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式的狂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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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要是说,张艺谋玩不转喜剧,那就请他去看一下《有话好好说》,姜文和李保田赤膊上阵式的表演,外加斗室之间极尽颠狂之能事的腾转挪移,完全可以把另一位谋女郎放之度外。从一个法盲和一个知法犯法者的性格裂变中,我们很容易嗅闻到奔涌而至的时代讯息,以及更古老更恒久事关权力的诸多话题。再看《秋菊打官司》、《一个都不能少》、《活着》乃至《幸福时光》都有着令人猝不及防的莞尔一笑。至于说到张艺谋的新作《三枪拍案惊奇》,其中所有的笑料,却不见了盐融于水、花藏于蜜的喜剧元素,大多时候,是独立成章的桥段化的,是从胳肢窝里死劲挠出来的。观影现场自然会有哄堂喷饭的效果,但这种肉身撞墙式的幽默与我们在大街上看到一半大老头子裸奔而至,实际并无差异。更何况在《三枪拍案惊奇》的后半部分,随着“二人转”兼《武林外传》的双料台词的逐步减少,也就空留下沉默而严肃的孙红雷在替他人掘墓也在为自己刨坟。这一段的惊悚效果与前面的东北式的插科打诨并没有产生共振式的互文关系。在情境上,完全是两张皮,各说各话。

倘若电影仅以票房论的话,《三枪拍案惊奇》的优劣仅用数字就能说明。问题是真正的电影不仅活在观影历程中,它还需观者提供一份更绵延的影像记忆,那才是一部电影应该拥有的生命。我不知道,若干年后,人们对《三枪拍案惊奇》会抱以怎样的感慨。从目前的观影效果来看,《三枪拍案惊奇》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于张艺谋自《有话好好说》之后强大的幕后推手张伟平,那循序渐进又章法得当的营销能力。张伟平和张艺谋先率领影片主创,莅临央视的准品牌栏目《星光大道》,其目的是推出《三枪》的主题曲――《我不是一个传说》。紧接着,张艺谋官网启动暨《三枪》网游,实际也就是为《三枪》开发“麻子面馆”的网络游戏。张艺谋和他的团队可谓深谙此道,往前回溯,在内定新谋女郎董洁的前提下,《幸福时光》的大选秀依然如火如荼。更不用说《英雄》的包机宣传,以及《千里走单骑》的丽江之行。张艺谋和他的电影,应合了“功夫在诗外”这句老话。也正于此,影片的质量常常会退居其次,而影片的话题性所引发的,对受众知情权的蛊惑才是重中之重。张艺谋的幽默细胞和市场意识,实际比另一位商业片大拿冯小刚更为发达和精准。

可以预料,只要张艺谋加小沈阳,《三枪拍案惊奇》在群雄逐鹿的贺岁档一路大快朵颐自不在话下。就说《三枪拍案惊奇》并没有借科恩兄弟的《血迷宫》之尸还张艺谋之魂,而是别的什么小媳妇愈受罪愈堕落的人间传奇在大银幕上展现,依然会赢来坑满谷满的繁盛景观。归根结底,中国人现在去影院,不仅仅是去看电影,而是要获得看电影之外的另一种话语权。《三枪拍案惊奇》对《血迷宫》是一次买椟还珠式的改编,那么观众与《三枪拍案惊奇》的会晤也同样具备买椟还珠的意义。观众们要看的不是电影,而是各自的寂寞。且这种寂寞不是互通有无的置换,而是,像走进一家酒馆,能醉几分是几分。因为酒馆的老板们是滴酒不沾的,他们没有什么寂寞可言。

早在张艺谋拍摄《红高粱》之时,他就说过: 电影就是电影,还是让人看,不一定托起意识形态那么多东西,能悟到多少算多少,不要拍得特别累。也就是说,张艺谋不把个人表达放在第一位。在《红高粱》捧得金熊奖之时,就有人断言:《红高粱》既象征着“第五代”在国际视野中的登顶成功,同时也宣告了“第五代”的终结。“第五代”从一种文化的叛逆沦落为主流意识形态,大众口味的时尚。当时还有人觉得此话过于极端,但这段20年前对第五代的定语,已经演变成一个无比坚硬的现实。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张艺谋是第五代导演的集大成者。在中国西部片快要没落时,他是《红高梁》;在深宅大院流行之时,他就《大红灯笼高高挂》;在纪实电影萌动时,他让《秋菊打官司》。在外滩码头风生水起时,他要《摇啊摇,摇到外婆桥》。 流变中的张艺谋紧紧跟随着泛文化、泛时尚的节拍。不变的,是张艺谋的步伐,而不是他的目光。虽偶尔也有款曲叮咚作响,好比《秋菊打官司》、《活着》和《有话好好说》。但更多的时候,还是他将自我深深地藏在了银幕的后面。

这次轮到了《三枪拍案惊奇》,其目的是真要与网民狂欢一把吗?还是要与我们这个消费至上的共舞一曲。我只但愿《三枪拍案惊奇》像《红高粱》一样,也能成为某个时代的终结,那倒真是好事一桩。

电影就是电影,还是让人看,不一定托起意识形态那么多东西,能悟到多少算多少,不要拍得特别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