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家,心就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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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打了19年羽毛球，在国家队待了14个年头，遭遇的重创、经历的坎坷比起身边的队友要多很多。1994年尤伯杯决赛时，19岁的我出任第三女单，在决胜盘发挥失常，败给小自己三岁的张海丽，使印度尼西亚队从中国队手中夺走了尤伯杯。那一战让张海丽一夜成名，却摧垮了我的自信。此后的数年间，这场球一直如梦魇般缠绕着我。

2002年年底，我有过退役的念头，因为打了十几年的球却几乎一无所获，我真的快顶不住了。直到2004年夏天在雅典奥运会上，我才终于拿到了那块沉甸甸的羽毛球女单金牌。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我的爱人于洋。

我俩16岁那年相识。“请二老放心，我们俩会好好训练，我会把她照顾得很好……”这是1993年于洋背着我给我父母写的一封信，读起来像是保证书。

我们同是辽宁人，都在省队待过。他个子不高，有一对笑起来眯成一条缝的小眼睛，人也顽皮，在打球的天分上似乎也没我好，但缘分就是这么奇怪，我和他就是对上眼了。

在以后的日子里，于洋没有违背他当年的保证。1994年尤伯杯对张海丽惨败后我生命中最黑暗的日子里，是他的坚强把我带出了失落和迷茫。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我未能入选2000年悉尼奥运会选手名单，我陷入了绝望。25岁，对一般女孩来说，还是花样年华，但对于羽毛球运动员来说，足以堪称大姐了。多少运动员在二十出头就已经告别赛场!所以我当时认定悉尼奥运会是自己最后一次参加奥运会的机会了。当时已担任国家二队教练的于洋没多说什么，他知道，此时任何话语都不可能把我从消沉中拉回来。他只是静静地、一言不发地陪着我。那时，对于我来说，这已经足够了。

2001年，在我运动生涯最低潮的时候，我跟于洋结婚了。11月1日是我们的结婚日，没有玫瑰，没有钻戒，没有房子，但日子是精心挑选过的，代表着一心一意过一生。我那时想，参加不了奥运会，没有冠军的光环，我还有幸福的生活。

没想到，结婚带来了化学效应。成了家，我的心一下子笃定了，喧嚣的周围似乎也安静下来。当时很多人都退役了，我也在动摇，毕竟结婚为一个女人提供了过另外一种生活的可能，我可以不做打羽毛球的张宁，我还可以做于太太。但想到自己为羽毛球付出了那么多，想到只要坚持就有可能成功，我还是决定继续打下去。这也获得了于洋的赞同。

再次进出羽毛球馆，我整个人仿佛提升到了另外一个境界。同年，于洋正式调到国家队当教练。这样，我们两人的工作关系都稳定了下来，我心无旁骛，训练、比赛更投入了。

在夺得雅典奥运会女子单打冠军后的新闻会上，我第一次公开表明了要继续打球的愿望。对此，于洋之前并不知情。因为来雅典之前，我们已经讲好以后要踏踏实实“过日子”。但同是运动员出身的他一下子就洞穿了我的心思，他对我说，只要我愿意，只要我的身体条件允许，他会一直支持我打下去。

那一年，我29岁了。继续打球，对于我这个“高龄”球员来说，真是太难了。伤病和恢复是我要攻克的两大难关。为了保护脚，每次训练之前我都要把有伤的脚用绷带裹得跟个粽子似的。由于年龄偏大，我在训练、比赛后的肌肉反应比年轻球员要强烈得多，需要更多时间来进行恢复和放松，治疗时经常会因为疼痛哭出声来。以前我治疗的时候，于洋还会去医务室陪我，但看过几次我痛哭的样子，他受不了了，宁愿去场地或者门口等我，也不愿再看我接受治疗。他说，他心里难受，很心疼，却一点忙都帮不上，感觉心里很受煎熬。

雅典奥运会前，有个记者跟于洋要我俩的照片，他翻箱倒柜地找了一下午，竟没找到一张像样的。那时我们都结婚三年了，却没时间办仪式、没时间度蜜月，就连一起好好照个结婚照的时间都没有!一点不夸张，掐指算算，尽管结了婚，又同在国家队，但是我们两人真正在一起的时间加起来一年也只有一两个月。我经常出去比赛和集训，于洋也经常要带队到各地打比赛。即便都在北京，由于训练时间不同，我们每天也只能借午饭时间和晚上睡觉前仅有的一点空闲来过属于我们的“二人世界”。

当我们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我可不是什么世界冠军，就是一名普通妻子。我们的世界里也没有羽毛球，有的只是夫妻问的轻松自在。于洋从来不在我训练和比赛之后还谈和羽毛球有关的话题。他认为我这个年纪的运动员已经相当成熟了，很清楚自己该干什么，况且我们两个专业项目不同，所以在一起的时候，也就和其他夫妻一样，拉拉家长里短什么的，这样也能帮助我不去想训练和比赛，有一个愉快的心情。

球迷自然都希望我能在2008年奥运会卫冕成功，但于洋对此看得很淡。他说，拿到金牌是每个运动员的梦想，况且还是奥运会。但对于他来说，只要看到我参加就满足了。

(冬　梅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