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生活方式的新生代农民工群内细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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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引入营销学中的AIO生活方式测量量表作为细分工具，运用SPSS软件对调研数据进行因子、聚类、频率和交叉对比分析，得出：新生代农民工内部分化为追求成功型、快乐生活型、自我矛盾型、积极奋斗型和得过且过型五类生活方式各异的群体；新生代农民工在社会学分层标准的角度下仍是一个同质的群体，处于同一阶层，其在年龄、受教育程度和收入三方面没有显著性差异；运用A（活动）、I（兴趣）和O（观点）三维评价指标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群内分层，发现其内部呈现倒金字塔状分层。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生活方式；群内细分；AIO生活方式测量量表

中图分类号：C912；F323.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409（2013）09-0110-07

一、引言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获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与此同时，农民工群体的数量也随之不断壮大，为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随着21世纪的到来，改革开放初期的农民工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取而代之的是那些“80”后、“90”后的农民工，他们开始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城市建设方面的重要力量。根据全国总工会2010年6月的《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问题研究报告》显示我国新生代农民工总数约1亿人，而我国2010年总农民工数量约23亿，这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已占到农民工数量的一半，这意味着农民工群体已经越来越趋向年轻化，新生代农民工将成为农民工群体的重要部分。

随着国家和社会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重视，越来越多的学者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进行了不同角度的研究，研究范围涉及市民化（宋虎林，2010）、权益保障（周德军，2011）、职业教育（张佳等，2011）、消费（唐有财，2009）、文化认同感（陈占江，2011）、社会身份转型（甄月桥等，2011）以及阶层良性流动（田千山，2011）等。而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内部分化的研究很少，至今学术界仍将其视为一个群体。由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已出现十多年了，该群体出生于农村，从小就受到农村生活方式的影响，但是他们又生活和工作于城市。随着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不断壮大，由于就业能力以及城市适应能力存在的差异，该群体内部应该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分化。因此本文通过营销学中市场细分AIO生活方式测量量表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进行细分，在群体细分的基础上，对不同群体生活方式的特征进行探索，以此弥补目前学术界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分化方面的不足。

二、相关概念的界定

（一）新生代农民工概念的界定

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最早始于2001年，王春光提出了“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他把它定义为年龄在25岁以下，于20世纪90年代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村流动人口[1]。韩振方于2006年提出，新生代农民工是年龄在10～25岁之间，以“三高一低（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为特征的农民工[2]。2007年，刘传江和徐建玲提出，第二代农民工为1980年后出生并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进入城市打工的农民工[3]。根据2010年全国总工会的《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问题研究报告》[4]指出：“新生的农民工是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16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

综合以上观点，社会学者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定义标准主要集中于年龄、职业和户籍，其中韩振方对新生代农民工“三高一低”的具体特征进行了归纳。四种定义划分的标准在年龄和户籍方面相似，而在职业方面有差异。相对来说，全国总工会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的定义更全面，可以涵盖前三种观点的职业特征。因此，本文采用全国总工会的新生代农民工定义：新生的农民工是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16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而且该群体具有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等新特征。

（二）社会分层的概念

戴维·波普诺认为在所有社会中，人们一生下来就面对着不平等——即缺少平等的途径以得到社会所提供的满足欲望的物品[5]。同时，李路路认为社会分层的实质是社会资源在社会中的不均等分配，即不同的社会群体或社会地位不平等的人占有那些在社会中有价值的事物，例如财富、收入、声望和教育机会等[6]。而社会各阶层平等只是一个理想状态，现实社会无法实现各阶层处处平等。因此，社会分层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任何社会都会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社会分层现象，如同地质结构一样，存在高低有序的等级层次。目前，社会分层领域中存在着两大主流理论流派，一种是马克思的阶级分层理论，根据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为一元划分标准，将整个社会划分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马克思认为生产资料是最重要的社会资源，生产资料决定了人们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和角色，同时也决定着人们的生存或生活方式[7]；二是韦伯的多元分层理论，根据财富、声望和权力三种资源将整个社会分为不同的地位等级群体，我国学者李强根据韦伯三位一体的社会阶层划分标准，认为在城市中生活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会随着职业、经济收入、权力与声望的变化形成不同的阶层分化[8]。而国内学者陆学艺等人根据社会成员对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的占有情况把社会成员分成十大阶层。根据陆学艺对当代中国社会的分层，在十个层级中，不同岗位的新生代农民工遍布了从商业服务人员到城乡无业、失业和半失业阶层的最低四个阶层[9]。由于新生代农民工成长于农村，又在城市工作，他们大多数人面临着既不想回农村，但是又很难融入城市生活的困境。该群体在城市中几乎不占有生产资料，也没有财富、声望以及权力等资源。因此，通过传统的分层标准即生产资料的占有、财富、声望和权力等已很难对该群体内部的分化情况进行准确的描述。

