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法与巡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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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时期，大量的日本留学僧到中国学习宗教理论和传统文化。由于时势不同，唐宋的留学僧有着明显的变化，其留学方式、留学目的、留学性质、回国时带回本国的物品及回国后的影响等等都有所不同。本文以圆仁和然作为唐、宋两个时期的代表进行比较，来说明唐宋留学僧的不同之处，同时也反映了这一时期的历史转变。

唐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型期。在唐宋中日佛教文化交流中，出现了一大批的留学僧，他们在中国不仅从事佛教理论的研究，还对中国文化进行多方面的学习，吸取汉文化的精华，回国后对推动日本社会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时势变迁，唐宋两朝的留学僧有着明显的变化，其留学方式、留学目的、留学性质、回国时带回本国的物品及回国后的影响等等都有所不同。针对这一问题，笔者认为入唐日僧圆仁和入宋日僧然在这一时期具有其代表性，圆仁是随着日本组织的最后一次，即第18批遣唐使团来到唐朝，而然则是第一个入宋日僧。将二者进行比较研究，虽不足以代表整个唐宋时期大的转变，但也反映了中日佛教交往的一个侧面，并希望能对中日佛教文化交流方面的研究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一、圆仁与奇然生平简介

圆仁(794－864)，日本佛教天台宗山门派创始人。俗姓壬生，生于日本桓武天皇延历十三年(唐德宗贞元十年，公元794年)，示寂于日本清和朝贞观六年(唐懿宗咸通五年，公元864年)，终年71岁，后来被庆贺天皇赐予“慈觉大师”的谥号。他15岁时到京都滋贺县比睿山，师从日本天台宗创始人最澄，勤学苦修。至仁明朝承和四年(唐文宗开成三年，公元838年)，由义珍和尚推荐，众僧拥戴，获得入唐请益资格。第二年(时年45岁)6月13日(公历7月2日)以“请益僧”的身份，随同日本政府组织的最后一次遣唐使团于从博多出发，于7月2日(公历7月30日)到达中国扬州海陵县桑田乡栋梁丰村。直到承和十四年(唐宣宗大中元年，公元847年)12月14日，圆仁带着万分失望与渴望的心情离开中国回到日本故土为止，在近十年中，经历了唐文宗、武宗、宣宗三位皇帝，足迹踏遍了中国的江苏、安徽、山东、河北、山西、陕西、河南七个省、二十个州府、三十五个县所在的广大区域。并以一个外国人的视角用日记的形式写下了十年间的所见所闻，即《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内容涉及唐代的社会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宗教、语言、风俗时令、交通地理、行政区划、文书档案以及中日朝三国的许多层面，这些大量的细节描写和记载，不仅可以弥补我国正史的不足，而且还可以纠正许多正史所存在的错误，是一部难得的兼具历史与文学的著作。

然(938－1016)，平安时代中期三论宗东大寺的僧人。俗姓藤氏，平安城人。自幼入东大寺学习梵语，后来跟随东南院的观理学习三论，又跟随石山寺的元呆学习密法。天德三年(959年)受戒。永观元年(983年)八月，搭乘宋商陈仁爽等回国的船只入宋，是第一个入宋日僧。抵宋后，先后参拜了天台山、五台山，到达汴京时，受到宋太宗的召见。然“献铜器十余事，并本国职员令、王年代记各一卷”，并回答了皇帝的敕问。之后宋太宗赐其紫衣，授予法济大使的称号。其入宋的整个时期受到了朝廷无微不至的优待。于宋雍熙三年(986)搭乘台州宁海县商人郑仁德的船回国，并将模刻西华门外圣禅院的印度优填王所刻释迦如来像，十六罗汉画像，印本《开宝敕版大藏经》五千余卷及新经四十一卷等带回日本。关于然在宋的活动情况，从1953年在京都清凉寺的释迦像胎内所发现的《然入宋求法巡礼行兵瑞像造立记》可以清楚地了解。然回国后，广泛传播从中国带来的佛教文化，并拟仿中国五台山模式，修建大清源寺，供奉释迦宝像。由于历史的原因而遭到了强烈的反对而未果，于1016年所愿未遂而亡。后由其弟子盛算将其带回的大藏经捐献给了法成寺，将释迦像安置于五台山清凉寺。

