小官，还兼东宫通事舍人，深得太子萧统的器重。晚年出家，带发修行，更名慧地，不久身亡。刘勰的一生是孤独的一生；从文学创作角度讲也是充实的一生。《文心雕龙》的问世，是他对中国文学最大的贡献，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一件大事，他对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理论的提升与发展功不可没。

《文心雕龙》这部书内容博杂、体大精深，在古代文学批评著作中是空前绝后的。它是刘勰三十几岁时的作品，创作于齐代，他在《序志》、《诸子》、《程器》等篇中，表述自己的人生观看，有着“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的儒家观点。他写作文章的政治社会作用，是为了纠正离开了经典本源的南朝“浮诡”、“讹滥”的文风。他觉得自己有责任来纠正这个根本性的错误，于是他对前人言论采取批判地吸收态度，这一点是十分可贵的。

《文心雕龙》共计五十篇，包括总论、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四个主要部分。在总论五篇中，他阐明了全书理论的基础。综观全书总体而言，刘勰的《文心雕龙》具做如下分析：

1　初步建立以历史眼光来分析、评价文学的观念

文学是上层建筑之一，文学的最大魅力之一也在于它是时代的艺术再现。一篇或一部卓越的文学作品，总是和作者所处的时代分不开，总是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作者所处的时代，并且进步的文学观点和优秀写作技巧也总是互相影响、一脉相承的。刘勰的《文心雕龙》恰恰抓住了文学的这一特征，他比较早地把这一特征搬上文学批评论坛，且论述恰当、透彻。他在《时序》里说：

“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古今情理，如可言乎!……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敌俊才云蒸。仲宣委质于汉南，孔肆归命于河北，伟长从宦于青土，公干徇质于海隅，德琏综其斐然之思，元瑜展其翩翩之乐，文蔚、休伯之俦，子叔、德祖之侣，傲雅觞豆之前，雍客衽席之上，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谈笑，对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鼓梗概而多气也。……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余气，流成文体。是以世极迪遣，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故知文变柒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原始以要终，虽百世可知也”。

这里，他论述了汉代文章沿革与时政关系，他首先注意从历代朝政世风的盛衰来系统地探索文学盛衰变化的历史根源。他论“建安文学”的“雅好慷慨”的风格出于“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现实环境，使建安文人作品“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慷慨悲凉、激昂苍劲的风格特点是建安文人对时代现实的反映。刘勰最后的结论是“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于时序，原始以要终，虽百代可知也”。刘勰超过前代批评家的主要成就是对历史事实有广泛观察和深入追溯，他对南朝文风的批判深刻有力。他强调要从文学以外的历史现实变化中来理解文学的变化，体现了朴素的唯物主义哲学观。

刘勰始终认为文学创作是随着时世的变化而变化的，又如他在《通变篇》所述：

“暨楚之骚文，矩式周人；汉之赋颂，影写楚世；魏之策制，顾慕汉风；晋之辞章，瞻望魏采。推而论之，则黄唐淳而质，虞夏质而辨，商周丽而雅，楚汉侈而艳，魏晋浅而缔，宋初讹而新。从质及讹，弥近弥淡。何则，竞夸疏古，风末力衰也。”

由此他进一步系统地论述了历代文风的先后继承变革的关系。刘勰论文学史有两方面明确而深刻的意见，即：文学在继承中发展；文学的发展和时代的政治、风气等因素分不开。他《通变篇》里道：

“夫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何以明其然耶?凡诗赋书记，名理相因，此有常之体也；文辞气力，通变则久，此无方之数也。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便无方，数必酌于新声；故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

时代造就英雄，历史丰富文学。正是时代沿革使文学百花园奇葩异彩，姹紫嫣红。

2　提倡“为情造文”，恰当阐述文学内容与形式的关系

文学鉴赏属于艺术欣赏范畴，艺术欣赏过程是始终伴随着情感沟通的精神活动。一般情况下，文学作品以文字或声音的形式进入读者的视觉或听觉，由此引起了读者的感知和联想，产生共鸣，从而更深刻地体会作品的意境，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初步的分析和评价。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质先于文、质文并重的文学主张，即强调文学形式为文学内容服务，内容和形式在文学中并重的观点。他在《风骨篇》里说

“是以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沉吟铺辞，莫先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合风，犹形之包气。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俊爽，则文风清焉。……”