马克思认为“生活方式是区别阶级的重要指标，并且与生产方式紧密联系”[10]，“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11]，这表示一个人的生活方式是怎么样的，就决定着他怎么样认识这个世界，怎么样在这个世界表现自己以及他会具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和思考方式。而韦伯在《阶层、地位与权力》一书中指出：“收入水平虽然相同，但是因为进行消费选择时的特征不一样，生活方式却可能表现出不同的形式[12]，” “生活方式的高低代表着社会地位的尊卑，特定的生活方式标志着不同的社会地位”[13]。通过马克思和韦伯等学者的理论梳理，可以发现他们都将生活方式作为划分阶层的重要依据。根据Hawkins等人的研究认为对微观生活方式的测量更偏重于揭示个体对待特定事物所表现出的态度、行为和活动[14]。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有不少测量生活方式的构思被提出，包括人口统计特征、社会阶层和心理特征等[15]。而在当今西方针对生活方式研究的工具中，其主要测量工具为AIO量表[16]。生活方式是行为的模式，而行为模式又可以通过被测对象的AIO（Activities，Interests and Opinions）三维度表现。根据Michman等人（2003）对AIO三维度内涵的研究，其认为A（Activities——活动）指体育活动、工作、娱乐及兴趣活动等；I（ Interests——兴趣）是针对家务、职业、家庭、时尚和食物等的选择而言；O（Opinions——观点）即对社会事件、政治活动、教育、商务及未来展望等的看法[17]。虽然AIO量表工具的研发是基于西方价值观和生活形态而来，但AIO量表的修正使用在国内研究中被证明是可行的。徐滔借助AIO量表研究发现了上海地区大学生所具有的5个生活形态因子[18]，朱瑜参考AIO量表对“80后”内部进行不同消费特征群体的划分[19]，罗琴借用AIO量表将大学生市场细分为若干个不同生活方式的子市场[20]。随着该群体在城市中的工作、生活，群体内部必然会因为生活方式转变、城市的适应能力以及就业的差异等变化而产生分化。因此，通过引入AIO生活方式测量量表来测量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方式，以此来对该群体内部分化进行研究，更符合新生代农民工的实际情况，也更具有针对性。

三、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本文研究数据来自国家社科项目“新生代农民工生活方式研究”，调研问卷内容包括EKB消费决策行为、AIO生活方式测量量表、日常生活和个人基本信息四部分。其中EKB消费决策过程由问题认知、信息收集、方案评估、购买决策和购后反应等6个问题组成；AIO量表为5级李克特量表，该量表内容是通过广泛收集国内外成熟权威的量表和学术研究文献中的语句得到50条语句，主要涉及活动、兴趣以及观点三大维度。然后经过两名该领域专家、四名农村户籍的在校研究生和两名新生代农民工对语句进行筛选，最后确定出27条测试语句，包括11条活动类语句、7条兴趣类语句和9条观点类语句。日常生活部分包括工作、消费、娱乐休闲、未来打算以及城市融入等21个问题。个人基本信息部分包括性别、年龄、职业、收入、受教育程度等10个问题。

本次调研根据随机抽样原则，采取分层抽样的组织形式，根据行业以及性别比例进行调研，调研方式为人员面访。调研之前，通过搜集上海市2011统计年鉴，获得在上海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男女比例117：1，行业比例中制造业与服务业比例为143：1。根据前人的相关研究以及本项目的经费、调研的时间等条件，确定上海的调研样本总量为415份，制造业245份，服务业170份，男性224份，女性191份。在实际的调研过程中，调研团队共走访了上海7个区，调查了制造业和服务业共15家企业，实际发放问卷455份，回收问卷445份，获得有效问卷427份。问卷回收率978%，有效率9596%。制造业214份，服务业213份，两者比例1：1。男女比例为089：1，该比例低于预期，主要是因为在实际调研过程中服务业的调研问卷数量有所增加，而通常服务业中女性多于男性。

