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人为什么是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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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在城市出卖劳动力的农民，一天可以挣30元钱，除过吃饭和住宿，大约还能剩下一半。这个农民如果在城市干一年，按300个工作日计算，在老板不拖欠工资的前提下，他实际可以攒下4500元。过年的时候拿上4500元回家，对于很多农村家庭来说，也算是一笔钱了。但是这笔钱相对于城市的消费水平（住房、医疗、学费以及日常开支等）来说，只能算是非常可怜的一点小钱。如果这个农民年复一年地这样干下去，那么他将永无出头之日，也就是说，他永远只能生活在农村，当一名穷人。所谓劳动致富，对于他们（很不幸的是，他们的数量极其庞大）来说，更象是一种嘲讽。

一个人穷，当然有其自身的原因，比如文化素质低、身体状况不好、智力开发不够等等，但是有没有客观原因呢？我们在体制上是不是没有给穷人更多的致富的机会呢？

先看看土地。农民自然是以在土地上劳作为主的，农民最大的财富就是土地。这跟商人拥有店铺、企业家拥有工厂、知识分子拥有学问是一个道理。我们现在的农民与古今中外绝大多数农民不同的是，他们是农民的身份，却不拥有农民最该拥有的东西――土地。一个不拥有自己土地的农民是什么呢？说好听点，是农工吧，但是又没有人给他发工资，也不享受医疗补贴住房补贴。农民的这种现状，可以用民间的一句俗话作总结，那就是“一个萝卜两头切”。身为农民，只有耕种土地的权力却不能享受土地资产给他带来的财富和安全感，这种体制性原因，造成了大多数农民的贫穷甚至赤贫。

再看看劳动力价格，说白了，也就是工资水平。一个进城的农民，给老板打工，拿多少钱谁说了算呢？大家会说了，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当然是老板说了算！事实确实如此。但是各位有没有想到，给工人发多少钱完全由老板说了算，这既非“国际惯例”，更是一种强权对于弱势群体的剥夺。按照国际惯例，每一个行业都有自己的薪酬标准，这些标准受到国家相关法律的保护，老板随意压低工资的现象根本不可能出现，换句话说，老板为了企业的形象和前途，只能给员工发放更多的工资和福利，而不是相反。另一个国际惯例是，所有的打工者（偷渡的除外）都会受到行业工会的保护。如果某个行业工会认为某企业老板给工人的报酬太低，他就会通过工会领导跟老板谈判，让老板接受工会的要求。如果谈不拢，或者老板不太听话，行业工会则可以使用罢工向老板施加更大的压力，直至双方达成妥协。在我们的企业里，哪个员工敢向老板施加压力？敢迫使老板做他不愿意的事情？借你个胆你敢不敢？

因此，我们的工人显然是得不到什么保护的。面对老板，他们每个人都是孤立无援的个体，他们没有任何手段为自己争取更高的工资更多的福利，当他们之中的某个人触犯了老板的时候，唯一的出路就是卷铺盖走人（也有少数老板不让你走，他会指使手下把你关起来，然后揍个半死）。把这些事情总结一下，升华一下，我们可以看到，正是体制上的缺陷使得弱势群体没有办法依靠自己的力量改变现状，他们只能沉默地活着。长此以往他们会告诉自己，咱们认命吧，活着就好。

再看社会保障。在我们国家有一个怪现象，那就是最穷的人往往是最缺乏社会保障的人。一个公务员，国家按月给他发放医疗费，用不用都给你发着；一些离退休的干部，可以享受百分之百的医疗补贴。但是农民什么也享受不到。我当年下乡的地方在秦岭半山区，至今一个家庭的年收入只有两三千元。我跟村民聊天，他们说这些收入维持温饱还可以，但是最怕害病，害一场病就会欠一屁股债，多少年都还不清。在当今社会，一场病毁掉一个家庭的现象怕是多如牛毛吧！对此人们早已麻木了。穷人并非特殊材料制成的人，生老病死，穷富一般，在一个缺乏社会福利保障的环境中，富人可以应对的变故，穷人只能束手待毙，他们又怎么会不穷？

袁林，1950年生于西安市，上世纪60年代上山下乡，70年代当工人，1984年考入西安晚报社，先后担任记者、编辑，现任西安日报、西安晚报专刊部主任。1979年开始发表作品，有散文集《随风而逝》。其作品大多署名“丰光”，曾经三获西安文学奖，获得过全国报纸散文随笔三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