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王世贞的词学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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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论词的起源
词体的起源众说纷纭。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说“词者，乐府之变也”，王世贞将词视作乐府的变体，从二者文体的继承上来看，这种观点的可靠性和科学性实不敢苟同；若从二者文体和音乐的关系角度来考虑，词与乐府之间倒有着一脉相承的关联。此外，王世贞还从文学发展的角度来看待“词”的产生，“词兴而乐府亡矣，曲兴而词亡矣，非乐府与词之亡，其调亡也。”这一点在《曲藻》中更为具体，“三百篇亡而后有骚、赋，骚、赋难入乐而后有古乐府，古乐府不入俗而后有唐绝句为乐府，绝句少宛转而后有词，词不快北耳而后有北曲，北曲不谐南耳而后有南曲。”王世贞首先肯定了词的文体地位，而非视之为“诗余”，指出诗、词、曲的递传擅变，并非一个诗体相互取代的过程，而是每一诗体因其所赖以存在的音乐的消逝而在新的时代无复再见盛时的光彩，无法与新兴文体抗衡。
词是一种配乐演唱的诗体，应乐而生，配乐而歌。词的产生与发展与音乐分不开，与词的产生有密切关系的是唐以来逐渐兴盛的燕乐，而非与乐府相关的清商乐，二者属于不同的音乐系统。王世贞认识到音乐在词产生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却未能看到清商乐和燕乐的区别。另外，在词的起源时间上，王世贞认为词产生于隋，“昔人谓李太白菩萨蛮、忆秦娥，杨用修又传其清平乐二首，以为词祖。不知隋炀帝已有望江南词。盖六朝诸君臣，颂酒赓色，务裁艳语，默启词端，实为滥觞之始”。关于词的起源时间这里暂且不讨论，但其所依靠的根据却存在很大漏洞。首先，“望江南”并非词调名，而是一种句式长短不齐的乐府诗，和后来产生并逐渐成熟的对音乐和声律要求极为严格的词并非一事。另外，词有严格的平仄和声韵要求，而在隋炀帝时，诗歌的声律规则虽然已经出现，但是尚未成熟，更没有自觉地运用到文学创作当中。一直到盛唐初期，才出现自觉运用声律的律诗。自觉应用到词曲中则一直到晚唐，刘禹锡提出“依曲拍为句”才将词的创作和音乐及声律联系起来。从声律的角度来看，词的产生也不可能在盛唐以前。
二、论词的体性
王世贞在论词的体性上多从词的语言和风格上论述，并未从音乐的视角来展开。
古代文人皆以诗为正统，以词为“卑体”、“小道”，认为“诗庄词媚”，往往不屑为词，视之为侑酒佐欢之具。尤其到了明代，词学衰弊，词作较少，成就不高，文人不屑为词的情况尤为严重。杨慎称词为“小技”，“填词虽于文为末”。陈霆也说“词曲于道末矣”。俞彦则说“词于不朽之业最为小乘”。在对词的态度上，王世贞则显示出其高于同时代人的见识。他不反对“诗庄词媚”的分野，视婉约为正宗，但并不认为词和诗在体格上有高卑之分，“其婉娈而近情也，足以移情而夺嗜。其柔靡而近俗也，诗嘽缓而就之，而不知其下也。之诗而词，非词也。之词而诗，非诗也。”王世贞看到了词和诗的不同，指出了词在当时不受文人重视的现状，并且从风格上分析原因，“《花间》以小语致巧，世语靡也；《草堂》以丽字取妍，六朝隃也。即词号称诗余，然而诗人不为也。”“诗人不为”是因为其“婉娈而近情”、“柔靡而近俗”，会使诗人沉溺其中而不知返。也正是因为有上述的文体特征，才使得词体文学能够独立于诗文之外，“别是一家”，有其特殊的写作规范。“填词小技，尤为严紧。”