本文根据上海市新生代农民工调研问卷数据，首先通过运用SPSS170对生活方式AIO量表进行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得出因生活方式改变导致的新生代农民工内部分化情况。同时，本文分别将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分成三类和五类，并对它们的EKB消费决策行为、日常生活选项进行对比差异性分析，然后选择最合适表征新生代农民工内部群体分化的聚类数目。最后将类群对个人基本信息进行交叉分析，得出新生代农民工不同群体的特征描述。

四、数据分析

（一）因子分析

首先运用SPSS 170对调查问卷结果进行信度和效度分析，通过α系数的检验，得出α=0707，大于07，这说明问卷数据信度系数很高，一致性程度高，数据可靠。另外通过KMO检验和Bartlett’s球形检验方法分析问卷项目数据间的相关性，以此检验生活方式测量量表AIO的有效性。最后检验结果得出，KMO值为0717，大于07，表明各语句变量间的关系适中，球形检验的卡方值为1815698，P=0000，小于005，拒绝净相关矩阵不是单元矩阵的假设，表明总体的相关矩阵间有共同因素存在，该数据适合做进一步的因子分析。

通过对AIO量表进行因子分析，将27条语句进行方差最大化正交旋转，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数据分析，发现在因子载荷矩阵中存在一条所有因子载荷都不超过035的语句，说明该语句不合适做因子分析，需要删除该语句重新进行信度和效度分析。重新分析后得出α=0702，KMO值为0707，两个指标都大于07。同时球形检验的卡方值为1723166，P=0000，小于005，这说明剩余的26个语句变量适合进行因子分析。通过因子分析，按照特征值大于1的原则共得到8个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各个因子的载荷量的绝对值都大于04，并且8个因子的累计方差贡献率为5372%，符合新开发量表累计方差贡献率必须大于50%的要求。因此本文选取这8个因子建立因子载荷矩阵，得出旋转后的因子载荷表如表1所示，并对该8个因子特征进行了描述。

外向社交因子：该因子表现为关心外界的变化，收听、收看新闻以加强自身与外界的沟通；乐于交际，广交朋友，对于朋友组织的活动也积极参与；注重享受生活和关心健康，拥有自己的兴趣爱好，业余时间从事休闲娱乐活动，主动参与外出游玩等休闲娱乐活动，并且与家人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家庭责任因子：该因子表现为具有较强的家庭责任感，并且勇于承担社会和家庭的责任。注重家庭亲情，关心家人；具有一定的怀旧情结，会时常回忆过往的美好生活；遵循家乡的文化和传统，在外地仍然喜欢按照家乡的习俗庆祝传统节日。网络信息因子：该因子表现为喜欢在网络中表达自己的意见，乐于跟随潮流；喜欢体验网络的新技术和新应用，在需要获取信息时，首先会使用网络；同时非常看重金钱的作用，乐于追逐金钱。无聊乏味因子：该因子表现为对生活现状的不满意，时常会感觉生活枯燥乏味；过于追逐金钱，在进行工作的选择时不考虑个人兴趣，仅关心工资待遇的高低，为了金钱忽视精神和娱乐休闲方面的追求，导致工作生活单一，枯燥无趣。奋斗分享因子：该因子表现为具有追求和目标感，具备吃苦耐劳的品质，并且在奋斗的过程中乐于和其他人分享；认同成功需要付出努力的观点，在获取成功的途径上注重道德的体现；在日常娱乐休闲活动表现为喜欢学习、具有较强的上进心及分享意识。时尚新潮因子：该因子表现为追求生活的品质，乐于尝试时尚新潮的事物，生活态度很积极；具体表现在对肯德基、麦当劳等洋快餐的追逐上。认真上进因子：该因子表现为工作认真上进，重视学习和知识的作用，相信知识改变命运的观点；业余的兴趣爱好广泛，注重娱乐生活的质量；在购买物品过程中注重性价比，会货比三家，以期得到物有所值的商品。务实传统因子：该因子表现在现实生活中看重实际的结果和经验，非常尊重上级和长辈等有经验和权威的人；在现实工作生活中不拘泥于陈旧的世俗观点及约束，却又略微缺乏自信，具有一定的宿命论思想，有时会表现出消极失落情绪。