二、圆仁与奋然入华之比较

1、入华背景分析：唐代是中日文化交流最为兴盛的时期。这个兴盛期的出现，是与中国历史出现了整体文化的黄金时代相一致的。由于自太宗以后，唐朝对佛教的传播采取了宽容政策，使得佛教在初唐即呈现出繁盛景象。不仅高僧辈出，学者如林，在求法和译经等方面做出了重大的成就、贡献；而且佛教的派别也逐渐开创，净土宗、律宗、华严宗、法相宗、禅宗、密宗在教义、修行等方面都已有一定的影响，对日本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同时日本也采取相对开放的政策，先后派遣了十八次遣唐使来华，其中包括大量的僧侣，圆仁就是其中之一，在这种背景下入唐学习。而到了宋代，在经历了唐末、五代的战乱之后，中国佛教的发展陷入了低谷，佛教在教义及理论的发展远远落后于唐代，已开始走向衰落。日本方面，10世纪后，采取了保守的锁国主义政策，致使“本朝久停方贡之使而不遣”，尤其是以延喜年间(901－923)为开端，禁止一般日本人出国，停止由中央政府差遣唐物交易使，贸易管理事务移交大宰府办理，对于中国商船赴日也采用“年纪制”的办法加以限制。日本政府在这一政策上的变化，不仅使入宋留学僧的人数大减，而且也加大了两国之间交流的难度。处于平安时代初期的日本受到末法思潮的影响，导致了追慕先贤，憧憬、朝礼灵场圣地之风的盛行，日僧入宋的目的只不过是朝拜祖师和前辈佛迹。而中国对日本佛教的发展有着直接、重要的影响，横亘华夏的四大名山、道场就成为佛教徒朝礼的圣域。商然就是受到这一影响而入宋的。

2、入华性质分析：主要是从官方到私人性质的转变。圆仁是由日本政府挑选的，以“请益僧”的身份随同日本政府组织的第18次遣唐使团到中国的留学僧，因此其留学的费用，全部由日本政府负责。据《延喜式》卷三十载：“入唐大使，六十匹，绵一百五十屯，布一百五十。副使，四十匹，绵一百屯，布一百端。……留学生、学问僧，各四十匹，绵一百屯，布八十端”。可以知道政府赐给留学僧的财物，几乎与遣唐副使相等。若留唐日久，钱粮匮乏，还可以派使者回国请求衣粮，再由日本朝廷托人带回物品。总体来说，入唐留学僧属官派性质，是由政府资助的，因此他们的生活并不太艰辛，不仅可以得到日本朝廷的资助，也经常得到唐政府的帮助。然入宋，与经国家精心挑选随遣唐使一起入唐的圆仁不同，既没有相应的管理和组织人员，而且也没有提供相应的物资，如船只、衣食等，对此在其渡海宏愿中也有所提及，“本朝久停方贡之使而不遣，入唐间待商贾之客而得渡。今遇其便，欲遂此志”。永观元年(983)八月，“日本国僧商

然与其徒五六人浮海而至”，搭乘的是宋商陈仁爽等回国的船只，其归国时也是随商人船只而返，从字里行间不难看出然入宋的偶然性和私人性。到宋后，“太宗召见然，存抚之甚厚，赐紫衣，馆于太平兴国寺”，虽得到了宋朝的优待，并且“求诣五台”时，宋朝亦“令所过续食”，但仍不能改变其入宋的私人性质。

3、入华目的分析：主要是求法到巡礼的转变。入唐日僧的目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求法，圆仁亦如此，其先于扬州开元寺从宗睿学习梵语，从全雅受金刚界诸尊仪轨等大法；后携延历寺未决疑义三十条欲赴天台山求教，请求唐朝高僧给予解释，但未获朝廷许可。遂伺机脱离遣唐使一行，毅然滞唐，以得机巡礼五台。开成五年(840)，北上参谒名师，从志远修习天台教义，抄写天台典籍，并受五会念佛法等。后又从长安大兴善寺元政、青龙寺义真、玄法寺法全等受金刚界、胎藏界、苏悉地三部大法灌顶，从宗颖习天台止观，从印度僧宝月修习悉昙等。而且，从其《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对自己的身份定位“求法僧”一词，更加明确其入唐的目的――求法。然入宋目的，不若圆仁是为了学习佛法或请教佛法中的疑难问题而来，而是为了巡礼和朝拜圣迹，是为了消除“罪障之身”，即为修行而来的，正如然自述的渡海宏愿所称：

