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鲁寺的壁画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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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夏鲁寺是后藏名刹，是藏传佛教夏鲁派的发源地和根本道场。夏鲁寺独特的藏汉结合的建筑风格，以及保护完好的壁画、造像艺术，在藏传佛教艺术史上也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有着很高的历史价值、文物价值和艺术价值。本文通过梳理夏鲁寺的历史沿革和壁画的题材特点，力图寻找藏传佛教建筑独特的文化内涵。

关键词：夏鲁寺；藏传佛教；壁画；艺术特色

夏鲁寺位于日喀则地区甲措雄乡夏鲁村，处雅鲁藏布江南岸，年楚河下游西岸的夏鲁河谷之中，这里海拔3800米，距日喀则市东南约20公里。夏鲁寺始建于十一世纪。公元1320年，夏鲁万户长扎巴坚赞迎请布顿・仁钦珠主持寺务，并在此建立了夏鲁派。夏鲁寺的历代高僧和创建夏鲁寺的介氏家族在这里创造出了令人惊叹的宗教文化，无论是佛学理论、建筑风格、宗教艺术都对推进藏传佛教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夏鲁寺中还保存了大量的艺术品及珍贵的历史文物，寺庙内的佛像、壁画、唐卡、面具和各类法器，都具有极高的艺术水平。夏鲁寺就像一座藏族历史、文化、艺术的博物馆，从一个侧面体现了藏族文化的精髓。现在的夏鲁寺建筑群，基本上就是从元代保存下来的，而且是我们在所看到的早期寺庙中最完整的一座。

1 夏鲁寺的壁画概述

夏鲁寺的壁画绘制主要经历两个重要历史时期。所有壁画的绘制，都与夏鲁寺不同历史时期进行的佛殿扩建紧密联系。第一个时期是公元11世纪介尊・西饶迥乃初建夏鲁寺时期，这一时期的壁画，分布在介尊・西饶迥乃修建的护法神殿、马头金刚殿、般若佛母殿主殿中。但由于年代久远现存面积很少。

中原特点的壁画

（图片来源：《夏鲁寺建筑及壁画艺术》）

具有汉族风格的龙凤图

（图片来源《夏鲁寺建筑及壁画艺术》）

汉族风格建筑的壁画

（图片来源《夏鲁寺建筑及壁画艺术》）第二个时期是公元13世纪末至公元14世纪古相・扎巴坚赞大规模扩建夏鲁寺时期，这一时期首先是由古相・扎巴坚赞主持，在一层护法神殿、集会大殿、甘珠尔殿、转经道、噶架墙佛殿以及二层般若佛母殿中的壁画绘制，他的继任者古相・贡噶顿珠在1333年主持完成了，在二、三层的4座无量宫佛殿和罗汉殿中的壁画绘制。古相・益西贡噶任夏鲁万户长期间也曾主持，对二层佛殿周围的转经道中的壁画进行绘制。夏鲁寺现存的大多数元代壁画就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此后在历次维修中也曾添补了一些壁画，但数量不多。夏鲁寺壁画内容可分为以下几类：佛经故事、曼陀罗坛城、佛菩萨画像、金刚护法神像、历代高僧像、装饰画案等，其中最有特色和规模最大的是集中分布在一层回廊两壁和二层前殿回廊两壁的佛经故事。坛城壁画主要分布在四座无量宫佛殿；佛菩萨、金刚护法、历代高僧尊像分布在各个殿堂。

一层回廊的大型佛本生故事壁画，是夏鲁寺壁画中的杰作。这些壁画由四边形带条和藏文题记分割，是壁画中早期棋格式构图。从壁画创作的年代和题记看，这些都是元代壁画作品。壁画的内容为释迦摩尼佛本生故事一百品。此壁画是根据噶玛噶举派黑帽系第三世活佛让琼多杰（1284～1339）编写的佛本生故事集《一百本生》和印度佛学家马鸣的《本生续》绘制而成，每幅壁画长约2.18米、宽1.5米，基本上是长方形的造型构图，每个长方形内绘制一个具体情节，或是一个场面。[1]内容有“母虎本生”、“梵天本生”等。东壁最后一铺壁画与其他有所不同，是佛传故事。这些故事也来源于让琼多杰的佛传故事。

