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阻滞了中国的国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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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普雷斯科特
(Edward Christian Prescott)简介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凯瑞商学院教授,2004年与挪威人基德兰德(Finn Kydland)分享了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诺贝尔评委会表示,普雷斯科特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即有关宏观经济政策的“时间一致性难题”和商业周期的影响因素。这是宏观经济学中最重要的一些研究领域。普雷斯科特的贡献不仅体现在学术上,而且对很多国家的货币及财政政策的有效运用也有着重要意义。
作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学派的代表人物,普雷斯科特曾先后执教宾夕法尼亚大学、卡内基・梅隆大学、明尼苏达大学、芝加哥大学、西北大学和挪威商学院。他于1992年当选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2002年获得Erwin Plein Nemmers经济学奖。目前,普雷斯科特还担任著名经济学杂志《经济理论》（Economic Theory）的主编。
倘若生活在200年前的中国,你的生活水平与欧洲人无异,而当时的美国仅仅是一片蛮荒之地。然而,伴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20世纪的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美国和日本先后超越英国,上演了经济高速发展的奇迹。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阻碍了中国汇入现代经济发展的洪流？在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爱德华・普雷斯科特（Edward Christian Prescott）看来,闭关锁国是导致中国经济停滞不前的根源,“宋朝时候的中国很富裕,比世界平均水平富裕一倍,但明朝的时候就开始闭关自守,科学技术水平出现了倒退。”
普雷斯科特看上去和美国校园中见到的普通教授没什么区别,只是一身西装革履的正式打扮让他感到有些不自在。他拒绝了组委会专门配备的豪华奔驰轿车,坚持和其他与会人士一同乘面包车。我想这个平易近人的老头可能更希望面对的是学子们的提问,而非我们这些媒体记者咄咄逼人的问题。
针对中国目前面临的经济挑战,普雷斯科特坦诚指出:“中国25年来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我认为中国应该更加开放,中国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继续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势头,并逐步向市场经济过渡。”他认为,中国目前还没有实现货币自由兑换,因此中国经济还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
在北京大学召开的本次“中美新经济市场”论坛上,普雷斯科特发表了题为“克服国富的障碍――经济政策与经济周期”的演讲。他认为,自由贸易俱乐部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各国应该了解到潜在的经济壁垒并及时采取行动,消除这些阻碍经济发展的壁垒。
《董事会》:你在论坛中谈及自由贸易俱乐部的重要性,WTO是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制度,但一些国家在加入WTO之后仍然设置了不少经济壁垒,你对此有何看法？
普雷斯科特:一些富裕的工业国家的确在农业补贴政策方面受到压力,这当然不符合富裕工业国家的利益。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1994年成立了地区性自由贸易组织――“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North Atlantic Free Trade Association）。该组织内部成员在糖业贸易上享受优惠条款,诸如在税收方面,但这些优惠条款却阻碍了其他国家的相关产品进入该地区。从这方面看,这当然使得自由贸易发展的步伐变得缓慢。WTO作为一个自由贸易俱乐部,是个国际性组织,我不喜欢那些过度简单的系统。如果法国、荷兰投票反对欧洲宪法,我将很高兴。中国在中央政府的指导下,经济繁荣发展,这和过去的日本一样,但中国应该给予地方政府更多自由,以此增加竞争。在税收方面,美国60%的税收都是由各州政府收取的。我一直是联邦储备银行明尼阿波利斯分行的高级顾问,明尼苏达州的两位参议员因为糖业方面的利益反对自由贸易。不过,后来由于成立了NAFTA, 来自墨西哥和加拿大的糖业产品终于带来了新鲜空气。不少国家都存在贸易壁垒,一直奉行自由贸易的日本不让美国的银行进入,法国不允许日本汽车进入该国市场。美国目前对日本汽车实施的是自由配额制度,这主要因为美国的汽车制造业生产效率比较高。我家里有3辆车,1辆日本车,其他2辆是德国车。不过,汽车在美国确实很便宜。
