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消隐”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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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千世界，熙熙攘攘；芸芸众生，喧嚣癫狂；有缘相会，风尘过往；了无瓜葛，各自惆怅。这是一个盲从的社会，这是一个待觉醒的时代，钢铁水泥建构起的现代化城市里到处充斥着孤独、孤寂与虚拟网络里的欢愉，我们沉浸于此，并不自觉，偶尔旁顾，瞬而自踱。
有这么一群艺术家，即使在睡梦中也始终保持着警觉的神经。他们的灵魂飞舞无疆无由，但身体却受制于当下的生活现实，他们就如失去了翅膀的天使，虽有着“神谕者”的能力，却少有人理解。他们用画笔用身体去创作去表达去传达神授之意，而有时连自己都会迷失在神秘的障眼法里。
刘勃麟便是这样一位艺术家。他最初因有感觉于艺术家这一身份不被社会重视而开始了这一“城市迷彩”障眼法的艺术创作。早在2005年，刘勃麟还是大学老师，在北京某地偏安一隅，租了一处艺术区的废旧厂房作为从事艺术创作的工作室，却不曾想最早寄予艺术梦想的起飞之地转眼便成了待拆迁之地。“既然工作室没有了，那就让我自己也一起消失吧！”艺术家是感性的，怀揣梦想的刘勃麟自是不甘放弃，凭着一身锐气开始了个人艺术灵魂观念激情的抒发。
刘勃麟并不认为自己的创作属于行为艺术，而更属于摄影里的摆拍方式，因为相对行为艺术家们的沉浸享受，整个拍摄过程并无多少艺术享受，而只有从拍摄视角看起来，“消隐”行为才不会“穿帮”。
通过彩绘将自己的身体“消隐”，并非刘勃麟的首创，更早时期便有国外的艺术家利用彩绘将自己的身体融入大自然中来表达对自然的敬畏与向往。而刘勃麟将这一“行为”引申到了城市里来实施。他“消隐”在现代化大都市日新月异的变迁中，“消隐”在日常生活的繁杂与无奈中，“消隐”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文化的变异与同化中。
“消隐”本是一种逃避，而刘勃麟“消隐”身体，更突显出社会问题的存在实质。察看身边，生活超市专柜里陈列的方便面，是被大家忽视了的垃圾食品；城市街道上的“狗皮膏药”帖，映衬出“北漂”租房生活的心结与困惑；而杂乱冰冷的办公室则成为扼杀我们生活自由的案发现场。这一幕幕都表达出艺术家对日常生活衣食住行的担忧与危害的提醒。环视当下，盲目的城镇化建设，与过度的资源开发，无节制的能源利用，都将我们的生存状态推到了崩溃的边缘。放眼世界，这并非是我们国家的个别案例，而是不同的文化、制度、全人类发展都必将面临的问题。所以刘勃麟的创作视角与触角，也开始由北京、中国转向世界，从而面向当下，开始思考起属于这整个时代的问题来。
影像是一面镜子，能照出我们自己。影像需借助于当下现实来创作，而如果拍摄的仅是风花雪月，仅是陶醉自我的小情景，充其量也就是“小我”的实现，刘勃麟放眼的是一种“大我”——一种记录惊醒这个时代的社会责任感。作品无需过度言语阐释，艺术家默口不言，遵循的是心灵契约——人还在！人性还在！这是我们从刘勃麟的作品中看到的。
作品的拍摄没有什么花哨的技巧，刘勃麟自我评介说对摄影技巧掌握甚少，只要拍摄的场景选好，拍摄角度正确让涂彩后的人与背景融为一体即可。电脑后期只需简单调整亮度、对比度与饱和度。而没有技巧的艺术创作其实更难掌握，这也是考验摄影人对艺术创作更高层面的境界把握和理解，这里我们便借刘勃麟的作品来观察了解其包涵的当代性元素的作用和意义：
消解，是一种打破，打破现有的形象，是“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将计就计”；
融入，是一种归纳，创造全新的关系，是“似曾相识燕归来”的“顺水推舟”；
折射，是一种建立，由内向外的反观，是“假作真时真亦假”的“故弄玄虚”；
突显，是一种放大，由近向远的推送，是“无为有处有还无”的“声东击西”。
作者意图借此一步步升华并显现，让观者思绪如梦方醒般顿悟开来，这才实现了作品创作意图的最大化。