和其他传统文学体式一样，词体文学的发展也受到了明代文学观念中感性化、享乐化、世俗化倾向的巨大影响，整个词坛被一股轻绮婉约、香艳鄙俚的风气所笼罩，从而形成了崇艳尚情、以香弱为本色的词体观。王世贞从词学的历史发展的角度客观看待词体，并不否认词作香艳、柔靡的特征，如“温飞卿所作词曰金荃集，唐人词有集曰兰荃，盖皆取其香而弱也”豘，指出词体柔靡的特征；“词须宛转绵丽，浅至儇俏，挟春月秋花于闺襜内奏之。一语之艳，令人魂绝，一字之工，令人色飞，乃为贵耳。”看到词体香艳的特征，并且分析了这种风格形成的原因，“《花间》以小语致巧，世语靡也；《草堂》以丽字取妍，六朝隃也。”“盖六朝诸君臣，颂酒赓色，务裁艳语，默启词端，实为滥觞之始。”认为词在产生的过程中，受到六朝浮靡文风的影响，《花间》、《草堂》的语言、意境实出于六朝诗文。客观地讲，在花间派笼罩的晚唐五代词坛，香艳、柔靡的词风的确一直是主流，这一点现在基本已成定论，仅从“花间派”这个名字上就可以看出。中国文学的语言从魏晋六朝才开始逐渐变得精美而华丽，这为词的产生作了语言上的准备，这一点在欧阳炯的《花间集序》中就已经认识到，“自南朝之宫体，扇北里之倡风。”。王世贞的这种观点还是相当公允的。
王世贞认为香艳、柔靡是《花间》、《草堂》的风格，也不否认这是词体的特征，但并不将其作为词学的最高审美标准。他认为“诗余以婉丽流畅为美”，应该“婉转绵丽，浅至俊俏”。如其在评苏轼词有爽语时说“其词浓与淡之间”。在他看来，《花间集》风格过于温软，并且缺少完整的意境。代表作家温庭筠和韦庄的语言过于艳丽，格调节奏急促，一直到李煜，语言开始变得明快清丽，没有柔靡的缺点，词作为一种文体才开始成熟。黄庭坚的词险怪，而辛弃疾的词体格奇特且多议论，都不能称为正宗。真正符合这种风格特征的只有李煜、晏殊父子、柳永、秦观、李清照等人。
另外，王世贞还把“言情”视为词的一个重要特征，十分重视情感在词创作中的重要作用。认为词要“婉娈而近情”，优秀的词作应该能够“一语之艳，令人色飞；一字之工，令人色飞”豙。词和诗相比，更接近于人情，也就更容易感动人。
当然，视言情为词体的基本功能并非其首创，宋代晃补之关于苏轼词“短于情”的评论就曾引出一段关于“情”的公案。和王世贞同时代而略早的杨慎、周逊等人对此都有过相关的论述，杨慎在《词品》评价韩琦和范仲淹两位宋代名公的词“情致委婉”的言情特征时说：“大抵人自情中生，焉能无情？但不过甚而已。宋儒云：‘禅家有为绝欲之说者，欲之所以益炽也。道家有为忘情之说者，情之所以益荡也。圣贤但云寡欲养心，约情合中而已。’予友朱良矩尝云：‘天之风月，地之花柳，与人之歌舞，无此不成三才。’虽戏语，亦有理也。”周逊在《刻词品序》中也说“大较词人之体，多属揣摩不置，思致神遇。然率于人情之所必不免者以敷言，又必有妙才巧思以将之，然后足以尽属辞之蕴。”豜但是，杨慎所谓的“情”多指人的生存和享乐欲望的满足，没有涉及到词的体性；周逊虽认识到重情感人是词的一个重要特征，却不能结合词体的其他特征来分析原因。王世贞不仅认识到词重情的特征，并且结合词语言和风格分析词之所以能够更感人的原因。在理学思想禁锢下的明代，在“以气概属词”的元代和明初的词坛，王世贞的这种观点对于冲破理学思想的禁锢，在文学创作中抒写真是的性灵，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
三、论词的正变
关于婉约与豪放的正变之争，自宋代就开始了，引发争论的媒介自然是苏轼词。无论是陈师道在《后山诗话》中所说的“教坊雷大使之舞”，还是俞文豹《吹剑续录》载“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其讽刺之意都十分明显，谓豪放非词作本色。当然也有人对这种风格持肯定态度，如胡寅《题酒边词》称苏轼“一洗绮罗香泽之态”，王灼《碧鸡漫志》云“东坡先生以文章余事作诗，溢而作词曲，高处出神入天”。在明代，词学创作以婉约香艳为正宗。和王世贞同时代而略早的张綖在《诗余图谱》中，首次将词学分为婉约和豪放两大派，提出“词以婉约为宗”的观点。王世贞以婉约为正宗，但并不否认豪放的风格，“至于慷慨磊落，纵横豪爽，抑亦其次。”这体现出一代大家开阔的视野和审美趣味。他给予豪放词和豪放派作家“苏辛”很高的评价，认为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亦自雄壮，感慨千古”；并将苏轼的“快语”、“壮语”看作词的一种风格；虽然认为豪放之作缺少情致，但是仍对其风格进行了总结，并给予较高的评价；认为南宋曾觌、张抡等词作“志在铺张，故多雄丽”，辛弃疾的作品“意存感慨，故饶明爽”。
