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爱智”成为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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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爱智”比哲学更为原始，当“爱智”变为哲学，logos降身为逻辑，“是”的对象性理解方式必然加剧人与世界的二元矗立，从而人类忘记了先于哲学的“在”之领会，“爱智”陷于晦涩状态。

关键词：爱智；哲学；自然；logos；在；是

常言哲学乃智慧之学，英文philosophy是从希腊字“Φιλοσοφ?α” 衍生而来，直译为“爱智慧”。一般认为此词源于柏拉图，亦有说源于毕达哥拉斯。柏拉图认为智慧乃神之所有，人之有限之力不能通达智慧，于是只能去“爱智慧”。海德格尔则认为该词源于赫拉克利特，并说，赫拉克利特所论的“爱智慧”并非爱智慧，而是“爱智慧的”。乍一听，总让我们觉得不像完整的词句。因为该认知将原来的“爱智慧”变成了形容性质的词，犹如英语中的adj，但“的”之后是什么呢？是“人”吗？不知道，抑或是“神”，也不知道。也许加上任何东西都甚为不妥，它就是“……的” ，添加只能加剧对该词的误读！

“爱智慧”我们原本理解为人对智慧的思慕或渴念，柏拉图之所谓“爱智慧”的“爱”大约正是此意。但我们还是不甚明了：究竟“爱智慧”的“爱”意味着什么。是“拥有”吗？人作为有限存在，怎能将智慧纳为己有！或说“爱”不是拥有，而是欲与智慧达成和解，与智慧为友、为邻。这一理解似有道理，使我们的思考前进一层，对 “爱智慧”（ philosophy）有了更加深入的解读。不过这只是对“爱”的理解，从“小爱”变成了“大爱”，从拥有、占有变成了“和谐”。无论人怎样来“爱”，总还是将智慧当成一种被爱的东西，既为被爱，智慧必为人之身外之物，逻辑地先在与人，即是说，智慧一旦只能被爱，说明智慧已然存在，留下的工作就是我们努力改造自己的精神以使我们“拥有”智慧或与智慧为友。因此，philosophy被解释为“爱智慧”，人也便不由自主地将自身与智慧相隔离，只能渴念，最大不过接近智慧，智慧成为他者。更重要的是这一主体性的思维方式也使“智慧”成为问题，智慧成为了他者，并且只有在被“爱”的前提下方能得以存在。这样，一个更大的问题迎面凸显，即智慧也是在主体视域下才能出场，主体成为智慧的主导者，甚至是创造者，智慧被主体制造出来，成了一个人造之物。然而主体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自身所追求的偶像是一个自己的创造物，而是只记得去追求。或者恰好相反，正因为总想追问智慧，便忘记了对智慧本身予以考察。总之，当人与这种智慧为友的追求模式逐渐形成，主体性记得的只有追求一事，对追求之物的怀疑和对追求模式考察已然忘记，到最后连忘记都忘记了。

忘记考察智慧，产生出一个后果：对智慧的盲从。我们常常批评说人给自己创造了神，并且虔诚地膜拜，可智慧不也是一样吗？不幸的是智慧和神还有区别，神可以像中世纪教父德尔图良说的“正因为荒谬，所以我才相信”，智慧却没有这样的优势，忘记其他只记得追问的主体不由自主地将智慧变为一种能为自己认知的知识体系，智慧变身为知识成了我们崇拜的对象。智慧本来难以说清，现在降为知识，人便可以把握了。主体性从此心安理得地认知识为当然，追求知识了。

忘记考察追问模式，产生的结果则是主体和世界的二元化。从认识角度出发，二元认知模式似乎难以逃避，如果说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为人类确立了我思主体，从此人类认识的真理性才得以保证，毋宁说我思主体的确立是“爱智慧”这一出发点的必然路径。自我思主体确立以来，世界不断被人外在化、他者化，直到现代科学技术的产生，人与世界的关系全面异化，在工具理性的打量下，世界成为了物质和资源，一切被对象化、物质化、功用化、去价值化。世界已然成为任人类认识和改造的对象。本来人类是为了“爱智慧”，为了与世界达成和解，走着走着却成了另一种结果。西方思想界已完全意识到这一问题，凯尔恺郭尔、尼采、海德格尔、福柯、德里达、利奥塔等即是此方面的思考着和改造者。

