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励地下电影教父?我是无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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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身电影十年，共制作六部作品，在2011年的《观音山》之前，方励留给业界的印象是拥有一顶“地下电影教父”的帽子，还有那些投电影赔钱的倒霉故事。《观音山》一役，被外界视为方励电影事业的里程碑，除了在东京电影节上斩获奖项，在内地市场，《观音山》以8000万元的成绩，书写了内地文艺片的票房神话。但方励想表达的是，他从来不是一个对抗体制的孤独怪人，给观众做好看的电影、培养新导演是他经年的目标，今时今日终有所证明。
著名制片人，北京劳雷影视文化有限责任公司总裁。2001年开始参与制片，代表作品有《安阳婴儿》、《红颜》、《观音山》等。
通往《观音山》的路
“我做的是艺术风格的商业电影”
方励用三部电影打造了一个在市场上有所成就的导演李玉，这条通往“观音山”的道路并不好走，历经过市场失败、政策禁令，交了不少学费的方励依然坚定着他的电影方向，《观音山》被他视作是培养年轻导演的第三步棋，现在，他放心将“学生”李玉放到商业市场中摔打了。
南都娱乐：从票房数字来讲，《观音山》的成绩是在你计算内吗？
方励：没有，应该是说，对《观音山》的市场定位、策划的目标我是非常清楚，保三千万冲五千万，一年半前我就说这个话了。我给它的定义就是艺术风格的商业片，我们要给观众一些没有见过的影像，这既是艺术追求也是商业考虑，如果我仅仅要做艺术片，我没必要花这么大代价。不管是瀑布、火车、观音庙，都是为了视觉观影上的感受，这是纯商业考虑。
我也知道，它的观影反应一定是两极的，但我们的受众面很清楚，给年轻人看的，不是给老年人看的，不是做给光鲜亮丽的白领看的，是做给正在奋斗、正在青春路上正在漂泊正在迷茫的，或者刚有一点点成功但经历过了坎坷的人，给他们看的，我觉得这是现在年轻人的主流。可以说这个市场反应完全在我预期中，你知道，票房好的是哪两个地方，北京和深圳，因为这是年轻人漂泊的两个重镇。
南都娱乐：导演李玉的成长是在你的计划当中的吗？
方励：我是制片人，对年轻导演是有责任的，她的路该怎么走，我是有担子的。如果是成熟导演那我们是搭档，各负其责，如果是年轻导演，你比他年长，阅历多，作为制片人，就有义务规划他的职业生涯。特别是这样的长期搭档。李玉是我刻意培养的，我决定扶持她，她愿意跟我搭档，拿我当真正的合作伙伴，连剧本都是一起写，一起成长。
在我看来，导演必须要三步，才能走到市场上。商业电影比艺术电影难啊，没有道啊，李玉这样的年轻导演，是需要成长的，文艺片培养导演，是最容易的，她有自由度，有表达机会，容易施展，能够通过拍一两部两三部文艺片成长自己。李玉是完成了，其实到《苹果》就完成了，但因为《苹果》遭遇了一些事故，需要补一课，才有《观音山》，原则上《观音山》是为了补《苹果》没有完成的任务，同时又向市场探索。之后李玉是完全完成了年轻导演所需要走的三步棋。
南都娱乐：作为制片人，你得具体帮她解决什么问题？
