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者”与学术研究的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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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学术研究的自觉性之建立，不仅依赖于中国现代学者主体身份的确立，也依赖于对主体之外的“他者”的正确认识和正确对待。在当今的学术研究中，以个别个体之外的、共时的、同一领域中其他研究者的声音都可能构成“他者”，这些声音会影响个体对过程的感知、对成果的预设、对立场的取舍。以怎样的认识和态度面对这种广义的他者之声，是当代学人眼前的一个重要问题。

在讨论学术研究的自觉之前，让我们先试着回答一个问题：什么是“他者”?

如果从传统精神分析理论的角度回答，或许可以粗略地说：“他者”就是用以认知自我的客体存在。但自拉康以降，主体“镜像”以及“大他者”概念的形成使得这个问题复杂化了――某个具体的“他者”或许与主体是同源的，或许源自其他众多主体的集体想象，又或许是意识形态的某种现实存在变体。在这种复杂性面前，有必要将问题问得更直接一些：是哪个“他者”决定了中国现代学术，学者的身份构建与想象?或者，中国现代学术，学者的主体身份本就是自足的，无需某个“他者”的存在?

在我看来，中国现代学者身份及学术研究之自觉性的建立并不单单是一个“现代”的或“现代中国”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它既受到传统士人心态的影响，也受到西方近代知识分子身份构建的影响。

前现代的中国文人与学者大多同时具有另一重身份：仕宦身份，至少大多数文人学者会具有仕途之心；而在今天，很难说有哪个优秀的学者可以且愿意同时承担一个机构里的高层职位――这个判断甚至可以将大学的上层管理机构纳入进来，亦即是说，优秀的校长与优秀的学者是分属两个范畴的身份。在官学与仕途几乎脱离关系而私学大体没落的时代，仕宦心态就成为了一个时间线上久远的“他者”，这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现代学者的身份伦理与古代士人(亦时常表现为“儒者”)的同构性，其同构性的意识核心，即张横渠所谓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另一方面，西方近代知识分子的身份建构及学术自觉与自主性的确立则构成了另一个“他者”。必须承认，“知识分子”在许多情况下是比“学者”涵括范围更广的一个概念，因此它的身份伦理意义更为普泛，并且因普泛而不具有中国传统士人伦理的那种强大约束力。文艺复兴时代的书写主体自觉、德国古典主义哲学的学术独立自觉、萨义德等人的现代社会使命自觉等等都可能构成今天的学者身份及学术研究自觉的不同根源层面，尽管细究起来，它们相异之处甚多。如果必须做出概括，那么它们作为“他者”最明显的共通属性则是：知识分子的个体独立与社会承担。

然而我想说的是：这些他者都影响了中国现代学者身份与学术研究之自觉的建立，但这些并不足够。

让我们先承认这样一个事实：一个文史方向的学术研究者，他在一生当中所阅读的他者的研究文字一定远远超出自己所写下的，无论他具体从事的是哪个领域、哪个课题。

作为共时的存在，同一领域的其他研究者无疑会构成最具共振效果的声音，对个体而言，这比作为整体叙述的、决定自身身份与伦理的前史更为重要。在早期的学术训练中，这种散落的、具有各自不同属性的他者之声往往会决定想象学术的方式。于此，可以用更简单的方法表述：我们――当代的学术研究者――几乎必定会在自己的论述之前熟知他者的(也往往是“经典的”>论述方式，必定会在自己的判断中留下他者的判断痕迹，或者最坏的情况，在他者的声音之下选择自己的声音。举个简单的例子，当阅读王德威的著作《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时，我注意到，自己和身边的朋友首先抓住的是其结论，次之是其论证过程，最后才是作为材料的具体研究文本。很少有人会从王德威所讨论的小说文本出发，梳理其结论的产生过程及其合理性，但直接引用其论述及观点却正是一种时尚(另一个有趣的例子是，许多高等院校的文科研究生正是通过齐泽克这个他者的著作来了解雅克・拉康的“他者”理论，而非通过拉康本人艰涩的著作)。“时尚”有时会驱使正在建立自己根基的学者追向学术研究的前沿，但更多的时候，则是使人盲从于某些声音，而不去分辨这声音的来源。在今天，学者身份及学术研究的想象实际上在经历一种约分计算――“成为某某一样的学者”或者“做出某某一样的论述”取代了一个世纪以来的整体学术构建。

在这种语境，在这种约分的想象之下，有两种至关重要的学术自觉根源将会衰减：其一，是学术研究中自发的兴奋与好奇；其二，则是研究过程中对研究客体的关怀与投入。

如果说，学术研究(特别是文学与史学的研究)能够带给研究者以兴奋、以快乐、以满足感，那么这些感受的直接来源是什么?从学术研究最基本的构成来看，大约无外乎三者：研究的对象、研究的过程以及研究的所得。

