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北宋东京商业繁荣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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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在我国历史上处于一个特殊的时期：即处于我国封建社会承上启下的变革时期。虽然北宋建国后有辽、西夏等少数民族政权与宋朝对峙，积贫积弱成为宋政权的明显特征，但宋代的经济却始终处于上升的趋势，商品经济也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城市经济在全国经济中的比重明显增加，城市的规模日益扩大，地位日趋重要，成为我国城市发展史上的一个突出变化，特别是北宋的都城东京（今河南开封），更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经济最发达、最为繁荣的城市之一。

农业、手工业的发展，使北宋的商业也繁荣起来。北宋商业繁荣的程度超过了唐代，唐代全国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仅13处，到北宋中期，全国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已增至46处[1]，如成都、兴元（陕西汉中）、建康、杭州等都是著名的商业大都市，其中都城东京是全国政治、经济中心，也是全国最大的商业城市。东京因地处汴河和黄河的交汇处，自唐代以来就逐渐发展成为一个舟车辐辏的水陆都会，入宋后更为繁荣，有人口几百万以上。城内店铺林立，计有6000多家，街上熙熙攘攘，车马拥挤，行人不可驻足。商店彩楼相对，旌旗招展，“每一交易，动即千万，骇人闻见”[2]。

宋代商业的发展大大超过了以往历代的水平，如果说唐代是中国古代商业发展的黄金时代，则两宋商业的发展又超过了唐代，进入比较成熟和高度繁荣的阶段。究其原因，主要是定都的优势、商人的作用、官吏的作用以及前几代奠定的基础等几个方面。

一、漕运对都城的作用

北宋的都城东京位居于水陆交汇地带，尤其是地处漕运中心这一独有的优越的地理位置，是洛阳、长安无法比拟的。开封，地处黄河下游，交通便利。自隋炀帝开凿大运河，汴州位居咽喉之地，地位日显重要。至唐代，汴州已是“自江、淮达于河、洛，舟车辐辏，人庶浩繁”[3]的雄郡。尽管如此，汴梁直到五代才真正成为水陆交通的枢纽。“汴州水陆要冲……是四通八达之郊”[4]，北宋建都于此，正式利用了这些条件。

北宋时的东京，是历代都城中河流最多的城市。据《宋史・食货志》“漕运”条说：“宋都大梁，有四河以通漕运，曰汴河，曰黄河，曰惠民河，曰广济河，而汴河所漕为多”，由此可见，河流以开封为中心向外辐射，转运漕粮，供应东京。当时通过汴河输入东京的物品，其数量之多，简直到了无法计数的地步，广济河和惠民河等仅岁漕粮一项就达六十余万石，汴河“岁漕江、淮、湖、浙米数百万，及至东南之产，百物众宝，不可胜计……内外仰给焉”[5]。当时的汴河，不仅通漕运，而且可以通商运。故汴河对京师“乃建国之本”[6]。北宋统治者还在这里屯戍重兵以宿卫京师。这样，就使漕运显得更为重要，“非都四通五达之郊，则不足以养天下之兵”[7]。北宋东京内外城面积大致相当于唐长安的四分之一，但以开封府为中心的城内外居民，最低估计为100万，最高估计竟达500万[8]，供养成了第一大问题，“食以漕运为本，漕运以河渠为主”[9]。吃饭问题，残破后的长安和洛阳皆不能解决，只有凭借水道转运漕粮的开封才能胜此重任。东京水陆运输发达、联系区域广、商业繁荣、物资充足，不会发生粮食恐慌，开封的百万兵民皆恃此为生，这也是北宋东京商业发达的原因之一。

二、麇集大商人的作用

据《东京梦华录》和《清明上河图》可以看出，东京的商人满街都是，有挑着担子沿街叫卖的、有在街角搭个铺子卖茶水便饭的，而东京城里最多的便是大商人开设的酒楼茶坊。东京城里“正店七十二户”，小酒家更是数不胜数，茶坊数量之多，是随处可见的。此外，东京妓馆业也很多，歌姬、舞姬满街都是，如任店“入其门，一直主廊约百余步，南北天井两廊皆小合子。向晚，灯烛荧煌，上下相照。浓妆数百，聚于主廊嫌面上，以待酒客呼唤”[10]。

虽然说“无奸不商，无商不奸”，但是商人对社会的发展起着很大的作用，宋代商人承担了商业贸迁有无，调节余缺的责任，成为联系城乡经济，联系生产和消费的发重要结纽带。特别是这些大商人都是一些资金雄厚、消费能力很强的消费性群体，因此对东京茶坊、酒肆的繁荣和发展，乃至东京商业的繁荣和发展均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三、官吏及其附属人员的作用

