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外观新颖程度对审美偏好的影响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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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回顾了产品新颖程度与审美偏好的相关理论，进而设计操作了一系列实验来检验和发展理论，意在探明“产品外观新颖程度”与“审美偏好”之间的联系，帮助设计师在设计工作中将新颖性元素应用到最理想的水平。
关 键 词：产品 新颖程度 新颖性 审美偏好
一、引言
在商业化浪潮中，良好的产品外观是商品成功的关键因素。设计师正是通过设计产品的造型、材质和颜色等外观细节，力图向消费者传递信息并获得他们的审美回应。设计实践证明，为了赢得消费者的审美认同，设计师的产品造型工作应以典型性与新颖性的最佳结合点为目标，正如美国著名工业设计师雷蒙德-罗维（Raymond Loewy）的MAYA（“Most Advanced， Yet Acceptable”）理论所言，想要设计一个成功的产品，一定要尽可能创新，但又不能新颖到让人无法接受[1]。
本文中，笔者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回顾了产品新颖程度与审美偏好之间的关系，进而探讨了新颖性在产品设计中的内涵。笔者用家居台灯的图片作为产品外观“视觉刺激物”，设计操作了一系列实验来检验和发展上述理论，意在探明“产品外观新颖程度”与“审美偏好”之间的联系，帮助设计师在设计工作中将新颖性元素应用到最理想的水平。
二、新颖性、典型性与审美偏好
新颖性与典型性是相对应的关系，两者分别是产品外观创新度的两极。产品外观创新度越高，外观特性越趋向于新颖性；反之，外观特性越趋向于典型性。伯莱因（Berlyne）将新颖性分成两类：绝对新颖性，指从未经人体验过的对象；以及相对新颖性，指由从前体验过的元素所构成新的组合[2]。典型性常被定义成一个对象所代表的类型程度，针对产品而言，巴萨卢（Barsalou）认为决定典型性的因素有如下三项：与某产品理想模式的相似性；与该产品集中趋势的相似性；以及该产品作为类别成员时的常见性[3]。
产品趋于新颖性还是趋于典型性更符合大众的审美偏好，理论界有不同的观点：惠特菲尔德（Whitfield）运用不同风格的椅子作为刺激物，发现了典型性和审美偏好之间存在正线性关系[4]；哈克特（Hekkert）和莱德（Leder）在使用建筑、油画以及音乐表演作为刺激物的研究中，同样也发现了典型性与审美偏好之间存在正线性关系[5]；而雷德福（Radford）和布洛赫（Bloch）近期研究中发现，在音像制品中新颖性高的产品比新颖性低的产品更能引发消费者的情感反应[6]；莱德（Leder）和卡苯（Carbon）使用汽车内饰图片进行审美研究时发现，经过不断重复观赏不同设计类型的汽车内饰图片，受试者的偏好从经典款转向更创新的款式[7]。哈克特（Hekkert）将典型性和新颖性分别进行测量，而不是将它们视为一个连续体的两端，研究了两者对审美偏好的共同作用。他们的研究结果显示典型性和新颖性相互抑制对方，有极大的负相关性[8]。
基于上述文献研究，笔者认为不同研究人员产生发散性研究结果的原因如下：1. 研究中选择的刺激物未能覆盖新颖性和典型性潜在的整个变化范围；2. 刺激物的原型数量相对广泛。当判断刺激物典型性或新颖性程度时，参与者可能用自己最熟悉的“原型”来与之比较。例如，在评估椅子新颖性时，参与者脑海里选择的原型可能是凳子、扶手椅、沙发、长凳、办公椅或一些其他可能的东西。因为不同的参与者可能用不同的原型来比较同一把椅子，以致研究结果中的新颖特性如此多变并且出现如此多不同观点。
为了寻求“新颖程度和审美偏好之间关系”的正确认识，笔者运用了一套方法来选择合适的刺激物。具体而言，即先进行试研究，从选定的产品类型中确定一个普通原型，然后根据该普通原型寻找大量不同的视觉刺激物。笔者意图通过这种方式选择一套丰富全面但可以针对同一原型进行比较的刺激物。
三、研究方法及过程
1. 确定研究的产品对象和产品原型
本研究中，笔者从产品类别中选择家居台灯做为研究对象。设计师长期应用各种材料和技术来设计创新家居台灯，为本研究所需要的潜在刺激物提供了广泛多样的可选范围。