然天禄以降，有心渡海。本朝久停方贡之使而不遣，入唐间待商贾之客而得渡。今遇其便，欲遂此志。然愿先参五台山，欲逢文殊之即身。愿次诣中天竺，欲礼释迦之遗迹。……若适有天命，得到唐朝，有人问我，是汝何人，舍本土朝巨唐，有何心有何愿乎。答曰，我是日本国无才无行一半僧也。为求法不来，为修行即来也。其与义藏入宋还有另一目的，那就是修建一座大伽蓝，这从释迦像胎内所发现的“义藏、然现当二世结缘手印状。”

可以清楚了解到。即“是故点定爱宕山，同心合力，建立一处之伽蓝，兴隆释迦之遗法。”虽然，然在回国时带走了大量经卷，但这只是因宋代活字印刷术的使用，降低印书的成本，使大规模印书成为容易的事情，并未在经书的内容、种类上有较大的改变。

4、入华成果及回国后的影响：主要是弘扬宗派与建寺造塔的不同。圆仁于承和十四年回国时带走佛教经典585部794卷，其中包括新译密教经典240卷，许多是空海未曾请入的经典。此外，还有两界曼荼罗、高僧真影、佛舍利、法具等。归国后圆仁在比睿山建立总持院，开设灌顶坛，弘传密教和天台教义，使日本天台宗获得很大的发展。他还在比睿山建法华三昧和常行三昧堂，确立法华三昧、常行三昧制度，传五台山竹林寺五会念佛，为中国净土宗传入日本之滥觞。然回国时带有模刻西华门外圣禅院的印度优填王所刻释迦如来像，十六罗汉画像及印本《开宝敕版大藏经》五千余卷，新经四十一卷等。由于其立志建一大伽蓝，入宋就后处处观礼佛塔，关注造塔技术和雕刻技术，描绘宋朝新旧佛塔塔样，在他残留很少的日记中这方面的记载却非常多。其在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十一月中旬北上汴梁途中，在应天寺观赏钱仲堪所舍十万贯钱重修的“八角八重塔”及寺。另外，还有“造益州福成寺八角十三重塔样”的记载。在其有关佛寺仪轨的记载中，包括建筑格局、佛像安排、管理机构及其人员的设置等，都对日本后世佛寺的建造有重大影响。《小右记》中记载的987年然带回的七宝合成塔就是仿宋样式而做，影响至今，日本现在安葬骨灰普遍在寺院造类似的小塔。虽然然建寺造塔的愿望并未由他亲自实现，但宋朝的建筑技术和造型艺术传到日本，然的贡献是不能忽视的，对后世寺院建筑有很大的影响，可以说然以另一种方式完成了他建寺造塔的目标。

三、总结

总之，圆仁、然以佛教文化为纽带，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性质，怀着不同的目的来到中国，体现了两个不同时期日本留学僧的特点。唐代的留学僧多为官派，费用由日本政府负责，其目的是以求法为主；而宋代的留学僧多为“自费”，其私人性质更重，目的多为巡礼、朝拜。但是他们相同的是，都为中日之间文化的交流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圆仁的最大贡献是为后世留下了《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其间对唐代有关历史做了颇为生动、详尽的描述，成为我们当今研究唐代历史和中日文化关系是的重要历史文献之一。然在宋，向宋太宗进献了本国《职员令》和《王年代记》，是第一个将日本万世一系国体介绍给中国的日本人。不管出于何种目的，事实上已引起了宋太宗的注意，也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留下耐人寻味的一页。这两代僧人回国时带走的大量佛教典籍和器物，为日本佛教发展注入了新的元素。他们不仅把日本的文化介绍给中国，也将中国的佛教文化带回了日本，在中日文化交流中扮演了桥梁的角色，发挥了巨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