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回归本质目标需突破资本化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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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政策和市场联合推动下出现的越来越严重的择校问题、课外辅导班问题，给中国的家庭和个人带来了越来越深远的影响

今日中国，教育市场已经成为市场潜力最大的赢利行业。而这似乎是中国教育市场化改革的一个“意外”后果。因为教育在人类历史上从来都不是商品，并不是为了出售而被创造出来的，它维系的是文明和文化本身的传承。对于教育，现代政府已经达成共识：教育属于非盈利的公共部门，教育提供的是公共产品。但是近二十年来随着我国教育领域全面开放给资本和市场；教育产业化最终确立了教育作为一种商品的基本属性。教育本身变成了商品，教育等同于商业，教育活动嵌入于资本运作之中。教育成为了资本再生产和积累资本的场所和手段。教育资本化的后果就是教育成了一种可以购买的商品，成了国民经济新的“经济增长点”。资本的力量和逻辑被引入了人民生活的腹地。

在这种教育资本化逻辑推动下，教育从公共产品逐渐转换为“虚拟商品”，先天淘汰了社会底层，加剧了社会不平等。被公认为是“消灭贫困最有效手段”的教育在中国已经逐渐沦为贫困的“固化剂”和“制造机”。

教育政策和市场联合推动下出现的越来越严重的择校问题、课外辅导班问题，也给中国的家庭和个人带来了越来越深远的影响。

一、教育资本化逻辑导致家庭教育投入日益增多

随着教育资本化进程的加剧，今天中国中小学生的教育投入已经处于白炽化状态。这场资源争夺战表面看起来很公平，资本面前人人平等，似乎只要你投入，你的孩子就有希望。这种“平等”和“希望”的幻觉把所有家庭卷入进来，从而给资本通过教育掏空中国家庭开辟了一个战场。这种中国家庭的教育投入，背后实际上是不平等的教育体制与资本合力产生的全面卷入机制。这两股力量合力将中国家庭推向了无尽的投入之门。

家长普遍的不安全感和从众心态迫使其不断寻求优质教育资源，从而强化了择校和应试教育机制。

我们的调查显示，面对当下中国的教育体制，中国大多数家长正无可奈何地忍受着“被压迫者的命运”，甘愿或不甘愿地在分数至上的指挥棒下推进着孩子的教育。为了孩子能追逐到有限的名校资源，在残酷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家长们背负了极大的压力。受访家长中有72%罹患了不同程度的“分数忧虑症”：害怕孩子成绩会落后，害怕孩子比赛拿不到一等奖，担忧孩子写作业太慢，担忧孩子总是爱玩……

在中国家长的内心深处：一方面对孩子本能的爱要求其给予孩子爱、关心和温情，为孩子提供道德和伦理方面的指导，保护孩子不受身体和感情上的伤害；另一方面，唯恐孩子“输掉战争”的恐惧让家长无法解脱，以致其无法应对“父母本能之爱”的要求。这种两难困境使处在教育优质资源争夺战中的家长们困惑、迷惘、焦虑、纠结，在备受煎熬中期待着制度的改革。

二、教育资本化赋予分数货币流通的性质

凭着好的分数上好初中、好高中、好大学，自建国以后皆然。但在资本没有渗透到教育领域之前，只有学校是生产分数的“工厂”，家庭没有“类工厂”化，而辅导班这一分数“工厂”更是无法蓬勃发展。

随着教育资本化的推进，教育成为虚拟商品，分数由此被赋予了货币流通的性质，取得了教育领域中的强权地位，教育全面异化为分数生产。与此同时，在素质教育的旗帜下，学生仅通过在学校学习无法获得进入好学校所需要的分数和证书。因为学校设立的分数生产指标不高，然而验收的时候却要求“超额量”，这个“超额量”到底超到什么地步，要看整体学生的分数生产情况。仅靠学校分数产量无法达到“超额量”的要求，家庭开始“类工厂”化，课外辅导班强势登场。

根据调查问卷我们发现，为了取得“超额量”，学生一般奔波在三个“工厂”：校办“工厂”（学校）——校外“工厂”（辅导班）——家庭“工厂”。

为了在激烈的分数竞赛中取得“超额量”，中国中小学生进入了“快教育”模式：（1）快人一步，超前学习；（2）重复训练，快速高效。正如资本家通过延长工人工作时间来生产绝对剩余价值，通过提高劳动效率来压榨相对剩余价值一样。快教育模式的本质不过是通过延长学习时间和提高学习效率让学生生产“差额”分数：