《董事会》:过去25年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9% 以上的增长速度,您认为中国是否可以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的势头？
普雷斯科特:在今天的论坛上,我也听到有些人的质疑,他们质疑中国是否可以继续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势头。如果中国不能继续保持下去,那么将会发生什么呢？中国是否会转向国内发展？是否会为了挽救工作机会而采取措施？但实际情况将是,挽救了一个工作意味着失去两个工作机会,这听起来好像不划算。中国是否可以容忍由于经济高速发展带来资源紧缺情况呢？诸如原材料短缺等问题。日本就是个先例,曾经高速发展的经济在过去十多年一蹶不振。问题的关键是经济发展道路上的种种障碍,中国是否可以在未来5到10年,甚至15年内,扫除各种经济障碍尤为关键。
《董事会》:您对中国的外汇储备和汇率政策有何建议？中国政府是否应该减持美元？
普雷斯科特:中国持有美国巨额债券,这实际上补贴了美国人,却对中国人民毫无意义。最近在香港,和我谈到金融市场的所有人都认为,人民币肯定会升值,市场上也有不少投机行为。我认为顶住升值压力的时间越长,损失将越大。更进一步说,如果人民币实现自由浮动,上海将成为亚洲金融中心,为全亚洲尤其是中国提供全面金融服务。
《董事会》:目前是减持美元的好时机吗？
普雷斯科特:首先,我不喜欢投机性预测。从美元兑欧元来看,今年3月以来已经上涨了大约10%。面对巨额外汇储备,中国政府应该怎么办呢？我认为倘若政府有回报率较高的公共投资项目,就应该进行投资。否则的话,中国人应该消费更多产品。
《董事会》:您提出中国尚未实现浮动的汇率制度,因此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您是否认为中国应该尽快改变汇率制度？
普雷斯科特:不能贸然行动。在人民币完全浮动之前,中国的银行系统需要改善,然后货币可以自由兑换,之后是自由浮动,希望中国能在几年内完成这一过程。短期内的一些调整,诸如钉住其他货币的调整是必要的,在这一点上我同意格林斯潘的观点。
《董事会》:在中国的外企一直享受税收优惠政策,中国政府是否应该继续实施此类优惠政策？倘如中国取消优惠政策,这将对外国独资或合资企业产生怎样的影响？
普雷斯科特:首先,对于那些位于中国的外企是否获得了特殊的优惠政策尚不清楚。将企业设在中国的确存在一定风险,跨国公司担心的是将来可能发生什么。我只是听说,当然并不确定,中国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在银行可获得特殊待遇,它们从银行获得贷款,但却并没有带来任何经济效益,后来出现了很多不良贷款,最终却由政府买单。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企业如此,其中大多是国企造成的不良贷款,它们从政府那里拿到补贴,实际上获得的是政府的特惠政策。不过,与国有企业相反的是私营企业的成功。当面对那些成功的中国私营企业,我肯定不会想与它们竞争。跨国企业在中国获得的合同当然不可能改变其结构,顶多是获得资金利润,而中国企业从外国企业获得的是如何运用科技、开发软件。中国应该让外企之间相互竞争,从中获得更便宜的价格,因为竞争能够带来好处。中国将建造更多的住房、道路、汽车、家用电器、家具等,中国应该为国内市场提供更多产品,而制造这些产品的人也应该成为更多产品的消费者。
《董事会》:您为什么认为大型国企可能是中国致富的障碍？中国在开放过程中,企业应如何参与激烈的市场竞争？
普雷斯科特:美国的邮局和波兰的铁路都是国有性质,它们的效率很低,中国的国有企业亦如此,我看不出它们和外国的垄断企业有什么不同。我认为你们低估了中国企业家,他们非常了解中国。而对跨国企业来说,它们在进入一个国家之前,需要对当地的投资环境有很好的了解。这些跨国公司是通过别人获得中国的信息,而有时候它们获得的并不是真实的信息。它们以为对中国了解很多,但事实往往并非如此。中国人很聪明,他们学得很快,而且富于创造力,他们可以通过MBA等课程学习先进的管理知识。我坚信中国企业将通过激烈的国际竞争,逐渐成长壮大。
《董事会》:您关于评估资本市场的理论是否适用于中国？您对目前的中国资本市场有何评价？
普雷斯科特:对于中国资本市场来说,一些政策、统计数字和金融市场的运行状况等在经济效率方面都显示,这一理论还不适用于判断中国的资本市场。我认为中国将得益于资本市场的良好发展。在完善银行系统方面,中国可能会在政府指导下而非市场作用下来解决部分不良贷款,对这一点我不太确定。但对于通过政府调控而非市场来解决问题的国家而言,它们在经济效率和生产力方面都会受到负面影响,例如墨西哥和日本。而美国由于拥有独立的银行系统,如果银行出现了不良贷款,那么贷款部经理将被解雇。
《董事会》:中国是个非完全市场经济的国家,您在经济周期方面的理论是否在中国应进行相应调整？
普雷斯科特:我在这方面有两篇论文,一篇是关于经济周期,一篇是关于时间一致性。关于经济周期的论文不适用于计划型经济,而时间一致性理论则适用于所有经济类型,不仅适用于一个公司,而且也适用于整个国家,无论这个国家是市场经济还是中央计划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