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将掌控农村小额信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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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高层正在研究农村金融构架，农信社、农行、农发行谁来承办小额信贷也在研究之中，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建立以农信社为主体的小额信贷组织体系应在首选之列。”９月２２日，国务院扶贫办政策法规司司长刘福合透露。

主导权争夺

１９９８年上半年，关于管理效率和金融合法性等问题的争论，引发了以国家财政资金和扶贫贴息贷款为资金来源、以农行为运作机构的政策性小额贷款扶贫项目体制上的变化。

到１９９８年６月，国家扶贫贴息贷款全部转归为农行管理，政府扶贫办开始发放农行扶贫贴息贷款。１９９８年底，央行和农行的有关人士对政府小额信贷项目进行考察调研，对政府扶贫办下设的扶贫社农行扶贫贴息贷款的合法性提出疑问，认为非金融机构不能和操作小额信贷这类实质是金融活动的业务。

１９９９年，扶贫贴息贷款又全部改由农行直接发放，政府扶贫办下设的扶贫社围绕农行与农户签订借贷合同、发放小额贷款等活动提供服务。

２０００年，农信社开始涉入小额信贷领域。在央行的大力推动下，农信社的小额信贷项目在２００２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来自央行的统计资料显示，到２００２年底，全国有３０７１０个农信社开办了此项贷款，占农信社总数的９２.６％，两种小额信贷余额共近１０００亿元，获贷农户５９８６万户；评定信用村４６８８５个，信用乡镇１７３６个。

利益冲突

“谈到小额信贷，我的心里就很悲凉、很沮丧。小额信贷与小额贷款存在本质的区别，我们应把目光更多地放在贫困地区的小额信贷上。当前，中国的小额信贷正在萎缩，而且很厉害。”国务院扶贫办政策法规司司长刘福合直言不讳地道明中国的小额信贷正处于“隆冬”。

他告诉记者，现在扶贫贷款由农行发放，农行作为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一方面进行商业化改革，另一方面大力收缩人力成本，“在中国上万人口的乡镇没有农行的分支机构已经是很正常的事情了，即使农行有愿望也不足以支持小额信贷了”。

对此，农行农业信贷处武建平处长做出了截然相反的答复：“该投放的已经投放了，真正的弱势群体要靠民政救济，扶贫办应该是做宏观政策的规划，不要研究具体项目贷款投向，金融机构要强调信贷资金自主经营。”农信社也觉得自己很冤。近３年来负责农信社小额信用贷款与联保贷款的银监会合作部马忠富处长说，农信社自身就存在资金的问题，还要拿出相当一部分存款资助“三农”，实属不易，况且财政根本就不予补贴。另外，央行的再贷款资金有限，所以央行下一步进行调整时，要考虑农信社资金来源问题。

央行货币政策司司长戴根有认为，“如果农信社自身的问题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就无法在小额信贷中扮演重要角色。”他建议，针对中低收入的小额信贷不可能完全市场化，政府应当有专门的金融机构来从事这项业务，相应的金融机构也要分摊一点。

“小额信贷要把很小额度的资金送到成千上万个贫困农户的手里，工作量很大，成本很高。商业银行要盈利，政府要让它扶贫，这是一个难以化解的矛盾。”人大金融专家赵锡军这样认为。

谁主沉浮

农行武建平对做好小额信贷业务充满了信心，“从量上来说，目前农行发放的２００多亿元小额贷款应该足以起到扶贫的作用，国内的贫困人口有９０００万，大约有１００万～２００万户（一户按４个人算），每户的投放量在１万元左右，如果这２００多亿元滚动起来就不得了。

他认为，小额信贷应当与财政投入挂钩，与信贷扶贫资金下一轮投入挂钩。将来不管谁来做业务也要按市场化模式来运作，政策性银行也要保本微利经营，关键是国家相关部门要提高管理、培养农户的能力。

可以预见，问题的解决最终还得靠农行、农信社自己。马忠富再三向记者强调，要坚持商业化运作，真正的贫困地区不是靠金融机构支持的，而是由财政部门救济。另外，小额信贷目前还没有纳入银监会的监管体系，从宏观经济政策上需要有机构来从事这项业务，但必须要有利益补偿。（摘自２００３年９月２９日《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