（二）对消费决策和日常生活的差异分析

通过运用SPSS170对AIO生活方式测量量表进行聚类分析，将新生代农民工聚成三类和五类，然后对两类群体进行消费决策行为、日常生活选项的交叉差异性分析，通过与标准sig差异值005的比较选出三类和五类中有显著差异的问题选项，具体见表2。

通过表2中三类和五类群体在EKB消费决策行为和日常生活27个问题不同选项中的差异比较分析发现，三类总共在24个选项中有差异性，其中有9个消费决策行为选项差异，15个日常生活选项差异；五类则在29个选项中具有差异性，其中有8个消费决策行为选项差异，21个日常生活选项差异，而且三类和五类有13个选项共同有差异。由此可见，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分成五类比分成三类在日常生活中的差异数量更多，而且五类在购买耐用品的信息搜集途径网络、购买渠道电视购物、购买满意后反应、购买方案评估、购买日用品的价格考虑、购买方案评估、工作时间、外出目的、服装消费、住房消费、网络通讯消费、业余上网活动、社交对象、贵重物品和春节礼品的花费等13个方面的差异性能够覆盖三类的差异。因此，将新生代农民工分成五类是合适的分类数目，这更能区分新生代农民工不同群体的不同特点，找出更多的群体差异性，使得该种分类方法能够较准确地表征该类群体的内部分化的实际情况以及差异性特征。

（三）聚类分析

通过上述三类、五类群体在消费决策行为和日常生活中的差异性数量分析，最后发现将新生代农民工分成五类群体更能体现该群体内部分化情况。因此，运用SPSS170软件对上述因子分析的数据进行K-Means Cluster 快速聚类分析，结合聚类效果分析，在聚类数目上选择五类。通过聚类分析的NAOVA结果显示，各因子的sig值均小于005，说明该聚类分析的结果是有意义的。聚类分析得出的五类人群在8个因子中的距离值如表3所示。根据聚类分析的结果，对五类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命名和特征描述如表3。

第一类：“追求成功型”。该类群体具备吃苦耐劳的精神，有理想、有追求，渴望成功；相信成功的获得需要艰苦的付出，故而工作努力、奋斗不止，但在追求成功的过程中坚守原则，并不会为了目标的达成而逾越道德的底线；乐于分享，故其人际关系良好；不过其思想相对保守，对于时尚新潮的事物并不过分追捧，业余休闲活动、娱乐交际活动相对较少，生活状态略显单调。总体上，其追求成功、保守克己、勤奋努力。该群体的比例为248%。

第二类：“快乐生活型”。该类新生代农民工比较务实、看重结果，尊重知识和经验，具有一定的进取精神；但相信命运，具有一定的“宿命论”观点，故而缺乏足够的勇气与魄力采取行动改变自身生活现状、追逐实现自己的梦想；不过其日常生活并不枯燥乏味，他们较易接受新鲜事物、追求时尚新潮的事物，拥有自己的生活乐趣。总体而言，他们工作、生活状态平静，自得其乐。该类群体的比例为201%。

第三类：“自我矛盾型”。该类新生代农民工传统保守，虽然身在异乡却依然遵循着家乡的风俗习惯，排斥时尚新潮的事物，兴趣爱好匮乏，业余活动也单调；对外界的变化漠不关心，也不乐于交际或者参加朋友聚会，故其生活圈很封闭；不相信命运，有追求，特别是对金钱具有强烈的追逐欲望，却很自我，忽视知识与经验的作用，也不愿为获取成功而付出太多的努力。总体上，该群体对生活没多大追求，仅对金钱极其崇拜和渴望，但又缺乏行动，目标遥不可及，处于理想和现实巨大反差的矛盾之中。该类群体的比例为11%。