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人们普遍重视经济利益，利润观念也随之萌生，社会各阶层开始热衷于经商，因此官吏也纷纷加入了经商的行列。早在西汉时期，就出现了官僚经商的现象，但只占次要地位。此后，贵族、官僚经商谋利日益增多。从北宋中期开始，“仕宦之人”，“纡朱怀金，专为商旅之业者有之，兴贩禁物、茶盐、香草之类，动以舟车，贸迁往来，日取富足”[11]。一般官员如此，大臣们也极少例外，甚至身居相位者，还“专以商贩为急务”[12]。如大臣夏竦“性贪，数商贩部中。在并州，使其仆贸易，为所侵盗，至杖杀之。积家财累巨万，自奉尤侈”[13]，据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记载夏竦甚至东京大街上还开设了“盖防御药铺”、“仇防御药铺”、“孙殿丞药铺”等，这些公开以“防御”、“殿丞”等官命名的店铺，其店主人必定具有这些官衔。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以官称命名的店铺中，以药铺为多。官员们在开设店铺经商时，为了顾及舆论，也尽量在名义上实行一些造福于社会的举措。还有不少举人在赴都城参加省试和殿试过程中，或在游历的旅途中，来回贩卖货物。如宋徽宗时，湖州六名士子，“入京师赴省试。共买纱一百匹，一仆负之”[14]。可见，宋代的官吏经商不仅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商业的繁荣，还促进了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

四、前代奠定的基础

北宋东京商业繁荣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五代时期后梁等几个王朝都定都于此。公元907年，朱温建梁，以开封为国都。此后，后晋、后汉、后周都建都于此，使得人口大量涌入，城市经济得以进一步发展。后周世宗柴荣对汴河、蔡河进行疏浚，因而使开封的航运业迅速发展起来。在此基础上，周世宗又对开封进行扩建，从而初步奠定了开封的城市规模。北宋建立以后，经过二十多年的战争，结束了五代十国分裂割据的局面，此时开封的发展又迈出了一大步，成为四方所辏，经济异常繁荣的都城。

经过历代的统治者的经营，到北宋时东京商业得到重大发展。唐及五代十国商业本身的发展，中原及南方的统一，交通运输的畅通，人身依附关系的减轻，四大发明中火药、活字印刷术、罗盘针的问世，是手工业发展的标志。

农业、手工业、采矿业、造船业的迅速恢复和发展，为商品生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及技术条件；人口的增加，城市集镇的空前发展，为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广大的消费对象和广阔的消费市场；对商人限制的放宽，使商人积累了巨额的财富；加之有些农民因土地被兼并而改行经商，也促成了宋代商业繁荣的繁荣和发展。

当然，宋代实现了中原与南方的统一、科学技术进步、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发展、人口增加、城市市场扩大、商业政策放宽等多种因素促进了包括东京在内的大小城市商业的繁荣和发展。

从商业活动的空间来看，宋代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东京城内坊市界限已经消失，商业活动深入居民区坊内，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从商业活动的时间来看，交易的时间也相应延长，甚至出现了各种商业机构通宵达旦营业的盛况。宋代东京商业繁荣的原因，首先是前代所奠定的基础为宋代商业的发展和繁荣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加之宋代经商环境的宽松及商人自身的发展，促使商业较之前代更为繁荣。

参考文献：

[1]邓广铭.邓广铭全集[M].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

[2]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2.

[3]徐松.唐两京城坊考[M].西安：三秦出版社.1985.

[4]马克思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金盈之.新编醉翁谈录・新编醉翁谈录[M].辽宁：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6]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短歌行[M].北京：中华书局.1962.

[7]沈.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8]薛居正.旧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

[9]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10]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4.

[11]李濂.汴京遗迹志[M].北京：中华书局.1999.

[12]吴松弟.辽金宋元时期・北宋东京人口[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13]杨小法.池飞飞.京杭大运河与漕运[J].中国地名,2002(01).

[14]蔡襄.蔡襄全集[M].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

[15]佚名.宋史全文[M].黑龙江：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

[16]许逸民.夷坚志[M].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

注释：

[1]邓广铭：《邓广铭全集》，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

[2]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66页。

[3]沈：《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037页。

[4]薛居正：《旧五代史》，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1020页。

[5]脱脱：《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2316页。

[6]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

[7]李濂：《汴京遗迹志》，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

[8]吴松弟：《辽金宋元时期・北宋东京人口》，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

[9]杨小法、池飞飞：《京杭大运河与漕运》，载《中国地名》2002年第1期。。

[10]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71页。

[11] 蔡襄：《蔡襄全集》，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

[12]《宋史全文》，黑龙江：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

[13]脱脱：《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

[14]许逸民：《夷坚志》，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