如前面所述，前人对产品新颖程度和审美偏好关系的研究中得出不一致的研究结果是因为刺激物的选择。因此，笔者有必要进行试研究，以得出“典型家居台灯”的形态。笔者对32名工业设计专业的大二学生提出问题，“一听到家居台灯，你头脑中呈现怎样的台灯形态？”，并要求他们手绘表现。结果如图1所示。经研究，32支家居台灯的草图中大部分（30支）形状类似：灯罩、支撑、灯座俱全且为回旋形态；其它2支形状各异。根据这个试研究结果，笔者将最常见的家居台灯形态（图1，右侧）作为“典型家居台灯”，以它为参照采集本研究的刺激物。
2. 刺激物的筛选
本研究采用上述“典型家居台灯”做参照，从因特网和书籍中收集了近420张家居台灯的照片，排除了任何可能被视作落地灯、壁灯、工业用灯或其他任何不是“典型家居台灯”的原型。再由两名资深设计师研究剩下的家居台灯照片，从中排除了形状类似的灯后，剩下205张照片。接下来，笔者运用卡片分类和分级聚类法，最终得到了88支具有代表性的家居台灯。这88支灯与普通“典型家居台灯”有相似之处，但涵盖了从高典型性到高新颖性的整个范围。笔者采用这些家居台灯的高分辨率照片作为本实验刺激物。
3.参与者
本研究从中山职业技术学院招集60名18到22岁的学生参与，包括39名男生和21名女生。
4. 测量
笔者用语义差异法[9]来评估产品新颖程度和审美偏好，并选择了下列两对形容词作为审美偏好和新颖程度的评分量度：美学偏好：丑陋的——美观的新颖程度： 典型的——新颖的5.研究步骤
一开始，笔者将88张家居台灯的照片平放在桌子上，要求参与者先观看这些照片以熟悉刺激物范围。然后，参与者将对这些台灯进行五次评估。在每次评估过程中，参与者根据所提供的前述两对两极形容词将这88张台灯照片按1——9评分量度分成9组。为减少参与者的认知困难，笔者要求他们先将家居台灯按低、中、高标准分成三组，然后再将每一组细分成三个小组，从而达到9个不同级别的组别。允许任何组别出现家居台灯照片数量不均或没有照片的情况。然后要求参与者检查自己的图片分组，如有必要，可对分组进行调整。每个参与者可按自己的速度完成图片分组任务。如此，在整个五次图片分组过程中，参与者全程参与了关于美学偏好和新颖程度的两对形容词的研究。总之，可以认为这88支家居台灯涵盖了产品造型从丑陋到美观、从典型到新颖的变化范围。
四、研究结果
1、新颖程度对审美偏好的影响
从上述88张图片的研究中，笔者得到了两对形容词各自的评估数据，经过拟合手段和使用SPSS曲线评估工具进一步分析，如图2所示，研究结果显示新颖程度和审美偏好构成明显的二次函数曲线关系（R2 = 0.183， F = 9.54， p < 0.05）。因此，本研究显示中等新颖程度达到最大审美偏好。
2、家居台灯的设计特征
除图2所示新颖程度和审美偏好呈倒U型曲线关系外，消费者怎样感知到从典型到新颖这个范围内家居台灯的各种设计特征，以及怎样引发从美丽到丑陋范围内的相关反应？笔者以解决上述问题为目标，接下来将阐述对12支具有代表性的家居台灯设计特征的初步观察结果。
根据图2，笔者通过聚类算法将刺激物在4×4的网状结构图中分类，采用4级新颖程度和4级审美偏好。然后，笔者从4×4的网状结构图中选择了位于曲线边缘的8支（A、B、C、F、J、L、K、G）和位于中间区的4把（E、D、I、H），共12支具有代表性的家居台灯，如图3所示。图4为这12支台灯在4×4格中的放大图形，它们的排列位置基本上与其各自在图3中位置相应。如图2表现的倒U型曲线关系所示，在4×4的网状结构中有4个单元格里没有出现具有代表性的家居台灯。
最标准的家居台灯（A、B、C）位于图4中最左边单元格中。这些家居台灯都具备图1中“典型家居台灯”相同的结构：灯罩、支撑、灯座俱全且为回旋形态。在此原型基础上，设计师作用于这三支台灯在材质、颜色和造型细节中的变化使受调者对其从“美观的”到“丑陋的”这个范围之间的认知产生了影响。被认为是极端新颖的家居台灯（G、H、K）位于右边的三个单元格里。这三支台灯整体形态和结构与“典型家居台灯”存在显著差别。极端新颖但丑陋的家居台灯表现为具体的模拟形态，如“兔子”台灯（H）、 “靴子”台灯（K）和采用类似毛发造型特征的台灯（G）。而新颖但美观的家居台灯造型相对抽象、整体且富有细节。例如，统一为不锈钢材质制成，支撑富有构成变化的台灯（L）；底座由卵石堆叠，表面颜色为黑白素色相间的台灯（I）；统一由华丽材质制成（如光泽绸面的灯罩、有色琉璃支撑和金黄色泽灯座），富有细节装饰的台灯（J）。同一排的家居台灯（如C、E、I和L）审美级别类似，但随着台灯形态与“标准家居台灯”更有区别，参与者对新颖性的感知也随之增加。