差额分数量=超额需要量-学生在学校生产的分数量

差额分数量是个变数，并且永远是个正数。因为超额需要量在父母那里是个希望值，在学校那里则是一个“优胜劣汰”的淘汰值，所以超额需要量永远大于学生在学校生产的分数。既然教育成了虚拟商品，分数成了硬通货，它就必然服从经济规律。货币发行量增大会导致货币贬值，物价上涨，引起通货膨胀。同样，人均辅导班增量，也必然会导致分数膨胀，考试难度增强。

这对大部分中小学生造成了压力。调查发现，没感受过学习压力的中小学生不超过24%，只有29.5%的受访学生经常觉得学习快乐。34%的受访学生从没有感受到或只是偶尔感受到学习快乐，18.5%的学生厌倦学习，至少69%的学生觉得自己不过是个学习机器。58%的孩子做过与学习相关的噩梦。34%的孩子经常害怕考试，77%的孩子盼望过不再有考试。至少70%的中小学生因长期学习压力情绪低落。中小学生自杀案例在全国各地逐年增多。

异化为分数生产的教育间接摧毁了学生个体人格的完整性，剥夺了学生质疑、判断和批判性思维的能力、将学生身体囚禁在分数生产线上。无论是社会还是家庭都急需将中小学生从学习异化的奴役中解放出来，从超长的劳动时间中拯救出来，解放中小学生就是解放家庭和社会。

三、突破体制的“微改变”

教育资本化最终导致教育恐慌症在中国弥漫：从没有哪一个时代的家长这么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也从没有哪一个时代，几乎所有家长都对孩子有这么高的期待。家庭的教育投入已盛世空前，学生的学习压力越来越大。

一批有条件的家长选择“走为上”——送孩子出国读书。《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留学发展报告》显示，自2008年开始，我国出国留学人数保持在20%左右的年增长速度，2011年达到史上最大规模，人数达33.97万人。目前中国出国留学人数已占全球总数的14%，位居世界第一。有九成的留学生出国依靠自费，大众化、低龄化成为中国留学生的突出特点。也有一些家庭开始探寻“自我救赎”之路。北京、上海、广东等地近年来出现越来越多的学生家庭教育案例：“采用美国家庭教育体系，对接美国高等教育”、“回归传统，读四书五经”……

杨东平教授在谈到这种现象时说：“近年来我国教育生活中正在出现的一个新变化是超越单纯批判、抱怨、等待的状态，走向个人力所难及的‘微改变’，‘行动改变生存’正在成为一种公众选择。他们或者用脚投票，逃离应试教育，或者‘在家上学’，自行举办教育，基层政府和学校自下而上的改革探索，基于网络的社会化和个性化学习实践，都在丰富我们对教育变革的动力机制的认知。”

如果我们把家长们“用脚投票”，逃离应试教育的举动看成一种对教育改革的呼声，那么这种意义上的“微改变”将在何种程度上倒逼改革，值得教育界深思。

实际上，无论何种对现有应试教育状况的逃离，都源于学生和家长们对自身教育处境的担忧。

根据我们的调查，当前中国式的在家上学具有双重特征：一面渴望“回归教育真道”——培养完善的人；一面探寻在应试教育中“出奇制胜”——最高效培养成功者。将学校的教室、家庭的教室、辅导班的教室结合，营造一间“个性化的教室”，目标是让孩子快乐高效地学习。既保持孩子的潜力和灵活性，又能迅速在当前教育体制中获胜，是目前国内在家上学的主流模式，然而这种在最高效培养精英的动力下的转变从根本上说并不是对教育本质目标的回归，而是家长教育功利化目标下的一种战略和博弈。

中国教育的悲剧就本质而言根源在于每个家长都想自己孩子赢，认同了教育功利化的目标，而背离了教育的根本目的。197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1-131号决议《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指出：现代世界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一致的，这些目的就是：（1）走向科学的人道主义；（2）培养创造性；（3）培养承担社会义务的态度；（4）培养完善的人。要使我国的教育真实回归其本质目标需要从两个方面取得突破：一是突破国家功利化的教育目标；二是突破家庭功利化的教育目标。

面对资本的幽灵与教育的恐慌，中国家长不应被动等待教育体制的改变，而应用“行动改变生存”。即使在国家功利化的教育目标下，只要家长愿意放弃他们的自私自利，认识到“教育不仅仅是为了自己孩子的一份好前途”，认识到“教育的目的是全人类的幸福”，中国的教育才会出现新的方向。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