第四类：“积极奋斗型”。该类新生代农民工生活态度积极，兴趣爱好广泛；时时关注外界变化，乐于接受时尚新潮的事物；擅长对外交际，积极参加朋友组织的活动；同时也认同知识能够改变命运的观点，工作认真负责，勤奋上进；总体上，他们在工作、生活中主动积极，奋斗不止，喜欢享受生活，业余活动丰富多彩。该类群体的比例为279%。

第五类：“得过且过型”。该类新生代农民工已不再重视家乡传统风俗和文化，对农村的生活已无留恋；安于现状，缺乏吃苦耐劳的精神和上进心，不愿付出努力去追求成功；交际圈小，业余活动较单调，因而生活比较枯燥。总体上，其对于生活品质无太高追求，只要日子过得去就能接受，没有意愿也不愿付出努力以获取更好的生活。该类群体的比例为162%。

五、交叉分析

为了深入分析新生代农民工五类群体间的差异性，因此对五类群体围绕个人基本信息（年龄、性别、婚姻、受教育程度、职业和收入）进行交叉分析。最后根据卡方检验的数据分别得出有显著差异和无显著差异的特征如下：

（一）五类群体间在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方面没有显著差异

通过卡方检验，发现各群体间在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和收入方面的渐进sig值分别为0573、0112、0772和0370，均大于005。因此五类群体在这四方面都没有显著差异。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男女比例接近09：1，只有在积极奋斗型的男性略多于女性；在年龄分布上，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主要由“80后”构成，比例达到69%；在受教育程度的分布上，新生代农民工以初中学历为主，约占50%，高中、中专技校比例为333%，大专及以上学历为124%，小学及其以下学历的比例很低，为42%；在每月收入分布上，1000～2000元的比例约为28%左右，2001～3000元的约占44%，3001～4000元的约占21%，4001元及以上的仅占7%左右。

根据王兴周对老一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的调查，农民工中小学及其以下学历的比例为288%；初中的占472%；高中、中专技校的占212%；而大专学历的只占27%；高中、中专及其以上学历的比例为239% [21]。将该数据与本次调查数据作对比，可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中小学及其以下学历的人数较老一代农民工大幅下降，比例仅为42%；其次，高中、中专及以上学历的人数比老一代农民工多了近一倍，因此总体上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水平比老一代农民工有大幅的提高，但是与城市居民的受教育程度相差较大；同时，有72%的新生代农民工月收入低于3000元，但2011年上海市职工平均工资为4331元/月 [22]，这说明新生代农民工收入整体水平远低于当地的平均工资水平。由于缺乏足够高的学历以及低收入，使得他们逐渐在高消费、人才竞争激烈的上海被边缘化，生活在城市的底层。

（二）五类群体间在婚姻和职业方面有显著差异

通过交叉分析和卡方检验，得出五类群体在婚姻和职业的渐进sig值分别为0002和0031，都小于005，这说明五类群体间在婚姻和职业方面有显著差异。各类群体在婚姻和职业的分布情况如表4所示，由此可以得出五类群体在婚姻和职业的特征如下：

追求成功型：该群体已婚的比例在所有群体中最高，达到547%，高于新生代农民工整体41%的已婚比例；从事基层管理和技术职业的总人数最多，达到34%，其中技术人员的比例远高于其他群体，达到274%，高于整体技术人员171%的比例；而从事制造业工人的比例最低。该群体结婚的比例最高，他们需要承担较大的家庭生活负担，为了保障家庭生活，他们会有更强烈的奋斗意愿。其次，他们职业中有较多人从事技术工作，通过对技术的掌握，为他们的奋斗打下了基础，他们更容易借助技术获得职业上的发展或者收入上的保障。

快乐生活型：该群体的年龄主要在19～23岁之间，其未婚的比例较其他群体最高，达到733%，高于整体574%的未婚比例；从事基础管理和技术职业的总人数略低于追求成功型，达到337%，其中基础管理人员的比例较其他群体最高，达到174%，高于整体124%的基础管理人员比例。该群体年龄小，绝大多数未婚，他们相对很自由，没有很大的家庭负担，但是他们当中有较多的人已经在从事技术和管理工作。他们生活压力小，职业也较普通工人更好，他们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享受生活，自得其乐。