强调文章要有风骨，即高尚的思想和真挚的感情与坚实的事理内容及清晰的条理结构相结合。在当时天下文章皆绮靡的恶劣文风条件下，他能把文章的“感情”列为一个重点，已经相当了不起了。他反复说明思想、情感、内容及形式的关系，提出了内容与形式并重的观点，是很恰当的。他强调“练

于骨者，析辞必精”，虽然他在强调内容的同时，毫不忽视形式的完美，但还是把文章的内容放在第一位，这对以后文学的健康发展有非常重要的积极的影响。持续到现在，在文学的内容与形式关系上还是保持刘勰当初的提法，没有大的改变，可见其先见之明。

刘勰的《文心雕龙》文学批评理论，继承融会了从孔子、荀子、杨雄、王充、桓谭直至陆机等一千多年来积累的丰富思想材料，从文学发展中的种种实际问题出发，对文学的规律、特点作了创造性的、系统化的探讨。这一点他比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钟嵘(《诗品》)都要高出一筹。

中国古典文学批评只有置于儒、道、释互补，文、史、哲互渗，诗、史、艺兼容的中国古代文化系统中才能被还原与激活，才会绽放出原生态的美丽艺术之花。研究中国古代文学首先要和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结合，其次要和艺术思想结合，而它们用文学所表现的哲学与艺术最感人的力量是“情”在其中。所以《文心雕龙》的批评论没有离开“情”，其提倡“为情造文”是具有很大进步意义的。

刘勰认为创作应该“为情造文”，反对“为文造情”，在《情采篇》中，他指出

“夫铅黛所以饰容，而睁倩生于淑姿；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情性。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

刘勰十分经典的论述是对主体情感与客体实物间的关系说明，即：“是以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物色》)说明人的主观情感是“随物而宛转”的，可谓“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谈欢则字与笑并，论蹙则声共泣偕”。论述恰切，文美字丽，无与伦比。多为以后的众多文学批评家所引用。

3　提出“体有六义”，全面概括总结前人创作经验

刘勰青年时期博览群书，满腹经纶，所以对前人的创作经验总结得比较准确，概括得也比较全面。他发展了陆机和曹丕的文学创作理论观点，从文章的构思、体裁、形式和内容以及作家风格等各个环节、各个方面总结了创作经验。他提出“体有六义”；提出形成风格的因素包括“才、气、学、习”四个基本方面存在差别；在关于天才与灵感问题他大胆提出“才为盟主，学为辅佐”的虽带有主观性但也不失前瞻性的观点，他在《文心雕龙・事类》说：

“夫姜桂同地，辛在本性，文章由学，能在天资。才自内发，学以外成，有学饱而才馁，有才富而学贫。学贫者，追遣于事义；才馁者，劬劳于辞情；此内外之殊也。……”

他还把纷繁复杂的文学风格归纳为八种基本类型；在剪裁方面，提出了著名的“三准论”；在总结前人文学批评经验基础上，提出了“六观”问题，初步建立了文学批评的方法论。他在《神思篇》中说：

“神居胸臆，志气统其关键；物沿耳目，辞令管其枢机……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绎辞……驭文之手术，谋篇之犬端。”

这里，他不仅准确概括了作家构思过程中主观的“神”和客观的“物”之间的关系，而且指出要善于积累学识才能修养和生活阅历才能自如地驾驭语言。他在《熔裁篇》指出：

“履端于始，则设情以位体；举正于中，则酌事以取类；归余于终，则撮辞以举要。”

进一步明确具体指出写作过程，刘勰还对文章体制的有机完整性做了深刻的探讨，在《附会篇》中，他以生动的比喻加以说明：

“夫才童学文，宜正体制，必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鲠，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

他在这里，针对南朝追求形式、不注重内容的“浮滥”文风提出批判，具有进步意义。

《文心雕龙》不仅对齐梁以前文学创作的经验和文学理论批评发展中的成果，作了全面系统的总结，而且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文学理论体系。我们纵观文学理论批评发展的历史，可以发现，后来许多文学理论发展中的重要问题，都可以在《文心雕龙》中找到它们的雏形，而在一定问题上可以说始终没有能达到《文心雕龙》有关论述的深度。可以说，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没有哪一部作品可以敢和《文心雕龙》相提并论。

《文心雕龙》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上最有代表性的权威著作，它的丰富理论内容有许多至今还闪耀着灿烂的光辉。它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赢得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