方励：镜头语言，叙事的能力，演员的把控能力，现场的调动能力，工艺的熟悉。这是基本的。作为年轻导演能不能驾驭明星阵容，这是导演要完成的巨大任务。并不是说明星的谱多大，而是说他的状态不对，因为他有大量商业活动，没有档期，你怎么让他进入角色，怎么让他在破碎有限的档期内进入情绪，还能演出来，不再是一个亮丽的明星，而是活生生的人，这是重大挑战。制片人如果在项目确定的时候，不懂得这一点，你就会害死导演，直接让导演在现场哭鼻子。
南都娱乐：是否可以说，现在培养李玉迈向商业导演的必修课已经完成？
方励：拍完《观音山》以后，我就对李玉讲，你可以干大片没问题了，只不过你的摄影师需要考虑。《观音山》的拍摄制作规模是商业的，镜头语言是文艺的。演员的表演是艺术追求，故事情节是半商业半艺术的。
南都娱乐：你看好李玉今后在商业市场上的作为么？
方励：对啊，导演必须要有自己的商业地位，否则他是生存不了的，因为中国没有小众电影院，终端市场没有销售渠道，没有载体，只有大众院线，必须要做大众的电影。
阴差阳错的“地下电影教父”
“我是拒绝做地下电影的”
业界对方励的认知，可能是从他手上那些地下电影开始的，那些电影往往在海外影展上屡有收获，却无法和内地观众见面。方励制作的第一部电影《安阳婴儿》没有获得拍摄许可证，娄烨的《颐和园》也成禁片，几部戏下来，方励成了“地下电影教父”，也成了某种意义上对抗体制文化的“代言人”，而这些传说跟事实里的方励相去甚远，他说他确实支持好电影，但支持的是能走进院线让观众看得到的好电影。
南都娱乐：说说是怎么被冠上“地下电影教父”的名号的？
方励：我真的不是。第一个电影是阴差阳错，我不知道，我是无辜的。吗要违法啊！我从来没想做过地下电影。但拍都拍完了，那时候《安阳婴儿》要不要扩35mm，我都在犹豫，后期还要不要追加投资，最早导演王超跟我说拍这个电影要多少钱的时候，我还以为这么多钱就完了，弄了半天才明白只是拍摄完成，后期什么钱都没有，当时是用16mm拍的，才几十万，他也知道钱少才好忽悠我。
南都娱乐：你有地下电影的概念吗？
方励：我根本都不知道中国有电影局，也不知道拍电影需要先申请许可证，（王超也不知道？）他应该知道，他后来跟我讲，如果告诉我了，我就会不做了。所以一开始他就是蒙我的。是另一个副导演是我的牌友，他听说我投了王超电影，他就问，方哥，你那电影有拍摄许可吗？我才恍然大悟，我就去问王超，王超就承认了，但钱都扔进去了。
南都娱乐：你怎么那么容易被忽悠呢？
方励：那时候我想得很简单，认识这个作家，也觉得小伙子挺有冲劲，挺不容易，几十万能帮他把一个电影完成，那就帮他一把，纯粹是发自内心帮忙。根本没指望钱能收回来。你说我不聪明，我也很聪明，后期我也卡住不动，等他剪完我看结果，看是只做16mm还是35mm，一直到它入围戛纳的导演双周。既然都这样了，我才追加投资，比前期还要多。直接做35mm，英法字幕。就把电影完成了。
南都娱乐：那《颐和园》呢？
方励：其实，《红颜》跟《颐和园》是同期开的，由于李玉是新导演，娄烨是有经验的导演，我信任娄烨，让他跟耐安（娄烨制片人）去弄，我只是宏观控制。既然剧本也修改通过了，也有协议，那就运作了。我就全程跟了李玉这边的，从创作到后期。《颐和园》我更多是一个制片人，只是在剪辑时参与了意见，但那时候已经拍完了，已经拍成那样了，我能怎么办，就把国内公司的身份撤掉了。阴差阳错吧。如果说变成地下，我是有责任，我没有盯死，但至少这两次导演都没跟我讲实话。我也完全接受这种失败，谁让你没有控制住，谁让你没有用好人呢？那没办法啊。就活该呗。
南都娱乐：找你合作地下电影的人多吗？
方励：太多了，数都数不清，他们都以为我是热衷做地下电影。（因为前面这些事情声名在外？）哈哈，我其实是拒绝做地下电影的！
不拍赚钱的电影？
“商业电影当文艺片拍，文艺片当商业片做”