研究的对象大多情况下都是被最早确立的，也就是说，研究者对其所处理的客体／课题的选择是首要且宏观的；因为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应该由研究的对象决定――甚至是产生或发明――研究的方法，而不是相反。但在当下基于“学术共同体”想象所带来的某种“普泛化规范”影响下，这一决定关系并不总是成立，甚至有时会出现颠倒与倒置的现象。在我看来，台湾的部分高等学院及学术机构对的隐性要求便不甚明智：期刊或会议上发表的论文大多前有总论，后有结论，结论则又要分一二三条……当然，并非所有台湾制造的论文皆是如此，这只是部分机构对学术训练所做的机械化要求；也并非只有台湾地区的会议论文有这种倾向，大陆许多高校的学术工业产物亦然。但归根结底，文学与史学研究不同于推导科学定理，结论或方法不能简单地凌驾于研究对象之上。没有对对象之关怀的研究虽然不是不可能的，也是枯燥且缺乏自发之动力的，因为研究者将遗失来自对象的兴奋、快乐与满足感。实事求是地说，人文学科很难仅有客观性，主观性因素也占据着一篇论文或一本书的核心位置。如果从客观上讲，学术研究对象的选取要来源于对对象的了解、对资料的掌握、对其重要性和研究生发可能的判断，那么，从主观上它则应当且必须来自主体／研究者的自我追问：“我”对这对象有没有、有怎样的关怀?“我”仅仅是为了完成一篇论文或得出一个结论而进行研究和书写么?“我”应当怎样处理那些压在纸面背后的心情?

当然，在回答完这些问题之后，来源于研究对象的兴奋、快乐与满足感也会发生些许变化，它们会变成期许与压力。这个时候，似乎只有研究最终的所得才能满足自我的期许，解放那压在纸背的渴望与不安。然而研究的所得，结论／判断并不会轻易地出现(除非使用“理论套对象”的办法――那实际上是用对象为理论佐证)。我相信许多文史专业的研究生都曾在论文写作中经历过类似的阶段：“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

朗。”这“复行数十步”的过程远比“豁然开朗”的瞬间要漫长，且充满了未知出口时的茫然与焦虑。然而如果精确预知了出口的所在，又会怎样呢?笔者以为，最后那种“豁然开朗”般感觉的消失――至少也是减弱――几乎是必然的，但比这更为重要的是，属于主体的发见可能性削减了。我的导师陈平原教授曾数次提及他做博士论文的经历：初始时预想到了中国现代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与西方小说之译介影响的关系，但在具体的研究操作之中，却发现了新的指向性，亦即传统叙事与现代小说之间的关系；于是，其著作《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才有了后半部分的论述，才更丰沛且更富洞见。在这个意义上，作为研究过程之一段的“复行数十步”是至关重要的，在一个学者漫长的学术生涯中，它或许要比众多的研究所得更加值得珍怀，因为正是这不断重复的、“豁然开朗”前的阶段，决定了研究所得的重量。

基于某些众所周知的原因，当代学人――特别是那些尚在高等院校中就读的青年研究者――对过程的重视似乎已不及他们的前辈了。但我并不觉得，强调成果且量化成果的现实情状仅仅应归结于学术体制的客观问题，它同样是主观学术想象的偏差产物。来源于成果，结论，判断的满足感未尝只由个体主体产生，其很可能是众多“他者”的满足感的镜像。亦即是说，某个(或某些个)他者的学术研究成果所带来的震颤与兴奋感会直接作用于主体自身，他会尝试复制那种震颤与兴奋，趋向于迅速度过“复行数十步”的阶段；当这种意图被推向较为极端的状态时，他会对作为过程的摸索积累阶段感到不耐，如同不耐于妊娠的苦痛。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对“他者”趋避与回应的学术言说模式：有意地趋避某些既有研究成果，以躲开那些严阵以待的客体，或盲目地回应前人的研究成果，以借此确立自己论述的主体。但不论这两种态度中的哪一种，都不能较为公允地回答：“我”的实践主体站在哪里，与“他者(必然会存在的他者)”声音的关系又是什么?

这是一种学术想象与学术实践之间的落差。

落差往往是由来自他者的影响焦虑及主体身份想象的部分缺失构成的。我想仅就个人经验，谈一下在阅读、思考乃至具体的学术论文写作之中都可能出现的问题。

宇文所安曾于1990年为北岛的英译诗集《The August Sleepwalker》写过一篇名为《什么是世界诗歌》的书评，虽然直至2006年才在翻译后以汉语纸质形式发表，但这篇英文文章却早就在国内引起了部分新诗研究者颇高的关注，原因可以大略归结为一点：中国新诗研究的主体性变得值得怀疑(尽管这不是第一次了)，许多人担忧地发现，现代汉语诗歌面临着成为某个巨大的、想象中的主体之“他者”的危险。面对“世界诗歌”这个命题，有些作者或学者试图建立基于“汉语性”“本土性”等概念的批评体系，有些则在忧虑之中开始对了诗人与诗歌史的重估，诸如江弱水的《伪奥登风与非中国性：重估穆旦》即是在此类重估意图的压力与刺激之下的极端表述。然而在今天看来，当初的担忧已经没有了足够的合理性――在由他者建立的研究及评价体系中，我们才是他者，我们就是他者；来自不同体系的不同话语逻辑，并不足以动摇我们观察自身的方式，相反具有差异的话语逻辑将给我们带来有益的启发和补充。