资料来源：自摄 夏鲁寺最引人注目的是曼陀罗坛城以及坛城中的诸佛、菩萨、护法等壁画，一层殿中的五方佛壁画（毗卢遮那佛、阿弥陀佛、不空成就佛），般若佛母殿的佛菩萨像和东、西、南、北四座无量宫佛殿中的大型曼荼罗坛城壁画，如“吉祥胜乐坛城”、“金刚界坛城”、“普明坛城”、“文殊法语自在坛城”等这些坛城壁画都是按照布顿大师《十万坛城尊像仪轨》的要求严格绘制的，其中东无量宫佛殿的文殊法语自在坛城系列壁画是布顿大师亲手所绘，因而显得十分珍贵。

夏鲁寺现存数量最多的古代壁画，是公元14世纪由古相・扎巴坚赞和贡嘎顿珠时期主持绘制的。当时扎巴坚赞聘请很多优秀的藏族艺术家绘制。在壁画中看到有“索南邦画”这样的题记，而一层转经道题记均有纳塘人罗丹扎西题写。《忍着本生》、《称光本生》等壁画则有人仁钦释迦独立完成。这些那个本土的艺术家创造出了不朽的艺术作品。夏鲁寺的壁画既有印度艺术风格，也有尼泊尔艺术的特征，还有大量吸收中原地区题材和风格的作品。护法神殿北壁表现的是双龙、双凤戏珠的场面。上壁为龙，下壁为凤，带有火焰纹的摩尼宝珠位于画面的中部，双龙龙爪飞舞，造型夸张，两凤舒展轻盈。这幅壁画不管是题材还是画风都具有明显的汉族特色。东壁上是护法神多闻天王和胁侍以及供养人的画像，背后遍布祥云。这幅作品中人物的面部造型、服饰以及装饰纹样都具有浓厚的汉族风格。丹珠尔殿和布顿殿的壁画深受中原地区中国山水画的影响，造型与表现手以及画面构图都源自汉族山水绘画。在夏鲁寺建筑的壁画中还出现大量的汉族元素的绘画作品，这包括汉族的建筑、风景、器物等。[2]这些汉族元素和印度尼泊尔的绘画构图风格相融合，形成了独特的夏鲁寺壁画艺术。一层转经道的佛本生故事中就出现很多汉族式样的建筑，不但有歇山的屋顶的单檐建筑、重檐建筑，同时还出现了汉式建筑同藏族建筑相结合的建筑形式。在这些建筑上鸱吻、琉璃、斗拱都描绘的非常精细，值得一提的是在一些建筑绘画中还能看到和夏鲁寺无量宫佛殿形式相同的菱纹窗户。

在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提到关于风景纹饰的表现虽然壁画中大部分山水、树木在造型上和汉族壁画不太一样，但这些符号在壁画中所占的比例和在画面中起到的作用，俨然受到汉族艺术的强烈影响。在汉族壁画中经常出现的云纹是夏鲁寺壁画中最具内地艺术因素的符号之一。而一些诸如骆驼、团扇等显而易见是来自内地的绘画素材。夏鲁寺壁画中人物的形象也出现了很多身穿蒙古、汉族衣服的世俗人物。在菩萨的造型上有四大天王、胁侍菩萨的造型很有汉地壁画风格。特别是胁侍菩萨的造型双颊丰满，身着薄衣，半裸前胸，与唐宋时期仕女造型非常相像。总之，夏鲁寺的壁画对元末明初寺院的壁画艺术产生了重大影响，向北影响到觉囊派著名寺院觉囊寺的壁画艺术，促进了拉堆艺术风格的形成和发展；东南影响到著名的自居寺壁画艺术创作风格因此，夏鲁寺壁画在元明两代壁画艺术的发展中起到承先启后的历史作用，是元明艺术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对研究整个佛教艺术及其与中原、尼泊尔、印度等地的佛教文化交流具有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