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夏红:我是一名法律人的旁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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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不见人的流动！”陈夏红告诉《方圆》记者，“我们的法史教育，更多的是一种面目狰狞的教科书体系，动辄‘出法入礼’、‘民刑合一’之类让人找不着北的鸿篇高论。
2006年的《百年中国法律人剪影》、2010年的《沉浮与枯荣：八十自述》、2011年的《政法往事：你可能不知道的人与事》，到2013年的《出没风波里：江平和他的时代》，八年来，“陈夏红”这个名字渐渐与中国法律人这个群体捆绑到了一起。通过陈夏红的描述，很多人开始关注中国法律人的职业及命运，就连陈夏红两本书中的主人公、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江平也在《出没风波里：江平和他的时代》新书会上说：“（陈夏红）开启了我们国家对于法学界历史人物的研究。”
于是，开始有人问陈夏红，为什么要写这些法律人？研究这些法学界历史人物会对中国法治提供什么有益因素？当一个“法学家学家”的意义何在？
“为什么一定要有‘意义’？”陈夏红反问持同样疑虑的《方圆》记者，“我不太喜欢‘文以载道’，我只是一名法律人的旁观者。”
“用一个老套的说法，就像问爬山者为什么要爬一座又一座山，他会玄妙而富有哲理地告诉你：因为山在那边。我的答案与此类似，因为法律人在往事中，因为政法往事在那边。”
法史需要鲜活的人物
“用不着宣扬他们的成就，用不着复述他们的遭遇，用不着指出谁是罪魁。没有什么好说，只有哭一场。”这是2003年《南方周末》一篇题目为《被遗忘三十年的法律精英》的报道中的一句话，陈夏红至今记忆犹新。他说，正是这篇报道，为正在中国政法大学读大三的他提供了研究和写作的思路：对啊，还有这样一批百年来为中国法治做出过贡献的法律人值得研究和书写，他当时想。
那时，22岁的陈夏红正好是中国政法大学校报记者团的成员，并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实习。在这前后，他亦为《法制日报》的法治人物版写一些稿子。其时又逢BBS论坛兴盛，陈夏红在法学时评网做版主，他心里一直憧憬着毕业以后做一名记者。
各种采访机会，让陈夏红有机会接触了王名扬、郭道晖、江平等法学界的知名人物。虽然前前后后采访了几个“以前做梦都想不到会面对面采访的学界名流”，但陈夏红找的选题、发的作品仍比较片面，成不了气候，直到他看了《南方周末》的那篇报道后，为法律人写传这个想法才真正成型。
大学时代，陈夏红本身对历史一直是很感兴趣的，他认为目前教科书上的法律史，无外乎制度史和思想史。他特别不喜欢。因为从这里面只能看到已成体系的制度、抽象的思想，却没有鲜活的人物。
“根本不见人的流动！”陈夏红告诉《方圆》记者，“我们的法史教育，更多的是一种面目狰狞的教科书体系，动辄‘出法入礼’、‘民刑合一’之类让人找不着北的鸿篇高论。就我个人的研究而言，还是希望让法史更加具体一点、有趣一点。”
有一段时间，陈夏红读了清华大学新闻系教授李希光的一本书《找故事的艺术》，对李希光提出的新闻采访就是“找故事的艺术”之说，颇为认同。此后，陈夏红开始越来越多地沉浸到法律人的世界中去，他关注江平、钱端升、吴经熊等人，并有意识地搜集资料。他准备在研究中国法律人的这个领域里大干一场。
2004年8月，陈夏红在电脑里建了一个名为“江平传记”的文件夹，下载了当时网上能找到的所有关于江平的资料。“那时候关于江平老师的报道就已经很多了。”陈夏红说。
为江平写传的准备工作没做多久，陈夏红大学毕业。他选择去《人民铁道》报社供职，继续做一名记者。工作期间，他看了一本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杨兆龙法学文集》，阅读了《文集》的前言和后记，陈夏红又对杨兆龙的研究充满兴趣。于是，每逢周末，陈夏红就以铁路职工之便免费坐火车去上海，多次采访致力于收集杨兆龙资料的陆锦碧（杨兆龙的女婿）及杨黎明（杨兆龙的女儿）夫妇。
“最后为什么却没有写下去？是因为杨兆龙有一部分非常宝贵的档案资料在上海市公安局，我无论如何也接触不到。我要写一个人物的传记，每个事实就需要多方面资料印证，倘若我知道有某些材料存在而我又没看到，是绝对不敢下笔的。”
后来，因个人机遇和对新闻管制的无奈，陈夏红放弃他的记者梦。2005年，陈夏红回到中国政法大学工作。这时候，他将研究的重点放在了钱端升身上。通过收集资料、采访调查，他试图做出一个钱端升的长篇年谱，大概写了十几万字左右，期间又写了一些零零碎碎的小文章，可最后因为要撰写硕士论文加上考博，写钱端升传记的工作就又停顿下来。
直到2006年，陈夏红方以厚积薄发之势推出《百年中国法律人剪影》一书，时任吉林大学特聘教授的邓正来先生为此书作序，认为这是“应当引起当下学界重视的智性努力之一”。
网友“鸿雁北飞”在读书笔记中写到：“书中所展现的前辈学者的人生阅历、治学处事精神及对法的精深无不令人感动，并足以让后世学人汗颜终身。”
为江平作传
机会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2009年，为江平写传的时机终于来临。那年春天，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赵旭东的学生吴未央找到了陈夏红，想让其推荐几位写人物传记的高手。陈夏红推荐了几个名字。
但没过多久，吴未央又联系到陈夏红，说提这次是为江平写传，之前推荐的人选都没有法学背景，恐怕难以胜任。吴便询问陈夏红本人有没有兴趣。对此千载难逢的良机，陈夏红自然不会拒绝。最后，这项任务落在了陈夏红的头上。
算起来，江平还是陈夏红采访生涯中的第一位采访对象。最初的那次采访，用陈夏红自己的话来说，“注定是一场异常艰难的旅程”。
说是“旅程”一点也不夸张，2002年的北京，交通还没有如今这么发达，陈夏红从中国政法大学昌平校区坐345支线到北太平庄，再转725路公交车，去江平在丰台区的家里。
“来回的路上就花了差不多六个小时，而在他家待的时间，还不到一个小时。”陈夏红回忆，时间短是因为没话说。因为毫无经验可言，问的问题都是别人已经问过百遍的老话题，再加上陈夏红普通话不好，又十分紧张，导致口齿不清，气氛有时候会很尴尬。江平不时地问陈夏红：“你到底想了解什么呢？”而陈夏红自己原先准备的那一系列的问题，被江平一个回答全部涵盖，他已经不知道接下来要问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