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粮企”的全球定价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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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粮企通过控制全球农业生产和农产品销售的各个环节，操控全球农产品贸易、定价、检测标准，以攫取暴利。本文以跨国粮企的全球产业链战略控制为主线，详细说明跨国粮企的纵向一体化战略。当前，拥有百年历史的四大跨国粮企ADM、邦吉(Bunge)、嘉吉(cargilI)、路易・达孚(Louis Dreyfus)(简称：“ABCD”)，控制了世界粮食贸易的80％。这些粮食卡特尔凭借其资本与技术经验的优势，对上游原料及其期货、中游生产加工、下游市场渠道与供应进行控制，参与和影响国际大宗农产品定价。他们通过控制全球农业生产和农产品销售的各个环节，操控全球农产品贸易、定价、检测标准，游说目标市场国的农业主管部门放弃传统的、适应当地自然条件的农产品种子，引进由其提供的转基因作物种子以及新的培植技术，建立新的农产品加工销售网络，从而控制这些国家的基本农作物从育种到种植再到销售的全过程，以攫取暴利。以我国大豆产业为例，截至2007年底，除九三、华粮、华农之外，其他国内大型大豆加工企业都被外资掌控。据2008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在全国97家大型油脂企业中，外资收购、参股控制了64家，占总数的66％。外资对我国大豆压榨环节的垄断，造成了国内企业压榨能力和实际压榨量不断萎缩。2000年，国内企业实际大豆压榨量占全国的91％，到2007年降至52％，而同期外资企业压榨量从9.0％快速提高到48.0％。

那么，究竟跨国粮企是如何控制整个产业链的呢?下面就以跨国粮企的全球产业链战略控制为主线，详细说明跨国粮企的纵向一体化战略。

跨国粮企内部控制战略：对国内产业链的控制

2007年。我国学者周立对美国农场进行为期一个月的考查。并在调研之后撰写了《美国的粮食政治与粮食武器》一文。根据周立的调查，与1970年相比，美国消费者于2000年在食物上的花费超过了1970年的30％，但是，消费者花费虽多，农民的收益并没有提高。在2000年，美国农民的收益不足1970年的80％。

周立对此作了分析，他认为，从1910年至今，美国的农业投入份额大体在10％―20％之间波动，这部分投入为种子、农药、化肥、机械等生产性投入，代表消费者为食物的初始生产成本所付出的价值。但加工食品的市场份额，却由1910年的45％左右，一路上升，在1997年达到75％左右。而一直作为初始粮食生产者代表的农民，1910年还能获得近40％的食物价值，到1997年，下降到8％。而根据美国农业部、部分研究机构提供的资料，2006年下降到5％左右，而此时加工食品的市场份额部分已经高达81％。被产前成本和产后价格两把钳子夹在中间的农民，在食物价值的分配结构中，所占份额只能不断地降低。在作物的生产阶段，种子和除草剂只能购买拥有专利技术的生物公司的种子，比如孟山都。化肥只能用嘉吉等跨国粮企的，最后收获的作物也是由嘉吉等大型跨国公司进行收购。在食物的销售环节，消费者一般也是去沃尔玛进行购买。除了种植环节由自己把握之外，产前成本和产后销售都已经由垄断性的公司所掌控。这些环节被跨国粮企完全控制。

周立在其《美国的粮食政治与粮食武器》一文中表示，美国目前农场数量不足1935年的31％，也不足1950年的37％。从1935年以来，470多万家农场因为破产被兼并。

事实上，小农场才具有相对更低的生产成本。大农场之所以挤出小农场，是因为其能够承受更低的边际利润。也就是说，大农场主虽然不能以更低的成本进行生产，但是可以以更低的价格进行销售。’这样，当食品加工企业压低价格时，大农场主仍然因为规模巨大，有足够的利润额可以维持生存，而小农场则因为利润额太低，无法维持家庭生活所需，从而不断破产，被兼并。说到这里，我们不禁要问，农场主不是还有政府农业补贴吗?补贴制度最后惠及的不是美国的农场主们，而是跨国农业巨头，为什么这么说呢?这要从美国的粮食储备制度说起。

美国政府的粮食储备制度，也就是中国古代西汉时期的“常平仓”制度是一个值得肯定的制度。政府通过“低吸高抛”的原理来稳定粮价，稳定农民收益。而稳定了农民收益就是稳定了粮食供给，从而稳定了整个国家的粮食消费。这样就可以保证整个国家体系的稳定。但是“常平仓”制度是一个浩大的工程。从先前资料的收集到粮食的储备，政府要承担巨大的开支。美国花在粮食储备上的费用在逐渐增加。

为了卸下这一重担，美国政府遂考虑将其成本外部化。而在这一外部化成本的过程中，资本慢慢地渗透进来，并不断地攫取更多的收益。周立认为，政府要将成本由“外部”去承担，那么‘外部”就在这一过程中慢慢地攫取了一些特权。比如，跟政府之间的联系，甚至包括一些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参与，都有了一定的话语权。在这个过程中，就慢慢地走向了大粮商垄断粮食的收购，而以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自然不会仅仅满足于收购。资本遂往上、下游伸展。往上游延伸，延伸到种子、化肥、农药等领域；往下游延伸，就延伸到深加工、销售等领域。