自我矛盾型：该群体未婚的比例略高于已婚的比例，其职业分布比例与快乐生活型相近。

积极奋斗型：该群体未婚的比例略高于已婚的比例，制造业工人和服务业工人的比例都是361%，技术人员和技术人员的比例也都约为14%；其从事制造业的比例较其他群体最高，也高于整体制造业工人283%的比例，而从事服务业的比例最低。

得过且过型：该群体未婚的比例仅低于快乐生活型，达到696%；工人的比例较其他群体最高，达到798%，高于整体工人705%的比例，其中从事服务业工人的比例也高于其他群体，达到478%，高于整体服务业工人422%的比例。该群体从事服务业工人的数量接近50%，由于服务业人员与城市的生活接触更多，由于受到城市生活方式的影响，他们渐渐抛弃家乡的风俗传统。但该群体绝大多数是普通工人，他们的生活、工作相对比较枯燥，职业上也很难突破，面对现实，他们只能过着得过且过的日子。

（三）新生代农民工群内分化和分层分析

根据对社会分层理论的梳理，过往学者主要通过收入、职业、权力或者声望等指标来进行阶层划分。而本文通过对五类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在包括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和收入等个人基本信息方面进行差异性分析，得出五类群体在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方面没有差异。也就是说，根据目前主流的社会分层标准无法将新生代农民工进行细分，该群体仍然是处于同一社会阶层的整体。同时，我国社会学者主要是通过年龄和职业来定义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本文的研究表明，该群体在年龄中没差异，但是五类群体在职业中具有差异。因此本文又从职业角度出发，通过对不同职业中五类群体的分布分析得出：技术人员中主要是追求成功型，约占40%，其次是积极奋斗型（233%）、快乐生活型（192%）；基础管理人员主要是积极奋斗型（302%）和快乐生活型（283%）；而服务业工人中比例最高的为追求成功型（261%），其次是积极奋斗型（239%）、快乐生活型（20%）；制造业工人则以积极奋斗型为主，比例为355%；自我矛盾型和得过且过型在四个职业中比例都很低，尤其是自我矛盾型。从中发现：技术人员中追求成功型群体显著；基础管理人员中快乐生活型和积极奋斗型群体显著；制造业中积极奋斗型群体显著；而服务业中所有类型数量相当。虽然五类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在职业中有显著差异，但是通过职业也很难明确地区分这五类群体，只有追求成功型、快乐生活型和积极奋斗型群体有较明显的职业特征，而自我矛盾型和得过且过型无明显职业特征。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无论是通过主流社会分层标准还是我国社会学者对新生代农民工定义的标准，都无法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进行群内细分。但是本文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在消费决策行为和日常生活方面存在大量的群体差异，这些差异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内部已经在消费决策行为和日常生活两大领域中出现分化的趋势，也即是该群体内部的生活方式出现了分化。而本文从生活方式出发，利用常用的市场细分工具AIO生活方式测量量表从活动、兴趣、观点三方面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群内细分，并将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分成生活方式各异的五类群体。通过从活动、兴趣和观点三个维度来考察五类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结合上文中关于五类群体生活方式特征的描述以及聚类因子显著性特征发现（如表5）：积极奋斗型在活动、兴趣和观点三方面最为正向积极；追求成功型在活动和观点两方面也非常正向积极，而在兴趣方面非常消极负向；快乐生活型则在兴趣和观点两方面较为积极正向，而在活动方面较消极负向；得过且过型在兴趣和观点两方面较为消极负向，在活动方面极其消极负向；自我矛盾型则在兴趣和观点两方面极其消极负向，在活动方面较为消极负向。

表5五类群体在AIO三维角度下的特征

A（活动）I（兴趣）O（观点）积极奋斗型++++++追求成功型+--++快乐生活型-++得过且过型----自我矛盾型-----注：++表示积极正向程度最高，+表示较高；--表示消极负向程度最高，-表示较高

