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一个最包容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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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是―个惹人争议的城市。
争议并非洪水猛兽，往往有提神醒脑之效，它给城市带来观念上的撞击，带来活力和动力。北京、上海也惹人争议，有人看不惯北京居高临下的文化优越感，有人看不惯上海大模大样地把别人锅里的饭都舀到自己碗里，且不管这些看法有无道理，但显然都是出于对北京、上海艳羡的心理，不像对广州的争议，到现在还在争它有没有文化，吃东西的习俗是不是很野蛮，广州人说的是不是“鸟语”，是不是排外等等，翻来覆去，还是两千年前汉武帝时代的话题。
其实，广州从来不是一个排外的城市，从南越国到现在，它一直是个包容度极高的城市，在全国没有一个地方能与之相比。历史上，广州一直为北方逃避战乱的百姓、流放戍边的罪犯、失宠被贬的官员提供安身立命之所。从广府、潮州、客家三大族群的族谱中，我们都能找到一些“太丘世泽、颍水家声”之类的渊源。
仿佛那些浪迹天涯的人，一踏上广州这片神奇土地，也忽然萌生起落地生根、开枝散叶的念头，而不想再流浪了。任嚣、赵佗都是从北方来了就不想走的；广州十三行行商中，有10家祖籍福建，他们的祖上在来广州之前，也不过是碌碌庸流，但一到广州，便如飞龙在天，鱼跃大海，成就了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试问有谁听过伍秉鉴、潘振承、吴天垣、谢有仁，或任何―个十三行富商抱怨广州人排外的?
改革开放以来，广州又为无数怀着美好梦想南下创业与谋生的人，提供了天高任鸟飞的平台。以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来说，北京、上海、广州的外来人口，分别为282万、319万、318万，占城市总人口的比例分别为20．0％、19．4％和30．0％。广州外来人口的比例最高，说广州排外，它排谁了?
按一般逻辑来说，―个严重排外的地方，应该没什么外来人口，即使有也难以进入主流社会，但看看今日的广州，在主流社会中发挥着积极作用的外地人还少吗?奇怪的是，愈是城门大开、五方杂处的城市，愈容易招来排外的非议；外来人口愈少的地方，反而愈没人骂它排外。搬个小板凳往家门口一坐，三街六巷全是俺乡里乡亲的，啥子叫排外哟!没听说过!
其实，广州人并不排斥外地人，川菜、湘菜、鲁菜、粤菜、泰国菜、葡国菜，在这个城市都能各随所好，一荣俱荣，有钱齐齐；客家人、潮汕人、广府人、北方人要和睦相处，也不是什么难事，只要互相尊重，平等相处就行了。南越王赵佗是河北人，但他尊重岭南本土文化，推行“百越和集”和“变服从俗”的政策，广东人便尊他为岭南的人文始祖。这叫你敬人一尺，人敬你一丈。
千万不要以为只有自己才是上国衣冠，文化使者，别人都是蛮貊鸟语。广州公交用粤语报站，你就说是歧视外地人；广州媒体把贝克汉姆译成碧咸，你又说这是对北方文化缺乏包容。样样都看不顺眼，到底是广州人排外呢?还是某些不了解广州的人在“排穗”、“排粤”呢?须知世界是多元的，文化也是多元的，大家都有保持自己方言和生活习俗的权利。如果一味以蛮横的方式扰乱别人的生活，硬是把自己的生活方式强加于人，谁不接受谁就是排外，也未免太霸道了吧?