在外部农业产业资本的注入过程中，美国的农业政策逐渐出现偏差。美国用直接的补贴政策替代“常平仓”就在这样的背景下逐渐形成。这也就是美国《1996年农业法案》的重要调整。《1996年农业法案》规定，政府不再设定目标价格，而代之以固定的直接收入补贴。通过粮价的涨跌来决定补贴的数额，粮价上涨，政府增加补贴；粮价下跌，政府减少补贴。而跨国农业集团已经控制了种植的上游和下游，所以，农产主的政府农业补贴资金最终成为了跨国粮企利润。但是，与中国非完全市场化的流通体制环节不同的是，美国的这部分这府补贴虽然最终流入了跨国企业，但是其间，由于在收购农产主农产品时是按照政府目标价格收购，这一目标价格往往高于市场价格，更高于世界市场价格，因此，大的农产主也确确实实得到了补贴的实惠，但补贴的大部分资金最终流入了跨国企业，跨国企业再以国内的市场价格减去政府的农业补贴价格所得到的最终价格销往别国，抢占别国市场。美国的跨国粮企就成为了美国政府农业补贴政策开拓国际市场的后续执行者。

下面，就转引自周立《美国的粮食政治与粮食武器》―文中的实例来说明跨国粮企与农场主之间的交易。

史密斯夫妇在美国北达科他州拥有一个大约3000英亩土地的农场。史密斯每年在农业上投入约39万元美元，收入约为40万美元(在美国，至少年收入达50万美元的农场才能算得上是大型农场，所以史密斯夫妇这个只能算是中型农场)。每年春季播种季节到来之前，他固定去嘉吉公司旗下的埃尔沃斯银行贷款购买种子。获得贷款的同时，银行跟史密斯签订一项“捆绑式”合同条款：所得的贷款只用来购买盂山都的种子和嘉吉公司出产的Saskfereo牌化肥――嘉吉公司是农场方圆

100英里范围内唯一的农资和储运公司，_他们只卖孟山都公司生产的玉米种子。史密斯本就没有可挑选的余地。再加上银行贷款合同已经说得很清楚，只能买孟山都的种子，即使有别的公司的种子可选，也无法购买。播完种，等到收割季，也同样是由嘉吉公司来收购。至于农场养的猪，最后也是进了嘉吉。史密斯夫妇除了自己负责种植和养殖之外，别的方面全部由嘉吉和孟山都公司来负责了。

跨国粮企后向并购战略：对南美洲市场的垄断

如上文所述，美国的农业跨国粮企除了垄断国内市场的上下游环节之外，还必须控制别国市场，因为在开放的世界市场环境中，仅仅控制本国市场是远远不够的。于是，美国的跨国粮企将目光转向了其他大豆生产大国。跨国粮企利用其雄厚的技术优势和资本优势，迅速控制南美大豆生产国的生产和贸易渠道。

以巴西为例，大豆的收购和运输基本上被ABCD公司所掌控，巴西当地公司很少。尤其是在大豆种植历史短的中西部地区，当地没有合作社，农民收获大豆之后有很大一部分是通过大豆换化肥的方式卖给ABCD公司的。虽然农民可以不在交豆的当天定价，他们最晚可以在每年的11月份定价，也可以在交豆前定价，但实际上定价权完全掌握在这些公司手中，而且ABCD公司在水分杂质方面扣价很严格。运输方面，巴西大豆的运输也同样控制在ABCD公司手中，他们控制了大部分的铁路、河流运输和港口，比如，通往巴拉那瓜港的一条铁路被邦吉所掌控，合同的使用年限长达23年。因此巴西大豆必须通过四大粮商才能运输到世界各地。

跨国粮企前向并购战略：对中国市场的侵蚀

跨国粮企在控制了南美市场后，必须建立与生产和贸易相对等的消费市场。早在20世纪60年代，路易达孚就与中国有饲料和谷物贸易。嘉吉公司于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就展开了对华贸易。其早期进入中国市场之时，主要以设立办事处的形式，以贸易业务为主，同时对中国市场进行多方位研究。1995年，ADM在中国大连建立了独资子公司――艾地盟动物保健及营养大连有限公司，随后在广州和成都等地拥有了其他业务的工厂。从2000年开始，ADM开始大规模进军中国市场。至今，ADM旗下的业务涉及粮食贸易、面粉加工、饲料业、特殊食品业、可可业以及营养品工业等众多领域。它在中国市场扩张主要是，通过与新加坡WILMAR集团共同投资组建的益海集团。2006年，丰益国际通过与ADM换股的形式全资控股益海集团，交易全部完成后，ADM成为丰益国际的第二大股东。ADM之后是以注重从农场到终端产业链完整性著称的邦吉的进入，进入伊始，它选择大豆进入中国市场。因为在大豆这一大宗商品领域中，四大粮商占据绝对优势，因其几乎控制了国际市场的大豆流通。