另一个对方励的误区可能在于，他制作的电影，真正赚钱的只有文艺气息十足的《观音山》一部，甚至在前期拍摄时，《观音山》也没有找到其他投资。商业浪潮滚滚而至的今天，方励对于题材的选择，很容易被人看成是“犯傻”。但方励坚称，他从来不抗拒拍商业电影，过去那些学费就当是产品研发的费用。
南都娱乐：按说王超导演跟你的第一次合作不算愉快啊，你怎么还会继续跟他合作《日日夜夜》？
方励：我是这样觉得，年轻人有情怀，使点小招，把事情做成，是可以理解的，加上《安阳婴儿》也还不错，虽然糙了一点，在国际上反响也不错，我收回了百分之七八十。第二个电影从计划上是完成了的，只是内容上没有达到我最早谈的那个感觉，当然也赔了几百万。
而且《日日夜夜》我是跟中影合作的，那时候还没有单片许可，我是注册了香港公司，那不是地下电影，虽然费了点周折，把王超解禁，剧本一开始没通过，我花了很多精力修改了剧本，审查也通过了，公映许可证也有了，是后来我没发行。一是没市场，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不满意，我认为电影拍得不好。如果对这电影我有感情，觉得拍得不错，那我可能赔就赔了也要发行。
南都娱乐：之后《红颜》也赔了？
方励：《红颜》是完全通过的，也公映，卖了音像版权，电影频道也有卖，只能说当年市场就是这个状态，又没有明星，导演也是新导演，是没有回收可能的，所以你还是赔钱，但你就当培养导演，扶持李玉上路，一步步往前。
南都娱乐：哪一部片子你赔得最多？
方励：《颐和园》，娄烨不是一个省钱的导演。
南都娱乐：一开始可能因为人脉的关系，你拍的电影可能受局限，但后来为什么依然没有赚钱的片子？
方励：2005年前，要在中国做赚钱的电影是不可能的，没有这个市场基础，所以我也没想过，是为了赚钱来做电影，要赚钱我做科技做得好好的。就是为兴趣帮朋友培养导演来做电影的。
南都娱乐：所以你从来没有跟商业对立起来过？
方励：不应该对立啊，艺术跟商业对立就是死亡，艺术永远需要市场才有生存空间。
南都娱乐：但你似乎从来没有参投做大片的意愿？
方励：因为我在做制片人，而不是投资人，我之所以花了些钱，是因为我找不到投资，就自己做了。所以我一直都在修正大家，我不是想做电影投资人，而是电影制片人。从创意开始，题材选择开始，到故事策划剧本形成，到导演选择，班底选择，我从来没拿我自己当投资人，我是学金融出身，一个市场都没有的，我拿什么投资回报啊。合作导演是名不见经传的，是不可能有市场回报的，我也是名不见经传，那你怎么办，我还有钱能够花，那我就把它做成，我是花钱做电影，而不是投资电影。
南都娱乐：跟过去相比，现在电影环境好了很多，《观音山》你也赚钱了，那你现在的兴趣点发生变化了吗？
方励：我向来都是有什么料做什么菜，我还没有发现更好的故事的时候，就要看合作伙伴是什么样的。从《苹果》开始就是全明星阵容，这已经是商业电影的考量。只不过你自动有人性思考在里头，我一直是这样的口号，做商业电影当文艺片拍，做文艺片当商业电影运作，反着做。这是我的信念。
记者手记
他还真不是为了钱
方励的另一个身份是美国劳雷工业公司总裁，做地球物理仪器开发与销售，当我形容他的故事传奇时，他说，传奇的不是我，是这个时代，“肯尼迪被刺杀的时候，我在打乒乓球，那时候他是人民公敌，古巴导弹危机时，我在街上烧美国国旗，演活报剧。二十多年后，我在肯尼迪的纪念馆悼念他……”于是我突然明白，方励对电影的选择与执着，他是真有情怀与感受想和世界分享，还真不是为了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