回到问题本身，智慧既然成了对立面的东西，一方面人与其有隔膜，二方面人不可能与其和解，三方面其是有限的，最后的结果便是人为自己塑造一个“莫须有”的宏大者，并膜拜这一宏大者，人已然忘记了这一“终极”的东西是人自己给自己所造。

伟大的事件其开始也会是伟大的，哲学的起源在古希腊，古希腊人如何谈哲学？海德格尔将眼光瞄向古希腊，他要重新审视智慧的起点，开启一种新的认知模式，不论古希腊的人是否是其意。

第一个问题，关于“爱智慧”，海氏直接置换为“爱智慧的”。这其实成为一种状态，将智慧直接从对立方理解为我方，世界已然存在，自然而然，它绽开自己，自然地在着。但这一在着不是自我表现，它通过言说（logos）涌现出来，从而敞开自身，这便是真理。赫拉克利特说：“智慧就在于说出真理，并且按照自然行事，听自然的话。”由此，我们可以认为，赫拉克利特所谓的爱智慧的法门在于依据自然并且言说出自然，这一言说就是揭示自然、澄明自然，使自然以言说涌现，以言说去蔽；同时，此在（人）也在言说中领会到自然就是涌现。此在的这一领会是对在的领会，是从原初处对在者在而不是无的觉解3。

但是，巴门尼德将赫拉克利特的“自然-真理-logos”这种架构简化为“在（是）与思维”的关系，并将真理排除在他的关系之外。柏拉图进一步从巴门尼德的这种关系中发展出理念概念。最后，亚里士多德则对前面所有概念作了综合，提出本体概念，建构起本体论。Metaphysics（形而上学）正是基于本体概念的提出而形成，追问智慧终于在亚里士多德这里成为一种学问──哲学。如果说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还保持着对自然本身的惊讶的话，那么随着哲学的出现和发展，后代人则渐渐忘记了对自然本身的追问，转而变为对存在者的追问，即对现存事物（现象）的追问。哲学的思路也渐变为通过理性（logos）去认识或发现自然的本质。原本以言说领会自然涌现的智慧路途被一种以理性去认识自然、发现自然、进而改造自然的路径所替代。不难发现，人类的“爱智”方式前后刚好相反。后一种方式最后催生出了经验科学，并随着科学的扩展侵入人类一切知识系统，从此，“爱智”成为“求真”，“智慧”成为“知识”。

我们不仅要问，“爱智”方式为何会发生转变。仔细考察后我们会发现：从柏拉图的“爱智慧”开始，智慧就已经被对象化，随后，亚里士多德的本体主义思想更加剧了爱和智慧的二元分离，虽然柏拉图的“理念”和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都还保存着原初的对自然涌现的惊讶，但他们的思想已将人类的目光引向了现实世界，人们不由自主地将追问智慧的路径设置为对现实世界的深挖，即从存在者来追问在，对世界的理解不以世界已然存在为起点，而是以世界存在之后的现象作为起点，从现象出发探究其背后的本质，并认本质为真理。现象纷繁复杂、杂乱无章，要达到对现象的认知，必然对现象进行整理和归类，将现象变成某种规则性、条理性的东西，知识体系就此形成。从此人类将世界全面概念化，以符合逻辑的言说来认知世界。

前文已有论述：自然通过言说（logos）涌现，人以言说了悟自然。但当人类面对现象予以言说的时候，logos被降身为逻辑，世界现象便被逻辑化，以便为人类所能认知。“世界是什么”、“认识是什么”等问题便逐次生出。问的方式便规定了答的走向──诸类问题皆以“是”的方式被提出，其解答的方式必也被引向“是”之路途。人类把世界言说为“是者”，自身因此亦成为“是者”。“是”使人类总以对象化、二元化的视域观察世界。一方面，“是”的方式遮蔽住自然之涌现，让我们忘记“在”，以求真替代去蔽；另一方面，“是”的方式教我们不再着眼自然之涌现，忘却人类先于哲学的领会，沉沦在世间不能自拔。这正是当下人类运思的指向。

参考文献

1 《古希腊罗马哲学》，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9页。

2 参阅《形而上学导论》，海德格尔著，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3 张志伟：《是与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05页。

作者简介

岳缠，武警警官学院人文社科系副主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