具体从并购大豆加工业的表现来看，ADM在国内管理着年加工能力在1500万吨的13家工厂并已在2005年完成对大连华农粮油集团约30％的股权收购，在这家北方最具规模的大豆压榨企业拥有了相当的话语权。ADM自己投资建立的大豆压榨工厂也在不断扩大生产能力。嘉吉公司自2005年以来已经收购了华农集团东莞油脂厂、广东阳江丰缘集团等企业，还在南通新建了年处理300万吨大豆的油脂厂嘉吉粮油，是中国最大的大豆压榨工厂，一期总投资1亿余美元。目前，该公司正准备投资和一期规模同等的二期工程。嘉吉占有中国大豆压榨市场10％的份额，并计划将份额提高到15％。邦基则在2005年7月收购了山东三维集团旗下一家在日照的油厂，该厂将成为邦基集团在中国买人的第一家大豆压榨厂。2006年又从华农集团购买位于江苏南京的第二个大豆加工厂。

跨国公司进入中国有三个目标：一是向中国销售更多的大豆。目前投资我国大豆产业一些跨国粮商，其投资往往以控制原料采购为前提。ADM收购了华农集团湛江油脂厂30％的股份，却取得了其70％的原料采购权。2006年国内60多家主要的大豆加工企业中大部分都有外资持股，而外资持股后他们更倾向于采购价格较低的进口大豆，他们靠规模逐渐控制了中国的大豆市场，相比之下，国内农户和企业的力量比较分散，不足以影响大豆的市场价格。二是消灭竞争对手，抢占市场份额。目前仅ADM、嘉吉、邦基、金光、正大等跨国粮商就控制我国40％的大豆加工能力和90％的大豆进口量。若按有效加工能力计算，国内大豆加工实际被外资控制50％以上。三是让中国企业成为跨国公司转化利润的一个链条，通过中国市场来实现国际贸易环节上所赚取的利润。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战略意图是：首先控制了大豆产业链中间的加工企业后，跨国公司就拥有了选择大豆进货渠道的权利，也就控制了大豆产业的上游――种植业。由于掌控了原料大豆的加工环节，自然也就间接控制了下游的豆粕、饲料各个环节。

从海外资本介入中国大豆市场的方式看，主要有以下三种：一是控制期货市场大豆的定价权。2004年，跨国巨头盯上了中国大豆，利用期货把大豆价格一路拉到了每吨4300元的历史高价，诱使国内榨油企业集中采购了约300万吨的美国大豆，随后又一路把价格打压到每吨3100元，导致中国油脂企业半数破产。二是对产业实施“洗牌”，重点消灭龙头企业。三是实现转基因大豆的源头输入。由于我国政府对转基因大豆种子流入国内始终采取严格管制的政策，国外大的种子公司，只能通过与其关系甚密的国际粮商，通过控制农民，实现转基因大豆种子的强行入侵。

跨国粮企纵向并购与期货市场的耦合：对中国的耦合战略

跨国粮企控制大豆定价权往往采取并购和期货市场定价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第一，投资建厂和控股兼并。2002年至2004年，外资在中国建设了一批规模庞大的油脂加工企业，控制着这些企业的大豆采购权。同时，在2004年、2005年，跨国粮企利用我国大豆压榨行业产能严重过剩的时机，凭借雄厚的资金实力，接纳了国内大批流动资金无法周转的中小企业。据初步估计，截止2006年4月底，国内仍在开工的97家企业中，外商独资或外资参股的企业有64家。第二，通过期货市场打压。美国跨国粮商在现货上控制了国际大豆主要产供销渠道，在期货市场上则进行套期保值，同时做投机。尤其是当现货订单数量很大的时候，贸易商可以在现货上不赚或少赚而从期货投机交易上获取利润。因此，以美国为首的大型跨国公司垄断了全球大多数的大豆市场贸易，充当了CBOT大豆市场波动风险的载体，并在全球贸易过程中，将风险转移给了别国，而将风险利润留给了自己。

跨国粮商已经把从上游的生产地南美，到贸易环节的美国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均控制在手里。跨国粮商利用中国国内期货市场、远期合同等风险管理工具不健全，期货和现货市场发育不成熟，在国际贸易上没有话语权，以低价采购大豆，然后通过左右国际期货市场，以高价再卖出去。中国的大豆压榨企业在2002年、2003年和2004年连续三次被国际大豆贸易商整体“逼仓”。

可以看出，在大豆价格变动相对平缓的1997――2002年，中国经营方没有足够的风险经历，经营顺风顺水，外资通常以贸易和合资合作的温和方式介入中国市场。2004年第二次大豆风波以后，民族大豆加工业的高成本的生产难以为继，遭到了跨国粮企的大规模收购。跨国粮企在完成对我国加工产业链上的布局后，在再次出现大豆价格上涨时，通过其在国际贸易中的利润来补贴其加工企业进口的高成本，从而进一步取得民族大豆加工业所不具有的企业内部成本核算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