根据AIO三维度内涵的描述，A（活动）指体育活动、工作、娱乐及兴趣活动；I（兴趣）是针对家务、职业、家庭、时尚和食物等的选择而言；O（观点）即对社会事件、政治活动、教育、商务及未来展望等的看法。其中观点即观念，它用来描述人们对事物的解释、期望和评价，体现着人们的思想和价值观。观点是活动和兴趣的内在原因，活动和兴趣是观点的外在表现，因此，观点在AIO三维度中应该起到主导作用。所以本文选取观点为新生代农民工层级排序的第一评价指标，活动和兴趣为第二评价指标。然后对五类群体进行层级划分，发现其层级构成类似于倒三角形（如图1）。积极奋斗型的生活状态最好，处于最上层，其生活方式最靠近于城市的生活方式；其次是追求成功型，其价值观和工作等活动方面正向积极，但是其相对保守，业余生活单调，与城市的生活方式还存在一定距离；快乐生活型则处于中间层，其能够自得其乐；得过且过型的生活状态较差，该群体不思上进，安于现状；而自我矛盾型的生活状态最差，处于最底层。该群体比较自我，忽视权威，对金钱崇拜，但又眼高手低，缺乏付出和努力，尤其是其仍保留着家乡的传统文化，与城市的生活方式格格不入。然后根据之前对五类聚类分布的数据比例来推测整个上海市的五类新生代农民工分布比例为：积极奋斗型（30%）、追求成功型（25%）、快乐生活型（20%）、得过且过型（15%）和自我矛盾型（10%）。因此，生活状态较好的积极奋斗型、追求成功型和快乐生活型总共比例为75%，这说明新生代农民工整体是一个思想健康和生活积极的群体，当然，最底层的自我矛盾型由于价值观的缺少，很可能给所在城市引发不良社会问题，因此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内部进行良性向上流动非常必要。从分层结构下层往上层来看五类群体，可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生活方式中心的变化是从农村生活方式向城市生活方式上升。

六、结论

本文通过采用营销学中市场细分常用的AIO生活方式测量量表对新生代农民工群内细分进行研究，得出了合适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内部的分化数目，然后将不同分类群体对个人基本信息进行频率分析和交叉分析，以此来描述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个人基本信息的共性和差异性特征，最后本研究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借助营销学和心理学从生活方式和价值观视角出发，将新生代农民工分为追求成功型、快乐生活型、自我矛盾型、积极生活型和得过且过型五类群体。这五类群体在生活方式以及价值观念方面表现出较大差异，也说明新生代农民工内部在生活方式方面已经出现分化。而且通过AIO生活方式测量量表的引入，突破了传统的社会分层方法，从活动、兴趣、观点三个维度来深入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内部分化特征，从心理学角度发掘其内部的生活方式以及价值观的差异，以此探索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种种社会问题的表现特征及其深层次的动因，而且在学术上也丰富了新生代农民工和生活方式等相关理论的研究。

第二，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在社会学角度下仍是一个同质的群体，处于同一阶层。该群体在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方面没有差异，在婚姻和职业方面有显著性差异，但是通过职业只能明确区分五类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的追求成功型、快乐生活型以及积极奋斗型，也即是职业也不能全面区分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因此，根据社会学中主流的社会分层和新生代农民工定义的年龄、收入、职业、受教育程度等标准来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内部群体并未分化而形成不同的阶层。本文通过生活方式成功地将新生代农民工分成五类生活方式各异的群体，这也表明，生活方式比传统的社会分层标准更适合来细分同质性较高的群体。

第三，通过A（活动）、I（兴趣）和O（观点）三维评价指标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群内阶层划分，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内部呈现倒金字塔状分层，由上到下依次为积极奋斗型、追求成功型、快乐生活型、得过且过型和自我矛盾型。通过群内阶层划分，能够清晰地描述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自身存在的流变以及内部结构发展等情况。由此，通过基于生活方式的新生代农民工群内分化和分层的研究，可以进一步去研究该群体的消费行为、消费结构和日常生活，以此发掘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消费潜力和生活常态，这对于扩大我国内需、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和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根据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生活方式中心的变化是从农村生活方式向城市生活方式上升的发展趋势，政府应该着重培养该群体城市的生活方式，提升其素质和技能水平。根据五类群体的生活方式特征，积极奋斗型群体可以作为优先市民化的群体；对于追求成功型群体仍需搭建一些公共平台，提高该群体对城市建设和生活的参与程度；对于自我矛盾型需重点关注，积极引导，防止其因价值观缺失而导致的犯罪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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