关于词的语言，王世贞认为它受到六朝艳丽文风的影响，以香软艳丽为主，而艳丽并非词学语言的最高境界，要达到雅，方可为贵；如不能雅，以丽字入词也是不错的选择，最忌生硬语，但并不偏废炼字，认为词作应该达到“一语之艳，令人魂绝；一字之工，令人色飞”，崇尚自然美，语言要雕琢而不留痕迹，将天然作为炼字的最高境界，对李清照等词作中的几个“瘦”字极为赞赏；认为王元泽“恨被榆钱，买断两眉长斗”，史达祖“作冷欺花，将烟困柳”，“巧而费力”；周邦彦的“晕酥砌玉”，黄庭坚的“莺嘴啄花红溜，燕尾点波绿皱”，都存在雕琢痕迹过于明显的缺点。司马才仲“燕子衔将春色去，纱窗几阵黄梅雨”之语，“有天然之美，令斗字者退舍。”他还将词从风格上分为快语、爽语、壮语；从辞藻上分为淡语、恒语、浅语；他认为有情感有韵味的语言方为词学正宗。如在评李煜词时提出“致语、情语”，评周邦彦和柳永词时说周善于描绘景物，但是缺少真挚的情感在内，所以略逊柳永一筹。另外，王世贞还注意到词学语言的音乐性，要音韵和谐。对温庭筠的“雁柱十三弦，一一春莺语”，陈无己的“弹到断肠时，春山眉黛低”评价很高，认为是“弹琴筝俊语”。
作为一代文学大家的王世贞，对词的论述并不多，但却显示出一代文宗的气度和眼界。
（作者：中原工学院教师，研究方向：唐宋文学）
注释：
王世贞.艺苑卮言.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385页.
王世贞.艺苑卮言附录一.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二十五.文渊阁四库全书.
王世贞.艺苑卮言.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385页 .
杨慎.词品.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438页
陈霆.渚山堂词话.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347页.
俞彦.爰园词话.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399页 .
王世贞.艺苑卮言.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385页.
王世贞.艺苑卮言.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第965页.
欧阳炯.花间集.李谊.花间集注释.第1页.
王世贞.艺苑卮言.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385页.
杨慎.词品.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467页，第407页.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第192页.
王灼.碧鸡漫志.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83页.
参考文献：
[1]唐圭璋编.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
[2]李谊.花间集注释.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3]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4]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