因为受限于这套特定的家居台灯，笔者认为上述只是初步研究结果。要评估具体设计特征对产品新颖程度的影响，还需要进一步计划实验并采用产品类型中的全套产品。
五、结论
笔者回顾了前人对新颖程度与审美偏好两者关系的大量研究，并在此基础上运用实验手段发现新颖程度和审美偏好之间明显的二次函数曲线关系（R2 = 0.183， F = 9.54， p < 0.05），证明两者之间的关系类似于倒U曲线，带给设计工作者的启示是：将产品外观设计的过份新颖（颠覆性创新），会受阻于消费者对产品的原有常识，不容易带来良好的审美回应；将产品设计的过份保守（即典型性过高），消费者司空见惯，也不容易引起良好的审美回应。笔者建议在技术条件尚未发生革命性变化的前提下，适度应用新颖性设计元素，对原有产品造型有继承性的创新，或许能收获更多的审美认同。
中图分类号：J01 文献标识码：A
注释
[1] Loewy， R. （1951）. Never leave well enough alone. New York， NY： Simon and Schuster.
[2] Berlyne， D. E. （1970）. Novelty， complexity and hedonic value.Perception and Psychophysics， 8， 279-286.[3] Barsalou， L. W. （1985）. Ideals， central tendency， and frequency of instantiation as determinants of graded structure.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Learning， Memory， and Cognition， 11（4），629-654.[4] Whitfield， T. W. A. （1983）. Predicting preference for familiar，everyday objects： An experimental confrontation between two theories of aesthetic behavior.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3（3）， 221-237.[5] Hekkert， P.， & Leder， H. （2008）. Product aesthetics. In H. N.J. Schifferstein & P. Hekkert （Eds.）， Product experience （pp.259-285）. San Diego， CA： Elsevier.
[6] Radford， S. K.， & Bloch， P. H. （2011）. Linking innovation to design：Consumer responses to visual product newness. Journal of Product Innovation Management， 28（1）， 208-220.
[7] Leder， H.， & Carbon， C. C. （2005）. Dimensions in appreciation of car interior design. Applied Cognitive Psychology， 19（5）， 603-618.
[8] Hekkert， P.， Snelders， D.， & van Wieringen， P. C. W. （2003）. Most advanced， yet acceptable： Typicality and novelty as joint predictors of aesthetic preference in industrial deign.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ology， 94（1）， 111-124.[9] Osgood， C. E.， Suci， G. J.， & Tannenbaum， P. H. （1957）. The measurement of meaning. Urbana， 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