恩怨分明的广州人
以往人们在谈论十三行时，往往只说它如何崛起，如何昌盛，却很少谈论它是怎么消失的，或者只是含糊地用一句“毁于鸦片战争的炮火”轻轻带过。其实十三行是广州人自己放火烧掉的。
广州人有一种恩怨分明、宁折不弯的性格。在全国城市中，广州与海外通商时间最长，如果广州人排外，就不会有十三行了，就不会成为“金山珠海，天子南库”了。我们看看近代史，不难发现一个奇怪的事实，鸦片战争前，广州对来做正常贸易的外商，不管他是欧洲人、波斯人，还是南洋人，大门都是敞开的，所以才会出现“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的盛况。美国商人亨特在《广州番鬼录》中也承认，由于在广州做生意很便利和广州人“众所周知的诚实”，让外商“形成一种对人身和财产的绝对安全感”。
但鸦片战争后，广州人突然收起了友好的姿态，来了个180度大转变，站到了抵抗外国侵略的最前沿，不仅一把火烧了十三行，而且还发起了长达20年的反洋人入城斗争，万众一心，牢不可破，决不让洋人再踏进广州一步。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强烈的反差?难道这些反入城的广州人，不是当初在珠江岸边热情招待洋商的广州人了吗?
城还是那座城，人也还是那些人，变了的是洋人，不是广州人。这时的洋人，已非当初坐着哥德堡号来做买卖的茶叶商、瓷器商、丝绸商了，他们带来了鸦片，带来了掠夺和欺凌，带来了战争。这一切侵略恶行，已为天下人所共知，这里亦无须再一一赘述了。因此，不是广州人不想赚钱了，不是他们灵活的生意头脑突然不灵了，也不是他们忽然盲目排外了，而是广州人就是这么“硬颈”(犟)，宁愿一拍两散，不做生意了，也不让你奸计得逞。洋人百般无奈，只好纷纷改到上海做生意，上海才有机会取代广州成为中国第一大商埠。
广州人的举止看上去好像很蠢，竟然自砸饭碗，把这么好的贸易基础毁了，把这么大一座金矿拱手让给上海。但是，如果他们为了继续做生意，就忍气吞声让洋人进城，就不叫广州人了。他们守护家园、捍卫民族、国家、文化命脉的决心，就是如此坚强，如此不惜代价。有些当代学者，批评当年广州的反入城斗争是盲目排外。依我所见，决不是一句“盲目”可以概括得了的。它是当时具体的政治、社会背景、文化背景和广州人性格碰在一起，所发生的必然反应，不能仅以今天的纯法理观点去评判功过。否则，连废除不平等条约，恐怕也会因缺乏法律依据，而成为“盲目排外”的证据了。
今天，广州人既没有、也不会盲目排斥外地人，最近有人提议限制“低素质人群”进广州，结果引起轩然大波，人人群起而攻之。其实，大量贫穷人口涌来广州，最该受到舆论谴责的是输出大量贫穷人口的地区政府，他们不好好解决老百姓的生计问题，却把责任转嫁给别人，但现在没有谁去批评他们，反而纷纷责备广州为什么不能接纳更多的外来人口。须知一个城市的容量是有限度的，资源也是有限度的，如果超载了，会引起灾难性的后果。这与道德无关，与良心无关。广州治安恶化，恰恰证明它已经出现超载问题了，资源的短缺，最后必然会引起暴力争夺。
凡是来正当创业、打工的，广州无条件欢迎。广州人所痛恨的是那些来打家劫舍、偷讹拐骗、作奸犯科，破坏他们正常生活秩序、破坏他们家园的害群之马。你和老百姓空谈什么社会学
的公平理论没有用，他们所见所闻，在广州犯案的不法分子，八成是外来人员，这是一个铁板钉钉、无法否认的事实。再好客的人，也不可能要求他欢迎强盗吧?
人们习惯于一说外来人员就是“弱势群体”，但如果没有制度的保护，广州人也强势不到哪去。几年前，有几个广州人敢在火车站流连?每当我看见那些被飞车抢夺后，坐在马路边无助痛哭的广州市民时，我就会想：这些就是所谓的“强势群体”了吗?
说到底，“排外”问题的根子，并不在普通广州人那儿，而在于制度。一个城市能否让人安居乐业，有没有一个和谐的环境，归根结底是一个制度问题。有了完善的城市管理制度，人们自然可以各安其位，各尽其责，各得其所。与其一味责备广州人排外，不如多想想怎么改善我们的管理制度吧。
广州人为什么不崇洋?