说到了作者意图，不能不说作品的生命力。“我的作品除了纸质媒体刊发，流通更多的地方是网络，包括在手机微博微信上都能看到，这种传播的方式符合现代艺术的特点，也赋予了作品很强的生命力。而对于作品自身来说，我所主要关注的也是这个时代下被关注的点，这赋予了作品现实主义的生命力。”
风尚不一定华丽，流行亦可厚重。我们之所以看到了这种“消隐”的流行，不外乎因其强大的生命力让我们能够看到其“存在”。
艺术家通过影像记录下一处处“没有人”的场景，“没有人”，正是“人为”的佐证。
“消隐”是一种低调的抗议和无声控诉，虽温和，亦可对迷失心灵的人制造出沉痛一“激”。
刘勃麟
1973年生于山东省；
1995年毕业于山东艺术学院美术系；
2001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
当过大学美术老师，现为职业艺术家。
《数码摄影》：这样的一次创作需要准备多长时间？
刘勃麟：根据拍摄背景的复杂情况，复杂背景一般需要三、四天的时间准备衣服上彩，简单的背景则只需要4个小时左右的准备时间，当天就能拍完。
《数码摄影》：你的作品对于摄影爱好者来说还是有点晦涩，“隐形”是要说什么？
刘勃麟：我学的是雕塑专业，但感觉在表达对现实的态度时雕塑很无力。2005年底开始这一专题的创作时刚研究生毕业，手头没有钱，所以便选择了利用身体来表达自己的态度和对现实的看法。那时我的工作室被拆掉了，当时就想没有了艺术创作的地方，自己也消失算了。最初“隐形”是出于这一考虑，后来的作品每一幅表达的意思都有所不同，但都是对当时某一社会问题或现象的回应。
《数码摄影》：有没有人对您的创作行为表示不理解？
刘勃麟：比如在超市里进行创作时，围观的人会比较多，很多现场的人可能不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但对这种艺术创作表示理解，不会干扰、不屑于我的创作。这种创作在围观者看来还是挺有趣味的，因为他们自己也见证了一个艺术创作的过程。
《数码摄影》：您把这种创作定位为行为艺术还是影像创作？为什么？
刘勃麟：有几家媒体采访我，反馈说原来大家认为行为艺术很难接受，但看了我的作品，感觉行为艺术是对当下有所思考的，是有明确态度的。我听了还是很高兴的，认为自己还是为社会做出了一点贡献，但我这不算是严格的行为艺术，而属于一种摄影的摆拍手法。因为行为艺术在实施过程中每一环节对于艺术家和观者来说都是艺术享受的过程，我的创作中艺术享受并不多，现场只能从唯一的拍摄视角去看，其他视角看都会“穿帮”，所以这种创作更属于摄影。
《数码摄影》：你的作品被认知认可，其生命力在哪里？
刘勃麟：我的作品除了纸质媒体刊发，流通更多的地方是网络，包括在手机微博微信上都能看到，这种传播的方式符合现代艺术的特点，也赋予了作品很强的生命力。而对于作品自身来说，我所主要关注的也是这个时代下被关注的点，这赋予了作品现实主义的生命力。比如说我创作的方便面那一幅，是因为一份营养调查报告，说方便面完全没有营养，对身体没有任何好处。而创作手机这张，则是有感于现在越来越多的“手机控”。任何一种材料都是双刃剑，提供便利的同时，也在消磨着我们另一方面，我把问题提出来，提醒大家。
《数码摄影》：这种创作方式是不是您的首创？为什么会选用这种方式？
刘勃麟：不是我的首创，更早我便看过一个法国机构给我寄来的画册里，有很多运用这种手法创作的艺术家。每一种艺术流派都会有很多艺术家所环绕，是否创新不是问题的关键。作为艺术家占据创新的先机当然最好，但艺术家介入当下，让艺术作品与人们有互动有思想上的沟通，这一点更重要。当一种有力量的艺术形式与生命的挣扎结合起来的时候，它更容易被观者所接受。
《数码摄影》：这种创作会持续下去？
刘勃麟：我先期是从对中国社会的反思开始的，我的出发点是作为中国人，我的根在中国，所以我关注的都是国内的社会问题，包括环境、城市化、砍伐、污染，再后来我把触角、眼界放大到全世界。
其实每一个国家，每一种文化都存在问题，全人类发展到不同阶段都会遇到种种相同的问题。我的“城市迷彩”系列作品完全可以表达这种不平衡。所以我会一直做下去，这样圆会越画越大，涵盖的问题方面也会越来越全面、具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