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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在城市出卖劳动力的农民,一天可以挣30元钱,除过吃饭和住宿,大约还能剩下一半。这个农民如果在城市干一年,按300个工作日计算,在老板不拖欠工资的前提下,他实际可以攒下4500元。过年的时候拿上4500元回家,对于很多农村家庭来说,也算是一笔钱了。但是这笔钱相对于城市的消费水平(住房、医疗、学费以及日常开支等)来说,只能算是非常可怜的一点小钱。如果这个农民年复一年地这样干下去,那么他将永无出头之日,也就是说,他永远只能生活在农村,当一名穷人。所谓劳动致富,对于他们(很不幸的是,他们的数量极其庞大)来说,更象是一种嘲讽。
一个人穷,当然有其自身的原因,比如文化素质低、身体状况不好、智力开发不够等等,但是有没有客观原因呢?我们在体制上是不是没有给穷人更多的致富的机会呢?
先看看土地。农民自然是以在土地上劳作为主的,农民最大的财富就是土地。这跟商人拥有店铺、企业家拥有工厂、知识分子拥有学问是一个道理。我们现在的农民与古今中外绝大多数农民不同的是,他们是农民的身份,却不拥有农民最该拥有的东西――土地。一个不拥有自己土地的农民是什么呢?说好听点,是农工吧,但是又没有人给他发工资,也不享受医疗补贴住房补贴。农民的这种现状,可以用民间的一句俗话作总结,那就是“一个萝卜两头切”。身为农民,只有耕种土地的权力却不能享受土地资产给他带来的财富和安全感,这种体制性原因,造成了大多数农民的贫穷甚至赤贫。
再看看劳动力价格,说白了,也就是工资水平。一个进城的农民,给老板打工,拿多少钱谁说了算呢?大家会说了,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当然是老板说了算!事实确实如此。但是各位有没有想到,给工人发多少钱完全由老板说了算,这既非“国际惯例”,更是一种强权对于弱势群体的剥夺。按照国际惯例,每一个行业都有自己的薪酬标准,这些标准受到国家相关法律的保护,老板随意压低工资的现象根本不可能出现,换句话说,老板为了企业的形象和前途,只能给员工发放更多的工资和福利,而不是相反。另一个国际惯例是,所有的打工者(偷渡的除外)都会受到行业工会的保护。如果某个行业工会认为某企业老板给工人的报酬太低,他就会通过工会领导跟老板谈判,让老板接受工会的要求。如果谈不拢,或者老板不太听话,行业工会则可以使用罢工向老板施加更大的压力,直至双方达成妥协。在我们的企业里,哪个员工敢向老板施加压力?敢迫使老板做他不愿意的事情?借你个胆你敢不敢?
因此,我们的工人显然是得不到什么保护的。面对老板,他们每个人都是孤立无援的个体,他们没有任何手段为自己争取更高的工资更多的福利,当他们之中的某个人触犯了老板的时候,唯一的出路就是卷铺盖走人(也有少数老板不让你走,他会指使手下把你关起来,然后揍个半死)。把这些事情总结一下,升华一下,我们可以看到,正是体制上的缺陷使得弱势群体没有办法依靠自己的力量改变现状,他们只能沉默地活着。长此以往他们会告诉自己,咱们认命吧,活着就好。
再看社会保障。在我们国家有一个怪现象,那就是最穷的人往往是最缺乏社会保障的人。一个公务员,国家按月给他发放医疗费,用不用都给你发着;一些离退休的干部,可以享受百分之百的医疗补贴。但是农民什么也享受不到。我当年下乡的地方在秦岭半山区,至今一个家庭的年收入只有两三千元。我跟村民聊天,他们说这些收入维持温饱还可以,但是最怕害病,害一场病就会欠一屁股债,多少年都还不清。在当今社会,一场病毁掉一个家庭的现象怕是多如牛毛吧!对此人们早已麻木了。穷人并非特殊材料制成的人,生老病死,穷富一般,在一个缺乏社会福利保障的环境中,富人可以应对的变故,穷人只能束手待毙,他们又怎么会不穷?
袁林,1950年生于西安市,上世纪60年代上山下乡,70年代当工人,1984年考入西安晚报社,先后担任记者、编辑,现任西安日报、西安晚报专刊部主任。1979年开始发表作品,有散文集《随风而逝》。其作品大多署名“丰光”,曾经三获西安文学奖,获得过全国报纸散文随笔三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