我提及这个例子，只是想说明，他者的声音会更好地使我们面对学术研究中的问题，使我们的思考方式得以扩展。前提是，同情地理解双方(他者和我们)言说的立场。

在学术实践之中，立场的差异可能会被放大，以至于成为对学术判断进行辩驳的出发点。但并不是说，学术研究及其实践不需要立场的差异。普实克对夏志清的批评不可谓不严苛，然而他们的学生一辈却不曾如何进行所谓的意气之争，因此在当初立场鲜明的争辩之后，留给后人的，更多的是两位前辈学者同样各自鲜明的特征。从这个角度来看，立场的不同或许根本没有必要(也不可能)消弭，对其不同之根源及其引发之问题的思考、理解、研究，却正可能生发出更广阔的视域。然而相比之下，许多当代的青年研究者则更喜欢在自己的研究“绪论／导言／导论”中对他者进行批驳――这几乎已经成为某种公用的学术论说手段：将研究前史中的诸多立场、倾向、判断逐一做评，以示自身的公允与公正。譬如(颇为遗憾地)史书美在《现代的诱惑》一书之导论中对王瑶先生等前辈学人的评述，就存在这种问题。当然，此处还涉及到作为读者的我们自身的对外视野与心态，并不那么简单。

在谈论了来自“他者”之差异的重要性后，来自“他者”之同质的问题就显得更为关键，因为这涉及到一个学者安身立命的重要基础：如何面对与自己观点相同或判断相同的他者之学术。我曾经提及许多人对于学术时尚的盲目，然而这并不是说，我对学术的同质化抱有全然的敌意。事实上，某个大的客体／课题在经过一代代学人的钻研探索之后，往往会趋于一个共通的大判断。此类大判断有时是其他分支判断的基础，是几乎每个人都自觉不自觉认可的――譬如“鲁迅的小说集《呐喊》是中国现代白话小说的肇始及第一部成熟之作”；而有些大判断则依赖于其他分支研究的具体材料，需要对每个分支研究对象做出推敲――譬如“鲁迅的小说集《呐喊》影响了‘五四’之后中国现代白话小说作家的创作”。这后者在某些情况下会使人感到重复的无味，因为当一个文史方向的研究者在摸索前行时，往往会发现自己找到的道路正是他人所踏出的，其沿途的风景是他人早已见过、早已论述过的。在此基础之上，认识并摆正“他者”的位置就直接关涉到自身研究的动力和可能。一个学者，一个力图有所成就的学者，必须(或几乎是必须)在其探索的初始阶段首先观察他人已经走过的路途，并且承认：自己有可能花费大量的时间走过同样的道路，甚至自己的摸索有可能最终仅仅是论证了他人道路的通畅。这并不是一种浪费，因为对有主体关怀的人而言，学术研究的价值绝不仅仅在于某种前所未有之结果的呈现。

最后，我想举一个颇值得深思的事情作结。

在日本鲁迅研究的历时进程中，可以发现某种细微的转变，似乎日本研究者对中国对鲁迅的个人感情正在不断地从学术文本中被驱除，留在文本之下的是更为“客观”却有些淡漠的心境。尾崎文昭四年前在清华大学做客座教授讲授题为“鲁迅与日本”的课程时曾说到，前一两辈日本的鲁迅研究者几乎都具有对中国、对鲁迅的特殊个人感情，且把这种感情附着在对日本的关怀之上，其研究常常在具体的论述之上缠绕弦外之音，遂显力透纸背。譬如竹内好之于中国的印象就决定了他研究的驱动力，亦即为什么中国之革命成功而日本之革命失败(在他看来日本的革命是随着国家的变质和失败而彻底失败了)――在《近代的超克》中，他借助对“鲁迅像”的书写等试图逼近的，正是这一问题。五六十年代日本左翼的变化也深刻地体现在当时和其后的鲁迅研究者那里，在诸如丸山升等日共成员身上可以看到一个时代中未被明说的精神诉求和激荡。相比之下，当今的日本中国学则显得缺少关怀；这关怀不仅是指对中国或对鲁迅的，也包括对日本自身的。三年前木山英雄因《北京苦住庵记：日中战争时代的周作人》中译本出版来北京大学参加一个规模不大的座谈，亦曾在会后闲谈时提及当代日本鲁迅研究者的状貌，即更多的学术标准化训练和更少的主体情感投入。我以为，这“更少的投入”在本质上是源于对他者和对自我更淡漠的划分(中国－日本／研究客体－研究主体)；笔者以为，这不只是属于日本汉学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