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广州是全国接触外洋最早、通商时间最长的地方，但广州人所向往的生活方式，却始终是西关老街老巷里简单、朴实的市井生活，十里洋场的奢靡并不曾令他们心动。从沙面在广州人心目中的地位，就可以清楚看出这种特点。
沙面是当年洋人在广州的租界，至今还保存着不少美伦美奂的欧洲风格建筑，但广州人对沙面却完全没有上海人对租界那种迷恋、倾慕之情。当初上海、汉口、天津的租界建起来后，种种建设都比华界先进，商业也比华界繁荣，人们大都喜欢往租界里挤，惟独在广州，是华界比租界繁荣的，沙面冷冷清清，既没有什么大的商业，也没有几间高级的酒楼食肆，到了晚上，华界这边的十三行、长堤、西堤，灯火通明，一片兴旺，反衬出租界里的漆黑衰败。
1930年代有几位旅游者，到广州转了一圈，深有感触地写道：“沙面租界里冷落得与华界的弄堂差不多，大的商店找不出，繁华的市场看不到，到夜晚黑丛丛地简直不知道是个什么鬼地方，反观我们这面的华界里，电灯照得如白昼一样的亮，大商店一幢幢地排立着，那气象真能压倒外国人的一切恶气焰。这也可算得广州的一桩怪事情。”
他们感叹：“目前香港和澳门都被外人据守着，无异是大门口的监视哨，换别个地方，就不知外人的势力已经有多大，在广州不但外人的势力极微薄，甚且在广东人的坚毅勇为中竟至一筹莫展。无怪外人一说到广东人就头痛，广州人一提到外国人就拍起胸膛说：“怕米耶(什么)?外国人咬我?”(见杨天石等《西南旅行杂写》)文章写得很生动，广州人的性格与气魄，跃然纸上。
广州人不会因为自己拿刀叉的姿势不对而冒汗，不会因为没有一两件世界名牌时装就不敢见人，也不会因为洋人不喜欢“龙”，就急急忙忙想把龙的形象改为熊猫。但这并不是说广州人闭关自守，他们比别人更清楚西方文明的先进性，也比别人更乐于向西方学习，当年华界的繁荣，正反映着广州人向西方文明学习的结果。西堤、长堤不少充满欧洲风格的宏伟建筑，都是广东人自己设计的；大商店里也有琳琅满目的“来佬货”。对西方文明，他们更多是取“拿来主义”，而不是顶礼膜拜。
广州人的这种心态，与上海人是完全不同的。上海旧租界到今天仍是小资们趋之若鹜的圣地；那些出生于1980年代的年轻人，仍不断地在想象中重塑着1930年代纸醉金迷的生活。
尽管随着城市的大规模改造，广州老城区日渐消失，广州人传统的生活方式，也在被迫改变着。但那种源远流长的文化精神，我相信还会继续传承下去的。
方言才是我们的母语
方言就像一条敏感的神经．有时一碰就会全身抽搐。我们到底该不该保护方言?方言与普通话是什么关系?我们的母语是方言，还是普通话?这些问题，常常让人一触即跳，一跳即吵。
我是力挺普通话的，但也力挺方言。推广普通话是一项国策，作为一个国家，必须要有一种能够通行全国的语言，使不同的方言地区，能够互相沟通。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并不等于方言可以不要了，方言与普通话，完全可以并存不悖。如今懂几门语言的人多得很，我不明白那些认为保护方言就会阻碍推广普通话的人，为什么觉得掌握两种口语是那么困难的事情。为什么我们的教育，宁愿让孩子们去学别人的母语一英语，而对自己的母语却视如秕糠?
什么是母语?按《汉语词典》的解释：一个人最初学会的一种语言，就是母语，当然也包括方言。广州人最初学会的语言是粤语，粤语就是他的母语。方言是宗族血脉传承的一个象征，就像每个人的出生证一样!
有位北方朋友很诚恳地问，我来到广州生活，很想了解广州文化，但我不懂粤语，你们为什么不能讲普通话，让我能够和你们沟通呢?我也很诚恳地建议他，如果你来广州只是旅游，逛街购物，说普通话足矣，广州人一般都能听能说普通话，你不嫌他们发音不太准就行了，但如果你真想在广州生活，深入了解广州文化，那还是学学粤语吧，因为方言承载着每个地方的文化历史，你不懂方言，就不可能体验得到真正原汁原味的地方文化。
早在十三行时代，洋人为了和广东人做生意，就知道要拼命学习粤语，由外国传教士编的《广东土话字汇》，在洋商中大受欢迎；广州人为了和洋人做生意，也努力学习外语，最初他们发明了“广东葡语”，和葡萄牙商人打交道；后来又发明了“广东英语”，和英国商人打交道。大名鼎鼎的上海“洋泾浜英语”，其实就是广州人发明的。可见广州人很实际，只要对“韫食”有帮助，从不排斥母语以外的语言。
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者，汇聚了天南地北的创业者。普通话在广州的普及率，比之前一百年都要高。根本无须担心广州人会排斥普通话，值得担心的，倒是如果我们把不同的语言对立起来，那么，弱势方言的消亡，也就是早晚的事情了。粤语有这样的危险，那些比粤语更弱的方言，同样有被粤语吃掉的危险。每一种方言，都是人类成长的历史记录，是一座民族文化的宝库。方言的消亡，岂止是一种工具的消亡，还是一种文化的消亡。
广州文化是靠“”长大的
许多广州人为了保护自己的母语，都热心为粤语“正本清源”，以确立最正宗的粤语。“昨天”在粤语中究竟是“沉日”还是“琴日”?“你”应该读“尼”还是“理”?“我”应该读“饿”还是“哦”?这一类微小的差异，也往往争得不亦乐乎。
能够正本清源固然是好事，但如果已经约定俗成，难以改变了，亦无须痛心疾首。粤语的“懒音”，也是受其他语言的影响而发生的变化。语言的互相渗透，是不可避免之事。所谓的正宗粤语，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是慢慢演变而成的。就算粤语源于当年秦军所说的关中汉语，但关中汉语又源于哪里呢?它就一定正宗了吗?广东方言千变万化，五里异音，十里各调，本来就是它的特点。
有人问我，岭南文化与西北文化有什么区别?打个简单的比喻，西北文化就像一株小树苗，长成参天大树，是靠自身细胞不断分裂、不断发育壮大起来的；而岭南文化则是滚雪球式的，靠吸收四面八方的东西，愈滚愈大。
沿海文化都有“滚雪球”的特点，上海文化也是融会各种外来文化而成的，但不同的是，它的“兼容并包”带有鲜明的选择性，它看得起的东西就兼收并蓄，看不起的东西就拒之千里。对北方的优越文化，上海是心怀敬畏的；对西方的繁荣发达，也是倾心羡慕的，因此，对这些它会虚怀乐取，但换了是“苏北文化”，它大概就会嗤之以鼻，一句“伊是江北人”，便坚决划清界线了。
广州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把一切在“滚动”过程中碰上的东西统统“藕”过来，不管它来自何方，是好是丑，鸿儒硕学也罢，贩夫走卒也罢，秦月汉关也罢，欧风美雨也罢，一律来者不拒，大小通杀，是典型的“菠萝鸡一一靠藕”。藕并非坏事，广纳百川，优势杂交，取彼之长，为我所用。藕过来以后，马上与原有的东西发生化学反应，变成了自己的新东西。
所以，对西北文化的发展，我们通常是可以预期的，正如从树苗可以预期它长大以后的形态。但对广州文化则是难以预期的，因为它不断从外面吸收新东西进来。广州文化的这种特性，决定了它永远是动态的、变化着的，充满了新鲜活泼的生命力。
广州肚大能容，广州有容乃大。